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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厌恶进步，那些标榜自己为“进步人士”的知识分子尤其厌恶进步。这并不是说他们讨厌进步所带来的成果，例如：大多数专家、批评家以及思想传统的读者都在使用电脑，而不再用羽毛笔和墨水瓶；他们更愿意在手术时接受麻醉，而非直接动刀。真正让喋喋不休的知识分子感到不快的，是进步的理念，也就是启蒙运动认为通过理解世界可以改善人类处境的理念。
他们发明了一系列贬义词来表达鄙视。如果你认为知识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那就陷入了“盲目迷信”或“准宗教信仰”，相信社会将永远前进，实现“不可避免的进步”，而这只不过是一个“神话”，一个“过时的迷信”和“虚假的希望”。你也因此沦为美国庸俗的“没有不可能主义”的鼓吹者，成为政治宣教、硅谷精神和商业主义的无脑拥趸。你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辉格党”“乐天派”或者少女“波丽安娜”（Pollyanna）
，就像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
Candide
）中的哲学家邦葛罗斯（Pangloss）一样，认为“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完美的世界”。
然而，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邦葛罗斯教授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现代的乐观主义者相信，明天的世界将会比今天美好得多。伏尔泰的讽刺对象其实不是启蒙主义的进步理念，恰恰相反，他讽刺的是进步的对立面，也就是宗教对苦难的合理化，也称“神义论”。根据这种理论，上帝别无选择，只能听凭瘟疫和屠杀存在，因为没有瘟疫和屠杀的世界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些冷嘲热讽的贬义词外，世界将越变越好的观点在知识阶层中也早已过时。在《文明衰落论》一书中，阿瑟·赫尔曼所列举的末日预言者都是人文学科教科书中的明星大腕，例如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萨特、法农、福柯、萨义德、韦斯特，以及一批生态悲观主义者。 [1] 在对20世纪末的知识界进行全面考察后，赫尔曼对人文主义的“有力倡导者”（也就是相信“由于人在社会中产生了冲突和问题，他们也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的人）的全面衰退深感惋惜。在《进步观的历史》（ 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一书中，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也指出：“对于西方世界发展进步的怀疑论，在19世纪还仅影响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然而在20世纪后20年里却如野火蔓延，不仅影响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波及了数以百万的西方人。” [2]
的确，不仅是那些以学问谋生的人认为世界坐上了一辆通往地狱的手推车，即便是普通人，当他们切换到“推理”模式时，也会持相同的观点。心理学家早已发现，人们往往通过玫瑰色的眼镜来看待自己的生活，认为自己会比一般人更为幸运，免受离婚、失业、意外事故、疾病和犯罪之苦。但如果把问题从个人生活转到周遭社会，他们就从少女“波丽安娜”变成小驴“屹耳”（Eeyore）
。
公众舆论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乐观的豁裂”。 [3] 近20年里，无论经济是繁荣还是萧条，大多数欧洲人在接受民意调查时都认为自己来年的收入会比本年更好，但同时大多数人又认为本国的经济形势会出现滑坡。 [4] 绝大多数英国人都表示移民、早孕、垃圾泛滥、失业、犯罪、故意破坏以及毒品是英国社会的普遍问题，但很少有人认为他们当地存在这些问题。 [5] 环境质量也一样，多数人都相信自己当地的环境质量要优于本国的环境质量，而本国的环境质量又优于世界平均水平。 [6] 1992—2015年，几乎每年的暴力犯罪率都呈直线下降，但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犯罪现象越来越多。 [7] 2015年年末的一次民调显示，在11个发达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人认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糟”，而在过去的40年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说美国“走错了方向”。 [8]
他们说得对吗？悲观主义是正确的吗？世界的状况就像理发店旋转招牌的螺旋条纹一样越转越低？很容易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每天的新闻报道里充斥着有关战争、恐怖主义、犯罪、污染、不公、吸毒和压迫的各种消息。它们不仅仅成为头条新闻，还是新闻专栏和长篇报道的关注热点。许多杂志的封面文章也发出各种警告，提醒我们即将暴发的混乱、瘟疫、传染病、崩溃，以及农业、健康、退休、福利、能源、赤字等其他方面不计其数的各种“危机”，为了让文章登上封面，作者不得不夸大其词，将它们升级为“严重危机”。
无论世界是否真的变得越来越糟，我们的认知都会受到新闻的影响，从而产生这样的印象。新闻关注的是发生的事，而非没有发生的事。从来没有记者会对着镜头说：“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发生战争的国家（或者一座没有被轰炸的城市、一所没有遭受枪击的学校）进行现场直播。”。只要地球上还有坏事发生，就会有足够的内容来填满新闻节目。
在发生的所有事件中，好事和坏事是在不同的时间线上展开的。新闻并不是“历史的初稿”，它更接近现场直播的赛事解说。它关注的是离散事件，通常是自上一版发行以来的各类事件，在早些时候，是前一天发生的事，现在则变成了几秒前。 [9] 坏事往往很快发生，但好事却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因此它们的进度与新闻周期并不同步。和平学研究者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指出，如果一份报纸每50年出版一期，它就不会报道这半个世纪里的名人八卦和政治丑闻，它关注的将是世界性的重大变化，例如人类平均寿命的增长。 [10]
新闻的这种本质很可能让人对世界产生错误的观感，这是因为人类的心智存在漏洞，经济学家、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
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称之为“可得性启发式”（availability heuristic）：人们往往依据容易想到的例子来预测某类事件的可能性或者出现的频率。
[11]
这在各个行业都是一条有用的经验法则，频繁的事件会给大脑留下更深刻的记忆，因此记忆越深，往往意味着事件越频繁。例如，你只要回想一下自己的日常所见，就能推断出在城市里鸽子比黄鹂更为常见，而无须对二者进行数目统计。
但是，如果大脑很轻松地检索出某个记忆，不是因为它的频繁出现，而是因为其他原因，例如新近发生、鲜活生动、异常血腥、与众不同，或者令人不安，人们就会高估这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比如问大家，在英语中下面哪一类单词更多：是以k开头的单词，还是以k为第三个字母的单词？大多数人都会说前者，而事实上后者的数量是前者的3倍，例如alkaline、ankle、ask、awkward、bake、cake、make、take等。由于我们是依据单词的首音节来进行检索，因此像keep、kind、kill、kid和king这样的单词就更有可能跳入大脑。
这种可得性偏差是人们做出错误推理的一个普遍原因。医学院新生习惯将每一次皮疹当作某种外来疾病的症状。度假者不敢下海，因为他们不久前读过鲨鱼袭击的故事，或者刚刚看过电影《大白鲨》。 [12] 飞机失事总是成为头条新闻，即便死于车祸的人其实更多，车祸却很少引起关注，因此毫不奇怪，许多人害怕坐飞机，但几乎没有人害怕开车。同样，和每年夺走超过4 000条美国人生命的哮喘比起来，人们往往认为每年导致大约50个美国人死亡的龙卷风是更为常见的死亡原因，这大概也是因为龙卷风是更好的收视保障。
因此，很容易明白，在“无流血，不头条”这类新闻原则的助燃下，可得性偏差是如何引发公众对世界现状的悲观情绪的。媒体学者对不同种类的新闻报道做过统计，他们也将一些新闻素材拿给编辑，看他们从中选取了哪些素材，以及如何表现这些素材。通过研究，学者得出了可靠的结论：在面对相同的一组事件时，新闻传播者更热衷于其中的负面事件，而非正面的消息。 [13] 而这又为抢占社论版面的悲观主义者提供了一种简单易行的写作模式：列出本周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所有坏事，并由此得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现代文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负面新闻本身就会产生负面的后果。大量阅读新闻的人非但不能更好地了解现实，反而会对现实产生误判。他们对犯罪问题更为忧虑，即便犯罪率正在不断下降。有时他们还会完全脱离现实。这种恐惧无异于杞人忧天。毫不奇怪，每天接受负面新闻的读者容易变得悲观沮丧，正如一篇文献综述指出的那样：“夸大风险、焦虑不安、情绪低落、习得性无助、蔑视或敌视他人、麻木不仁，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回避新闻。” [14] 他们也因此变成宿命论者，常常说出“我为什么要投票？这无济于事”，或者“我本打算捐款，但下个星期还会有别的孩子挨饿”之类的话来。 [15]
新闻恶习和认知偏差相互作用，给我们展示了世间最坏的景象，那如何才能对世界状况做出全面合理的评估？答案是看数字。有多少人遭受暴力的侵害，他们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几？有多少人在生病，多少人在挨饿？有多少人生活贫困，多少人面临压迫？有多少人是文盲，多少人在遭受不幸？这些数字是在上升还是下降？这种定量的方法尽管有点儿书呆子气，但却是真正的大公无私，因为它对每条生命都一视同仁，而不会因为某些人与我们关系最近，或者长相最为上镜而另眼相看。此外，这种方法还可以帮助我们找出苦难的根源，从而知道哪种方法最有可能减少苦难。
这正是我在2011年出版《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一书的目的。书中提供了100多幅图表，展示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暴力以及产生暴力的各种条件是如何减少的。这些下降发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原因也各不相同，我给它们一一取了名字。首先是“平靖进程”，随着实体国家对领土的有效控制，种族冲突和仇恨造成的死亡率降低到原来的1/5。其次是“文明进程”，随着早期现代欧洲建立起一整套法律制度和自我规范，凶杀和其他暴力犯罪的数量减少到原来的1/40。再次是“人道主义革命”，也就是启蒙时代对奴隶制、宗教迫害和残酷刑罚的废除。最后是历史学家所说的“长期和平”，它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国战争日趋减少的现象。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又迎来了“新和平”时代，内战、种族灭绝和独裁统治大幅减少。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系列“权利革命”席卷了整个世界，包括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和动物权利。
凡是熟悉数据的专家，大都不会对这些下降提出异议。例如历史犯罪学家普遍认为，凶杀率在中世纪之后出现了大幅下降；国际关系学家也早已发现，大规模战争在1945年之后变得越来越少。 [16] 但这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这一系列图表都是以时间为横坐标、以死亡数据或者其他衡量数据为纵坐标的，上面清晰地绘有自左向右的下行曲线，我原本以为它们可以纠正读者的认知偏差，并让他们明白，至少就这方面的福祉而言，世界是在不断进步的。但我从各种质疑与反对中发现，人们更多的是拒绝进步的理念，而非数据的缺陷。当然，任何数据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地反映事实。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所取样本的代表性进行质疑，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些反对意见不仅表现出对数据的怀疑，同时也表现出对人类状况改善的可能性认识不足。许多人缺乏一种概念工具来确证进步是否发生，认为关于明天会更美好的想法不可能通过计算得出结果。以下是我与质疑者的典型对话：
暴力水平自有史以来就在直线下降了！这太好了！
错，不是“直线”的。如果人类某种行为的兴衰变迁可以形成固定的规律，它以某个时间为单位（十年或者一个世纪）均速减少，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样，它也不是“单调”的（这可能是质疑者心中的想法），也就是说总在减少或者保持不变，而永远不会增加。真实的历史曲线通常会波动、上扬，会出现峰值，有时也会急剧变化，例如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犯罪潮，以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之后所爆发的内战。进步就是暴力趋势偏差叠加的结果，或是一次陡然的下降，或是一段缓慢的递减，又或是从一次短暂的暴增回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进步并不总是单调向前，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会带来新的问题。 [17] 但是，一旦这些新问题被依次解决，进步就会恢复。
顺便说一句，正是社会数据的非单调性为新闻媒体提供了一种简单的伎俩，用以强调负面的信息。如果你无视某个问题一直以来的下降趋势，而只报道其中的每一次上升（毕竟这才是“新闻”），就会让读者产生一种印象：生活正变得越来越糟，即使它其实是越来越好。在2016年上半年，《纽约时报》便三次使用了这种招数，其中就涉及自杀、寿命以及车祸死亡的数据。
如果暴力水平并不是在一直下降，那就意味着它是周期性的，因此即便它现在处于较低的水平，它的反弹也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错，一段随时间变化所呈现的统计特征，可以是不可预测的波动，而并不一定具有周期性，就像钟摆一样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换言之，即便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逆转，但这并不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逆转的可能性就越大。许多投资者都因为把赌注押在某个神话般的“商业周期”上而赔得精光，但实际上“商业周期”包含着各种不可预测的变化。在积极的发展趋势下，当逆转的发生不再如此频繁，也不再如此严重，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停止时，进步就产生了。
你怎么能说暴力事件减少了呢？你难道没有在早间新闻里看到学校枪击（或恐怖爆炸、炮弹袭击、足球骚乱、酒吧杀人）事件吗？
减少不等于消失，正如“ Y < X ”并不意味着“ Y =0”。有些东西可以大幅减少，但不一定完全消失。这也就是说今天的暴力水平与暴力水平是否下降的问题完全无关。回答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把现在的暴力水平与过去进行比较。每当你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过去的暴力多得惊人，即便它们并不像早间的头条新闻那样生动新鲜。
如果你是受害者中的一员，那么所有关于暴力的统计数据都没有任何意义。
没错，但这些数据意味着你不太可能成为受害者。也正因如此，它对世界上数百万人来说意味着一切，如果暴力水平还像过去那么高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沦为暴力的牺牲品。
你是说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反正暴力问题会自行解决。
“这不合逻辑，船长。”
如果你看到一堆洗好的衣服，这并不意味着衣服是自己变干净的，而是有人把它们洗好了。如果某种暴力水平呈现下降的趋势，那说明是社会、文化或物质环境的某些变化导致其下降。如果这些条件一直存在，暴力就可能继续维持较低的水平，甚至会进一步下降，可一旦暴力行为不复存在，情况就会不同。因此，找出暴力水平下降的原因至关重要，我们可以由此强化并广泛地利用它们，以确保暴力事件不断减少。
暴力事件已经减少的说法实在是天真幼稚，未免感情用事，也未免过于乐观，过于浪漫主义，这是辉格党式的思维和乌托邦式的理想，就像少女“波丽安娜”或者哲学家邦葛罗斯。
错，看到暴力事件减少的数据，并得出“暴力事件已经减少”的结论，这是在描述客观事实。看到暴力事件数据的减少却偏偏说“暴力事件正在增加”，则是在歪曲事实。无视这些数据而说“暴力事件正在增加”，则是无知的表现。
至于浪漫主义的指控，我可以自信地予以辩解，因为我写的《白板》（
The Blank Slate
）
一书就是坚定的非浪漫主义和反乌托邦的作品，它认为进化让人类拥有了某些恶意的动机，例如贪婪、欲望、支配、复仇和自我欺骗。但我也相信，人类也被赋予了一颗同情之心，一种反思自身困境的能力，以及思考问题和分享新想法的能力。用林肯的比喻来说，它们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只有直面这些事实，才能知道在某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内心的天使在多大程度上战胜了心中的魔鬼。
你怎么能够预料暴力事件会继续减少？你的理论可能会因为明天爆发的战争而被驳倒。
关于暴力水平下降的陈述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对事实的观察结果。当然，指出某种行为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趋势，并不等于说这种趋势会永远持续下去。就像理财产品广告必须向客户说明的那样：过去的表现并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
既然如此，这些图表和分析有什么用呢？难道科学理论不是要做出可验证的预测吗？
科学理论是通过实验来做出预测的。在实验中，各种因果关系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但没有任何理论能够对这个世界做出全面的预测，地球上有70亿人口，他们在世界网络中传播着各种思想病毒，并且与气候和资源的无序周期发生互动。宣称这个无法控制的世界将会有怎样的未来，但却不能对一切事情的发生进行解释，这不是预测，而是预言。正如戴维·多伊奇所指出的那样：“在知识创造的所有限制中，最重要的是无法预言：我们无法预测尚未创建的思想会包含哪些内容，或者它们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限制不仅与知识的无限增长相一致，而且还是由它所导致的。” [18]
不过，无法预言并不代表可以忽视事实。人类福祉在某些方面的改善表明，总体而言，越来越多的东西在推动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非相反。对未来趋势的预测，取决于我们是否了解这些推力是什么，以及它们会存在多久。对不同趋势的预测往往会有不同的结果。有些像是摩尔定律，也就是说每块芯片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每隔两年便会增加一倍，从而给人信心（尽管不是很确定），相信进步会持续下去。有些则像是股票市场，可以预测出短期波动之后的长期收益。有些则陷入统计学上的厚尾（thick tail）分布，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极端事件，即便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也不能被排除在外。而其他的则可能是周期性的或者无序性的。 [19] 第19章和第21章将考察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进行理性预测。现在你只要记住一点：一个积极的趋势表明（但不能证明），我们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因此我们应该寻找究竟做对了什么，并尽力加大这方面的力度。
当这些反对意见都被一一拆解之后，我看到还有不少人在绞尽脑汁地寻找办法，试图证明当今世界并不像数据所显示的那样美好。在实在没有办法之后，他们转向了语义学：
难道网络谩骂不是暴力吗？露天开采不是暴力吗？社会不公不是暴力吗？环境污染不是暴力吗？广告宣传不是暴力吗？对暴力事件进行数据统计不是暴力吗？
隐喻是一种绝佳的修辞手法，但无助于评估人类的状况。道德推理需要相称性。虽然在推特上发表低俗评论是一件令人恼火的事情，但这与贩卖奴隶或种族屠杀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同样，也需要区分修辞与现实。走进一家强暴危机中心，质询他们为遭受“强暴”的环境做过些什么，这对真正的强暴受害者和被污染的环境都没有任何作用。让世界变得更好需要了解因果关系，虽然原始的道德直觉习惯于将所有坏事混在一起，从而找出某个替罪羊来承担一切责任，但这些“坏事”之间并没有确切的联系，我们不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理解，或将它们全部消除。战争、犯罪、污染、贫困、疾病和野蛮等坏事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如果想要减少它们，就不能玩文字游戏，使之无法区别对待。
对这些反对意见进行全面考察，是为了进一步阐释人类进步的其他方面。人们对《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的怀疑反应让我相信，不仅仅只有可得性启发式会导致人们对进步感到悲观，而新闻媒体之所以偏好坏消息，也不是完全出于对眼球和点击率的犬儒式追逐。进步恐惧有着更为深层的心理根源。
其中最为深层的是一种心理偏差，可以将其概括为一句口号：“坏大于好。” [20] 可以通过特沃斯基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实验来了解这种想法。 [21] 例如，你能想象一下比现在的自己更为开心的画面吗？同样，你能想象一下比现在的自己更为难过的画面吗？对于前一个问题，答案可能不过是轻松欢快的步伐，或者闪烁着快乐的眼神，但后一个问题却是无底洞。这种情绪的不对称性可以用人生的不对称性来解释，这也是熵定律的必然结果。
想象一下，生活中有哪些偶然事件会让你变得幸福？又有哪些偶然事件会给你带来痛苦？结果还是一样。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会想到一笔意外之财，或者一个突如其来的好运。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无底洞。事实上，即便不借助想象，我们也会有这种想法。心理学研究证实，人们对损失的恐惧超过了对收益的期待，对逆境的忧虑超过了对顺境的满足。批评给人带来的痛苦比表扬带来的喜悦更为强烈。作为一名心理语言学家，我不得不补充一句：在英语中，有关负面情绪的词汇要比正面情绪的词汇多得多。 [22]
这种消极偏见也会有例外，比如在自传体记忆中，虽然在怀念美好往事的同时也会记起不好的事情，但不幸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尤其是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23] 我们喜欢怀旧，时间能治愈人类记忆中的许多创伤。另外还有两种错觉会误导我们，让我们认为事情已经不同往昔：将往往随着成年和为人父母而日益增长的人生负担，误认为是世风日下的结果；将自我能力的下降误认为是整个时代衰落的结果。 [24] 正如专栏作家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Franklin Pierce Adams）所说：“没有什么比糟糕的记忆更让人怀念美好的往昔。”
智识阶层本应该努力消除我们的认知偏差，但却在时刻强化它们。治疗可得性偏差的方法是定量思考，但文学学者史蒂芬·康纳（Steven Connor）注意到，“在艺术和人文学科中，人们毫无例外地对数字领域的逐渐渗透感到恐惧”， [25] 是“对数学有意的目盲，而非偶然的无知”让许多作家看到今天和过去一样都存在战争，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毫无改变。”他们未能将一个只有几次战争、伤亡不过几千人的时代与爆发数十场战争、动辄百万人丧命的时代区分开来。而且，这也让他们对长期以来推动社会逐步改善的系统性进程无动于衷。
智识阶层也缺乏处理消极偏见的能力。事实上，对坏事的高度警惕为那些专业的挑剔者提供了一个市场，他们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可能忽视的坏事上。实验表明，一个对图书大肆批评的评论家往往比爱说好话的评论家显得更有水平。对社会的批评也是如此。 [26] “如果你总是做最坏的预测，你就会被奉为先知。”幽默音乐家汤姆·莱勒（Tom Lehrer）曾经这样建议。希伯来先知往往将社会批评与灾难预警混在一起，至少从希伯来先知时代起，悲观主义就等同于道德的严肃性。新闻记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报道负面消息来履行监督社会、揭发丑闻和针砭时弊的职责。知识分子也知道，通过指出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并将其上升为病态社会的一种普遍症状，可以让自己产生庄重的使命感。
反之亦然。金融作家摩根·豪泽尔（Morgan Housel）发现，悲观主义者的话听起来像是一种善意的劝告，而乐观主义者的话听起来则像是在兜售私货。 [27] 每当有人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时，批评者会马上指出，它不是万能药，不是魔法棒，不可能一劳永逸，它不过是一个创可贴，一种权宜之计，无法触及根本问题，而且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万能药，任何事情都会产生副作用，你不可能孤立地做一件事情。这些常见的说法不过是在否认一切事物都有改善的可能。 [28]
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也可以是高人一等的表现。现代社会是一个精英联盟，这些精英来自政治、工业、金融、科技、军事和学术等各个领域。所有人都在争夺声望和影响力，并对社会的运转负有不同的责任。对现代社会的抱怨成为一种贬低对手的间接方法——它让学者感觉自己优于商人，而商人则感觉自己优于政客，如此等等。正如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所说：“赞誉的竞争使人倾向于厚古而薄今，因为人与生者竞而不与死者争。”
诚然，悲观主义也有其光明的一面。同情之环的延伸使我们开始关注更多的伤害，而这些伤害在过去更为无情的时代常被忽略不计。今天，我们将叙利亚内战视为一场人道主义悲剧。而对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战争，很少有人作同等的看待，尽管它们让更多的人死于非命，或流离失所。在我成长期间，校园霸凌被认为是少年生活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当时的人们很难相信将来的某一天美国总统会专门就此发表演说，谴责这种恶行，然而奥巴马在2011年就真的这样做了。当对人道问题投入更多关注的时候，我们往往将身边的各种伤害误认为是世界堕落的信号，而不是源于道德标准的提高。
但毫无顾忌的负面情绪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几位新闻记者也开始指出这个问题。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纽约时报》撰稿人戴维·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与蒂娜·罗森伯格（Tina Rosenberg）反思了媒体在它所造成的可怕后果中扮演的角色：
在新闻界普遍流行的一种观念让特朗普成了受益者，也就是说“严肃新闻”本质上可以定义为“出了什么问题”……几十年来，新闻界一直关注各种问题，以及一些看似无法治愈的社会病症，这为特朗普所散播的不满与绝望的种子提供了土壤，使之生根发芽。……其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如今许多美国人很难想象渐进式的系统变革会给社会带来好转，他们不再重视它，甚至不再相信它，这让他们渴望一场彻头彻尾的颠覆性变革。 [29]
伯恩斯坦和罗森伯格并没有责备通常所认为的那些罪魁祸首，比如有线电视、社交媒体以及深夜喜剧演员，而是将其追溯到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新闻媒体的职责开始由美化领导人转变为监督领导人，但却未免矫枉过正，它们走向了不分青红皂白的犬儒主义，有关美国政治人物的一切事情都会受到媒体猛烈的抨击。
如果“进步恐惧症”根植于人性之中，那么我对新闻变得越来越消极的看法是否也是可得性偏差所导致的错觉？看一看客观数据的结果，这也是我将在本书其他部分所使用的方法。数据科学家卡莱弗·利塔鲁（Kalev Leetaru）对1945—2005年《纽约时报》所发表的每篇文章，以及1979—2010年之间来自130个国家的经过翻译的文章和广播报道进行了“情绪挖掘”。情绪挖掘是指通过对积极词与消极词的数量和语境进行统计分析，从而评估一篇文章的情感基调，例如“良好”“美好”“可怕”“恐怖”等。图4-1是统计的结果。抛开那些反映当代历史危机的摇摆和波动，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的确变得越来越消极。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纽约时报》逐渐变得郁郁寡欢，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所改善，但也只是一点点，21世纪的前10年则又陷入更为低迷的情绪之中。同样，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新闻媒体也变得越来越悲观。
在这几十年里，世界真的变得越来越糟了吗？请记住图4-1，因为我们将要在以后的章节考察人类的真实状况。
图4-1 新闻的情感基调（1945—2010年）
资料来源：Leetaru 2011。
什么是进步？你可能觉得这是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的事情，因此永远找不到答案。事实上，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生存好过死亡，健康优于疾病，温饱胜过饥寒，富足强于贫穷，和平好过战争，安全胜过危险，自由优于专制，权利平等强于偏见与歧视，识文断字好过目不识丁，文化胜过无知，智慧强于愚蠢，快乐好过痛苦。与亲朋好友、文化自然的亲密接触胜过日复一日的繁重劳动。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数据来测量。如果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那就是进步。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这份清单。很明显，它体现的是人文主义价值观，里面没有涉及宗教、浪漫以及贵族式的美德，例如救赎、优雅、神圣、英雄、荣誉、荣耀和本真。但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是必要的起点。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称颂那些超然的价值观念，但大多数人都把生命、健康、安全、知识、生存和快乐放在首位，因为它们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先决条件。如果你正在阅读这段文字，说明你现在远离死亡、饥饿、贫困、恐怖和奴役的威胁，也说明你不是一个文盲，这意味着你无权对这些价值观嗤之以鼻，或者否认别人也应该拥有你这样的好运。所以，毋庸置疑，整个世界都认同这些价值观。2000年，联合国所有189个成员国，连同24个国际组织，商定了2015年八项千年发展目标，这些目标与前面的清单高度重合。 [30]
令人吃惊的是，在衡量人类福祉的所有指标上，世界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没人知道这回事。
虽然主流的新闻媒体和知识论坛很少发布有关人类进步的消息，但如果你愿意了解，还是很容易找到相关数据的。这些数据并没有埋藏在冗长枯燥的报告中，而是刊载在各种制作精良的网站上，特别是马克斯·罗泽（Max Roser）的Our World in Data、玛丽安·图皮（Marian Tupy）的Human Progress以及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的Gapminder。罗斯林发现，即便他在2007年的TED演讲中表演了吞剑，也没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同样，我们在不少文笔优美的著作中也能找到相关证据，其中一些作者还是诺贝尔奖得主。仅仅是这些书的书名就可以让我们听到进步的号角：《进步》（ Progress ）、《进步的悖论》（ The Progress Paradox ）、《无限的进步》（ Infinite Progress ）、《无限的资源》（ The Infinite Resource ）、《理性乐观派》（ The Rational Optimist ）、《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Utopia for Realists ）、《大繁荣》（ Mass Flourishing ）、《富足》（ Abundance ）、《改善世界》（ The Improving State of the World ）、《蒸蒸日上》（ Getting Better ）、《宿命的终结》（ The End of Doom ）、《道德之弧》（ The Moral Arc ）、《大齿轮》（ The Big Ratchet ）、《逃离不平等》（ The Great Escape ）、《大增长》（ The Great Surge ）、《大融合》（ The Great Convergence ）。 [31]
上面这些书中没有一本获得图书类的大奖，而与此同时，在普利策非虚构类的获奖作品中，有四本书讲述种族屠杀，三本书涉及恐怖主义，两本书讨论癌症现象，两本书揭露种族主义，一本书涉及动物灭绝。此外，那些喜欢“清单体”的人也可以看看近年来的一些网络推文，例如“5个理由说明2013年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一年”“世界比看起来更加美好的7大理由”“26张图表和地图显示世界正越变越好”，以及我最喜欢的一条：“50个理由：为什么说我们正处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下面就来看看其中的一些理由。
[1] Herman 1997, p. 7.另有Joseph Campbell, Noam Chomsky, Joan Didion, E. L. Doctorow, Paul Goodman, Michael Harrington, Robert Heilbroner, Jonathan Kozol, Christopher Lasch, Norman Mailer, Thomas Pynchon, Kirkpatrick Sale, Jonathan Schell, Richard Sennett, Susan Sontag, Gore Vidal, Garry Wills。
[2] Nisbet 1980/2009, p. 317.
[3] 乐观的豁裂：McNaughton-Cassill & Smith 2002；Nagdy & Roser 2016b；Veenhoven 2010；Whitman 1998。
[4] “欧盟晴雨表”调查结果，发表于Nagdy & Roser 2016b。
[5] 调查结果引自Ipsos 2016,“Perils of Perception (Topline Results)”，图见Nagdy & Roser 2016b。
[6] Dunlap, Gallup, & Gallup 1993，图见Nagdy & Roser 2016b。
[7] J. McCarthy,“More Americans Say Crime Is Rising in U.S.,” Gallup.com , Oct. 22, 2015.
[8] 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糟：认为世界变得越来越糟的人占多数的国家和地区有澳大利亚、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挪威、新加坡、瑞典、中国香港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泰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见YouGov poll, Jan. 5, 2016。美国走错了方向：Dean Obeidallah,“We've Been on the Wrong Track Since 1972,” Daily Beast , Nov. 7, 2014。
[9] 引自B. Popik,“First Draft of History (Journalism),” BarryPopik.com 。
[10] 新闻的周期与本质：Galtung & Ruge 1965。
[11] 可得性启发式：Kahneman 2011；Slovic 1987；Slovic, Fischhoff, & Lichtenstein 1982；Tversky & Kahneman 1973。
[12] 错觉的风险：Ropeik & Gray 2002；Slovic 1987。看过电影《大白鲨》之后害怕游泳：Sutherland 1992, p. 11。
[13] “无流血，不头条”（反之亦然）：Bohle 1986；Combs & Slovic 1979；Galtung & Ruge 1965；Miller & Albert 2015。
[14] 阅读新闻的影响：Jackson 2016。另见Johnston & Davey 1997；McNaughton-Cassill 2001；Otieno, Spada, & Renkl 2013；Ridout, Grosse, & Appleton 2008；Unz, Schwab, & Winterhoff-Spurk 2008。
[15] 引自J. Singal,“What All This Bad News Is Doing to Us”, New York , Aug. 8, 2014。
[16] 暴力的减少：Eisner 2003；Goldstein 2011；Gurr 1981；Human Security Centre 2005；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9；Mueller 1989, 2004a；Payne 2004。
[17] 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会带来新的问题：Deutsch 2011, pp. 64, 76, 350；Berlin 1988/2013, p. 15。
[18] Deutsch 2011, p. 193.
[19] 厚尾分布：见第19章，又详见Pinker 2011, pp. 210–222。
[20] 消极偏差：Baumeister, Bratslavsky, et al. 2001；Rozin & Royzman 2001。
[21] 个人通信，1982年。
[22] 更多的负面词汇：Baumeister, Bratslavsky, et al. 2001；Schrauf & Sanchez 2004。
[23] 美化记忆：Baumeister, Bratslavsky, et al. 2001。
[24] 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幻想：Eibach & Libby 2009。
[25] Connor 2014；另见Connor 2016。
[26] 挑剔的书评家显得更有水平：Amabile 1983。
[27] M. Housel,“Why Does Pessimism Sound So Smart?” Motley Fool , Jan. 21, 2016.
[28] 同样的观点另见经济学家Albert Hirschman（1991）与新闻记者Gregg Easterbrook（2003）。
[29] D. Bornstein & T. Rosenberg,“When Reportage Turns to Cynicism,” New York Times , Nov. 14, 2016.关于“建设性的新闻”运动，另见Gyldensted 2015，Jackson 2016，以及杂志 Positive News 。
[30]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1）消除极端贫困与饥荒；（2）全球普及初等教育；（3）促进男女平等，赋予女性权利；（4）降低儿童死亡率；（5）改善产妇健康；（6）解决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7）确保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8）开展全球合作，以加速经济发展。
[31] 有关进步的书籍：Norberg 2016；Easterbrook 2003；Reese 2013；Naam 2013；Ridley 2010；Robinson 2009；Bregman 2017；Phelps 2013；Diamandis & Kotler 2012；Goklany 2007；Kenny 2011；Bailey 2015；Shermer 2015；DeFries 2014；Deaton 2013；Radelet 2015；Mahbubani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