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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衰老、分娩和病原体，进化和熵还有另一个捉弄人类的把戏：我们需要不停地获取能量。饥荒自古以来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直到19世纪，农作物歉收仍然可能给世界上的富裕地区造成突如其来的灾难。瑞典作家和历史学家约翰·努尔贝里曾引述他的一位先辈的童年回忆，故事发生在1868年冬天的瑞典：
我们经常看到母亲独自哭泣。生活对她来说太难了：实在拿不出吃的来摆上餐桌为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充饥。消瘦、饥饿的孩子们经常从一个农场走到另一个农场，只为乞讨几片面包。一天，有三个孩子来到我们家，哭着乞求些吃的，以援解因为饥饿而引起的腹痛。母亲眼里满含着泪水，可不得不告诉他们，我们只有一些碎面包了，我们自己还要靠它们来充饥。当看到这些陌生的孩子们恳求的眼神和目光中绝望的痛苦，我们哭着央求母亲给他们分一些碎面包。妈妈迟疑地同意了我们的请求。这些不知姓名的孩子狼吞虎咽地吃下食物，然后就去下一个农场了。从我们的农场到下一个农场，还有好远的路要走。第二天，人们发现，在从我们家到下一个农场的路上，三个孩子饿死了。 [1]
据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记载，近代欧洲每隔几十年就会遭遇一次饥荒。 [2] 绝望的农民不得不在谷物成熟之前就收割，吃青草甚至人肉，或涌入城市中乞讨。即使在年景好的时候，大多数人也只能从面包或粥里摄取能量，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饱。在《逃离饥饿和早夭，1700—2100》（ The Escape from Hunger and Premature Death, 1700—2100 ）一书中，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指出：“在18世纪早期，法国的人均膳食能量摄入值与1965年的卢旺达相当，而卢旺达是那一年世界上居民营养不良最严重的国家。” [3] 许多人虽然没有挨饿，但因为太过虚弱无法工作而深陷贫穷。饥饿的欧洲人只好幻想出一幅幅饕餮盛宴的图景来自欺欺人。在想象中的安乐乡，树上长满了煎饼，遍地都是糕点，烤乳猪在街上闲逛，背上插着餐刀以便人们取食，煮好的鱼自己跃出水面，落在人们脚边。
今天，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安乐乡。人们摄取了太多的卡路里，我们的问题不再是吃不饱，而是吃太多。正如喜剧演员克里斯·罗克（Chris Rock）的观察，“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现象——穷人反而肥胖”。第一世界一如既往地薄情，现代社会的批评家们并没有怒斥抽脂美容、骨感的时装模特或是饮食失调，而是义愤填膺地反对流行性肥胖。这愤怒之情似乎还是留给饥荒更为合适。虽然肥胖确实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但按历史的标准来看，肥胖反而是好事。
那么世界其他地方呢？一提到饥饿，许多西方人就联想到非洲和亚洲，这绝不是到了现代才有的现象。印度等国一直易受饥荒困扰，因为数以百万计的人以水稻为食，而水稻生长要依靠不太稳定的季风或脆弱的灌溉系统，远距离的粮食运输又是另一个麻烦。布罗代尔曾转述一位荷兰商人于1630—1631年间在印度遭受饥荒时的亲身经历：
“人们背井离乡，无助地四处游荡。这些人很好辨认：眼窝深陷，嘴唇苍白而沾满泥巴，干硬的皮肤包着骨头，瘪瘪的肚子像吊着的空口袋……有人因为饥饿哭泣哀号，有人则痛苦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熟悉的人间悲剧接二连三地上演：抛妻弃子，为了生存卖儿卖女，集体自杀……然后是更加残酷的场景，饥饿的人们剖开死者或是将死之人的肚子，“用同胞的内脏来填补自己的饥肠”。“数以十万计的人口死于饥饿，整个国家饿殍遍野，到处都是无人安葬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尸臭……” [4]
但近来，我们的世界又实现了另一个鲜为人知的非凡成就：尽管人口激增，但发展中国家正在自给自足。这在中国最为明显，13亿中国人每人每天的能量摄入量平均达到3 100卡路里。根据美国政府的指导意见，这是一个高度活跃的青年男性每天所需的能量。 [5] 印度10亿人口平均每人每天可获得2 400卡路里的能量，这是一个高度活跃的年轻女性或一个活跃的中年男性所需的能量。非洲大陆的数据介于两者之间，大概在2 600卡路里。 [6] 图7-1以典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代表，描述了各国人口以及世界整体人口的可获得能量，图中展现的模式与之前展示的图类似：19世纪之前，世界到处充满苦难；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欧洲和美国迅速改善；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也迎头赶上。
图7-1 各国及世界人口的可获得热量（1700—2013年）
资料来源：美国、英格兰和法国： Our World in Data , Roser 2016d，数据基于Fogel 2004。印度和世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图7-1中的数值表现的是平均水平，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这些指数升高只是因为富人们大吃特吃，吞下了更多的热量，比如除了“妈妈卡丝”（Mama Cass）以外其他人都没有变胖，那这些指数就具有误导性，不能反映总体的健康情况。值得庆幸的是，所有国家的可获得热量都有所增加。
如果孩子们营养不良，生长发育就会迟缓，在他们的一生中，患病和死亡风险就会更高。图7-2显示了在样本国家中儿童发育迟缓的比例，这些国家拥有较长时间的统计数据。虽在像肯尼亚和孟加拉国这样的贫穷国家，发育迟缓儿童的比例令人叹惋，但我们也看到，在短短的20年间，发育迟缓率下降了一半。而哥伦比亚等国家，不久前也曾有较高的发育不良率，但这些国家已经把这一数值控制在了更低的水平。
图7-2 儿童发育迟缓情况（1966—2014年）
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Roser 2016j，数据基于世界卫生组织营养情况信息系统。
世界一直以来如何哺育饥饿的人口？图7-3提供了另一种看法。图中展示了5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人口的营养不良率，营养不良指一年及以上的食物不足。图中并没有估计发达国家的情况，因为在整个统计周期内，发达国家的营养不良率低于5%，在统计上与零没有显著差别。虽然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的人口比例达13%，依然人数众多，但比起45年前35%的水平或者1947年全世界50%的营养不良率（图中并未显示），可以说是大为改善。 [7] 别忘了这些数字是比例。在这70年间，世界人口增加了近50亿，这意味着世界在降低饥饿率的同时，还在哺育数十亿新增的人口。
图7-3 5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人口营养不良情况（1970—2015年）
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Roser 2016j，数据基于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2014。
不仅慢性营养不良现象一直在减少，灾难性的饥荒也很少发生了。大饥荒往往导致大量人口锐减，造成广泛的居民消瘦（比正常体重低两个标准差）和恶性营养不良（因为蛋白质摄入不足而腹部水肿的孩子们已经成了饥荒的标识）。 [8] 图7-4显示了在过去的150年间，按当时的世界人口规模估算，每10年每10万人中因大饥荒而死亡的人数。
图7-4 每10年每10万人中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1860—2016年）
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Hasell & Roser 2017，数据基于Devereux 2000, Ó Gráda 2009，White 2011以及EM-DAT， The International Disaster Database 等。“饥荒”的定义见Ó Gráda 2009。
经济学家斯蒂芬·德弗罗（Stephen Devereux）曾在2000年时总结20世纪世界取得的进步：
非洲以外的所有地区几乎已将饥荒全部消灭。饥荒作为亚洲和欧洲的地方性问题，似乎已成为历史。“饥荒之地”这一残酷的标签已从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孟加拉等国揭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只剩下埃塞俄比亚和苏丹还有这样的问题。
此外，作物歉收会导致饥荒的逻辑联系被打破。最近由干旱或洪水引发的粮食危机都得到了当地和国际人道主义充分的援助……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保持下去，人类的最后一次饥荒，数以千万计的人因为缺乏食物而死的灾难，应该会在20世纪结束。 [9]
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趋势还在继续。甚至在发达国家的穷人中，饥饿依然存在。在世界范围内，饥荒还在发生：2011年的东非，2012年的萨赫勒地区，2016年的南苏丹，还有索马里、尼日利亚和也门也曾临近饥荒的边缘。但这些饥荒并没有像在前几个世纪中常见的那样，造成大规模的人口锐减。
这一切本不应该发生。1798年，人口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阐述道，在他那个年代，频繁发生的饥荒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会变得更糟，因为“人口如果不加限制，将以几何级数增加，而食物供给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只要对数字稍微有点认识，就会发现前后两者存在巨大的差别”。其言下之意是，努力养活饥民只会导致更多的痛苦，因为他们会生下更多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又注定要挨饿。
几十年前，马尔萨斯式的思考又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1967年，威廉·帕多克（William Paddock）和保罗·帕多克（Paul Paddock）著有《饥荒1975！》（ Famine , 1975 ）。1968年，生物学家保罗·艾里奇（Paul R. Ehrlich）著有《人口爆炸》（ The Population Bomb ），宣称“让全人类吃饱肚子的战斗已经失败”，并预言到20世纪80年代，6 500万美国人和40亿其他地区的人口将会饿死。《纽约时报杂志》为此特意向读者介绍了战场上伤员的分类机制（紧急情况下将伤员分成有救的和没救的），哲学研讨会上争论的议题也成了这样：为了防止救生艇因超员倾覆导致所有人溺水，将某人扔下船去在道德上是否被允许。 [10] 艾里奇和其他环保人士主张对他们认为完全没有希望的穷国切断粮食援助。 [11] 在1968—1981年间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麦克纳玛拉（Robert McNamara）不支持对医疗健康的金融援助，“除非与人口控制紧密相关，否则医疗设施会帮助降低死亡率，从而导致人口爆炸”。在印度和中国也有人口控制计划，比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12]
马尔萨斯的数学哪里出错了吗？只要看看他的第一条曲线，我们就会发现人口增长不会无限地以几何级数递增。因为当人们变得更加富有，有更多的小孩可以长大成人时，人们就会选择生更少的孩子（见后文图10-1）。相反，饥荒并不能长期抑制人口增长。饥荒中，更多的儿童和老人会先饿死，当情况好转时，成年幸存者会迅速繁衍以补充人口。 [13] 正如瑞典学者、医生汉斯·罗斯林所说：“你不能通过放任穷孩子去死来阻止人口增长。” [14]
从第二条曲线上，我们可以发现，当运用知识来增加单位面积土地的粮食产量时，食物供应可以呈几何级数增长。自一万年前农业诞生以来，人类一直在基因上改造动物和植物，有选择地培育那些热量最高、毒素最少、最易种植和收获的品种。玉米的野生祖先是一种只结几颗坚硬种子的草；胡萝卜的祖先看起来、吃起来都像蒲公英的根；许多野果的祖先是苦的、涩的，果肉硬得像石头。聪明的农民还发明了灌溉系统、犁和有机肥料，但当时的马尔萨斯还是能强辩到底。
到了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人们终于懂得如何让曲线向上弯曲。 [15] 在乔纳森·斯威夫特1726年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大人国的国王曾向格列佛介绍他们的道德准则：“如果谁有本事能让玉米结两个穗，或让只有一片叶的草料长两片叶，谁就更仁慈、更有人情味，对国家的贡献比整个国家的政客加起来还要多。”在小说创作后不久的英国农业革命中，人们确实让玉米结了更多的穗。 [16] 先是作物轮作和对犁与播种方法的改进，然后又进行了农业机械化，用化石燃料取代了人和动物的肌肉劳力。在19世纪中叶，收获和脱粒一吨谷物要花25人一整天的时间，今天一个人开着联合收割机只要6分钟就能做到。 [17]
机器还解决了食物固有的其他问题。所有种过西葫芦的园丁都知道，在8月，满园的西葫芦会同时成熟，然后很快就会腐烂或被害虫吃掉。铁路、运河、卡车、粮仓、制冷机在供应端起到了削峰平谷的作用，通过价格信息的协调与需求相匹配。但粮食产量真正的激增还要归功于化学的进步。为了便于学生记忆，学校将构成人体的主要元素缩写为SPONCH，分别代表硫、磷、氧、氮、碳和氢，其中N代表氮，是蛋白质、DNA、叶绿素和能量载体ATP的主要成分。氮原子在空气中主要以氮气形式存在，非常丰富，但它们一般成对出现（化学式为N 2 ），很难分解，所以植物不能利用它们。到1909年，化学家卡尔·博施（Carl Bosch）完善了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发现的化学反应过程，实现了用甲烷和水蒸气把空气中的氮元素变为化肥的工业生产，取代了此前大量使用鸟粪来为贫化的土地施氮肥的做法。这两位化学家以27亿人的数量，成为20世纪历史上挽救生命最多的科学家。 [18]
所以，忘了粮食的算术级增长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单位公顷的粮食产量以加速度增长，而实际价格却跳水式下跌。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今天所需的粮食必须用前氮肥技术时代的耕作技术种植，那么人类则需要再额外开垦一块像俄罗斯面积大小的土地。 [19] 在1901年的美国，一小时的工资可以买大约3升牛奶，一个世纪以后，同样的工资能买16升。每小时工资能买到的其他食品的数量也在成倍增加：黄油从1千克到5千克，鸡蛋从1千克到12千克，猪排从2千克到5千克，面粉从9千克到49千克。 [20]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另一个拯救了数十亿人口的大救星是美国著名农业科学家、遗传育种专家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他跑赢了进化，在发展中国家促成了“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 [21] 大自然中的植物投入大量的能量和营养到木质茎中，以便茎上的花和叶能比周边杂草或同类更高，而不至于落在阴影里。就像摇滚音乐会上的歌迷一样，所有人都站起来，但大家谁也没能因此得到更好的视野。这就是进化：它短视地选择个体的优势，而不是品种作为整体的优势，更不用说其他物种的优势了。从农民的角度来看，高秆的小麦不仅浪费能量在不可食用的茎上，而且施肥以后还会因为麦穗大而产生头重脚轻的倒伏。博洛格将进化借为己用，在杂交了数千种品系的小麦后，从它们的子代中选择了矮茎、高产、抗锈病、对日照长度不敏感的品种。在年复一年让人心力交瘁的单调工作之后，博洛格培育出了比它们的祖代高产数倍的小麦，随后还有玉米和水稻。通过将优良品种与现代灌溉、施肥和作物管理技术相结合，博洛格几乎一夜之间把墨西哥，然后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饥荒多发的国家变成了粮食出口国。“绿色革命”还在继续推行，对高粱、谷子、木薯和块茎的改良，使之成为“非洲最好的秘密武器”。 [22]
多亏了“绿色革命”，世界生产一定量的粮食只需要不到以前1/3的土地。 [23] 若要邀功请赏，还可以换个说法：1961—2009年，可以种粮食的耕地只增长了12%，而粮食产量却增长了300%。 [24] 除了能够抵抗饥饿，总体上讲，用更少的土地种出更多的粮食对我们的星球也是一桩好事。尽管拥有美丽的田园风光，但农场其实是自然界中蔓延的生物荒漠，破坏了原来的森林和草原。现在世界上有些地方的农场已经退耕，一些温带森林已经或正在逐渐恢复，在第10章中，我们还将重新讨论这个现象。 [25] 如果农业生产效率保持在50年前的水平，而要求与现在同等数量的粮食，那么我们需要开垦一块大小为美国、加拿大和中国加起来一样大的土地。 [26] 据环境科学家杰西·奥苏贝尔（Jesse Ausubel）估计，世界耕地面积已达到峰值：我们可能再也不会需要像今天这样多的耕地了。 [27]
正如所有的进步一样，“绿色革命”从一开始就受到抨击。批评人士声称，高新技术农业需要消耗化石燃料和地下水，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会破坏传统的自给农业，这在生物学上违背自然法则，一切都只为给企业带来利润。不过考虑到它拯救了数十亿人口，帮助人类把大饥荒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合乎情理的代价。更重要的是，我们并不需要一直付出这样的代价。科学进步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从不把我们限制在一项技术中，而是能不断开发出比旧技术问题更少的新技术（我们将在第10章详细讨论）。
基因工程现在可以在几天之内实现传统农民要上千年或博洛格要通过“年复一年让人心力交瘁的单调工作”才能达成的成就。正在培育的转基因作物拥有高产、含生命必需维生素、抗干旱、抗盐碱、抗病虫害等特点，且所需耕地面积少，易于耕作和施肥。数以百计的研究、几乎所有主要的健康和科学机构，还有超过10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已经证明了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这不足为奇，因为没有经过基因修饰的作物并不存在。 [28] 然而，传统的环保主义团体带着生态学作家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所说的“对饥饿的习惯性冷漠”，发起了对转基因作物狂热的征讨，他们不仅想让富裕国家的人们远离天然的转基因食品，还想让转基因食品消失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农民的餐桌上。 [29] 他们的反对始于对神圣却又毫无意义的“自然性”的坚守，他们谴责“基因污染”和“玩弄自然”，并推广基于“生态农业”的“真正的食物”，充分地利用了普通大众对本质主义的原始直觉、对污染的恐慌以及对基本科学知识的缺乏。
一项令人沮丧的调查表明，大约有一半的民众认为普通的西红柿没有基因，只有转基因的西红柿才有，插入食物中的基因片段可能会迁移到食用者的基因组中，而插入橙子中的菠菜基因会让橙子尝起来像菠菜。八成的人赞成通过法律强制要求给“含有DNA”的所有食品都贴上标签。 [30] 正如布兰德所说：“我敢说环保运动对遗传工程的反对的危害比我们做错其他事情的都大。我们让同胞挨饿，阻碍科学发展，破坏自然环境，让干实事的人少了一个重要的工具。” [31]
布兰德之所以如此严厉地批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对转基因作物的反对恰恰在最能从中获益的地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像受到了自然的诅咒，土地贫瘠、降雨稀少、港口和通航河道缺乏，也从未建成发达的公路、铁路或运河网络。 [32] 像所有的耕地一样，这里的土壤已经贫化，但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非洲尚未普及合成化肥。采用转基因作物，无论是已有品种，还是为非洲定制的品种，再结合其他现代耕种技术，如免耕法和滴灌技术，可以让非洲跨越第一次“绿色革命”中其他危害更大的做法，消除仍然存在的营养不良问题。
从农业经济学的角度讲，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种地的问题。饥荒发生的原因不仅在于食物短缺，当人们买不起食物、食物被军队征用或政府没有用心筹划粮食储备时，饥荒也会发生。 [33] 图7-4中的峰谷表明，农业效率的稳步提高并不能征服饥荒。在19世纪，寻常的旱灾和病虫害即可引发饥荒，但饥荒在殖民时期的印度和非洲可能更为严峻，冷漠、笨拙、对人民的疾苦缺乏怜悯的总督们有时会蓄意制定导致饥荒的政策。 [34] 到20世纪初，殖民地政策对粮食危机的应对开始变得及时，农业方面的进步得以让饥荒大范围消失。 [35] 不过，在20世纪剩下的时间里，骇人的政治灾难还会不时地引发饥荒。
幸运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现增产的前提条件已在世界上更多的地方成熟落地。一旦种植高产作物的秘密解锁，运输粮食的基础设施到位，消灭饥荒就取决于消除贫困、减少战争和独裁的措施了。现在就让我们去看看人类在对抗上述这些苦难之源时取得的进步。
[1] Norberg 2016, pp. 7–8.
[2] Braudel 2002.
[3] Fogel 2004，转引自Roser 2016d。
[4] Braudel 2002, pp. 76–77，转引自Norberg 2016。
[5] “Dietar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 2015–2020, Estimated Calorie Needs per Day, by Age, Sex, and Physical Activity Level”，资料来源于互联网数据。
[6] 卡路里的数据引用自Roser 2016d；亦可参见图7-1。
[7]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1947 ，转引自Norberg 2016。
[8] 由经济学家Cormac Ó Gráda给出的定义，转引自Hasell & Roser 2017。
[9] Devereux 2000, p. 3.
[10] W. Greene,“Triage: Who Shall Be Fed? Who Shall Starv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 5, 1975.在《纽约时报杂志》的这篇文章前一年，“救生艇伦理”这个命题就已经由经济学家Garrett Hardin在期刊 Psychology Today （Sept. 1974）中提出，那篇文章的题目为“Lifeboat Ethics: The Case Against Helping the Poor”。
[11] “Service Groups in Dispute on World Food Problems,” New York Times, July 15, 1976; G. Hardin,“Lifeboat Ethics,” Psychology Today, Sept. 1974.
[12] 麦克纳玛拉、医疗健康、人口控制：N. Kristof,“Birth Control for Others,”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08。
[13] 饥荒不会削弱人口增长：Devereux 2000。
[14] “Making Data Dance,” The Economist , Dec. 9, 2010.
[15] 工业革命与饥荒的消除：Deaton 2013；Norberg 2016；Ridley 2010。
[16] 农业革命：DeFries 2014。
[17] Norberg 2016.
[18] Woodward, Shurkin, & Gordon 2009；资料发表于互联网。哈伯是发明化学武器的主要人物之一。
[19] Morton 2015, p. 204.
[20] Roser 2016e, 2016u.
[21] 博洛格：Brand 2009；Norberg 2016；Ridley 2010；Woodward, Shurkin, & Gordon 2009；DeFries 2014。
[22] 绿色革命运动继续推行：Radelet 2015。
[23] Roser 2016m.
[24] Norberg 2016.
[25] Norberg 2016.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 Global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 2015 ，“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的净森林面积已经上升了，它们大多数位于温带和北方带”。
[26] Norberg 2016.
[27] Ausubel, Wernick, & Waggoner 2012.
[28] Alferov, Altman, & 108 other Nobel Laureates 2016; Brand 2009; Radelet 2015; Ridley 2010, pp. 170–173; J. Achenbach,“107 Nobel Laureates Sign Letter Blasting Greenpeace over GMOs,” Washington Post, June 30, 2016; W. Saletan,“Unhealthy Fixation,” Slate, July 15, 2015.
[29] W. Saletan,“Unhealthy Fixation,” Slate, July 15, 2015.
[30] 对转基因食物的无知见解：Sloman & Fernbach 2017。
[31] Brand 2009, p. 117.
[32] Sowell 2015.
[33] 导致饥荒的原因不只是食物短缺：Devereux 2000；Sen 1984, 1999。
[34] Devereux 2000; White 2011.
[35] 在Devereux 2000的第13页中写道，在殖民地时期，“导致饥荒的宏观经济和政治原因逐渐销声匿迹”，原因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以及“殖民地政府因为意识到能够通过解决食物短缺巩固政治地位而实行的早期预警与介入调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