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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朋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设计这项研究呢？可以把你的研究设计先写下来，再接着阅读。】
由于这是我在北京大学读博士研究生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对研究生读者来说可能启发和借鉴意义更大一些，所以我把当时自己的研究设计和研究过程尽可能详细一点进行介绍。
我认为，要从总体上全面了解广大独生子女家长和非独生子女家长培养教育孩子的方式并进行比较，最好的方法无疑是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我对调查研究的设计主要包括四个大的方面：一是研究对象的抽取方案；二是研究变量的操作化和测量设计；三是资料收集方式的确定；四是资料统计分析方式的选择。
一是研究对象的抽取方案。因为我要比较的是独生子女家长与非独生子女家长培养教育孩子的方式，所以，两类家长自然就是我的研究对象。如何抽取这两类研究对象呢？我当时只是一名在读博士生，只有很少一点经费（导师给的1 500元课题费），也没有人帮忙。但我又想尽可能抽取到对全国两类家长有代表性的样本。在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做呢？
【读到这里，读者朋友也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会如何设计抽样方案？】
我当时想到，独生子女教育问题最集中地体现在广大城市地区（因为1984年以后，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实行了“一孩半”政策，即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可以间隔几年后生育第二个孩子。所以，农村独生子女比例大幅下降）。因此，在各方面资源和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我主要研究城市两类儿童的家长。但全国有这么多城市，又该如何抽取呢？我先选择了地处我国中部，同时在社会、经济、人口等方面都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湖北省作为调查地区。同时，湖北是我的家乡，语言、风土人情等方面我也更为熟悉，便于开展调查。可是，湖北省有大小29个城市，我不可能一一进行调查。于是，我必须在湖北省的城市中进行抽样。
当时考虑到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突出地体现在城市的类型和城市规模的大小等方面，所以，我先根据当时城市划分的标准以及城市人口规模对这29个城市进行分类。结果是特大城市1个、大城市空缺、中等城市7个、县级小城市21个。根据这一情况，我先选取了属于特大城市的省会城市武汉市；接着从中等城市中选出人口规模最接近大城市标准（相差不到1万人）的黄石市作为大城市的替代；然后在剩下的中等城市中简单随机抽取了沙市市（现在的荆州市），在县级小城市中简单随机抽取了仙桃市；最后从湖北省7个地区中简单随机抽取了孝感地区，再从孝感地区的4个县中简单随机抽取了云梦县。这样，调查地点就由属于特大城市的武汉市、重工业的大城市黄石市、轻工业的中等城市沙市市、属于县级小城市的仙桃市以及属于城镇的云梦县城关镇5个市镇构成。
考虑到研究目标的需要，我决定选取小学生及其家庭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为我调查的时间是1988年，当时的小学生年龄处于6岁到12岁之间，其出生年份正好在1976年到1982年之间，即处于1979年国家提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前后各3年这段时期中。他们是我国城市中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与最后的一批多子女的混合体，也是进行两类家长和子女比较的最有价值的自然总体。
为此，我要在每个市镇抽取小学和学生。由于调查是在不同市镇进行，因而我只能先设计好抽样的方案，到各个市镇后再具体实施。我的抽样方案是：首先，到各个市镇的教育部门，请他们按照重点小学、一般小学、较差小学3种类型各推荐1~3所小学，我从中各随机抽取一所进行调查。这样总共抽取15所不同类型的小学。其次，在每个市镇所抽中的三所小学中，按不放回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抽取低年级（1~3年级）和高年级（4~6年级）各一个。比如，从甲小学抽到3年级和5年级，在乙小学就从剩下的两个低年级和两个高年级中各抽一个，如抽到1年级和6年级，然后在丙小学就抽取剩下的2年级和4年级。这样，既保证了抽取的随机性，又保证了每个市镇的样本中都包含了1~6年级的学生。最后，在抽中的年级中，简单随机抽取一个班级，该班的所有学生都是我的调查对象（这就是整群抽样的方法）。
二是研究变量的操作化和测量设计。通过调查问卷收集资料，就要在调查问卷中对研究关注的变量进行操作化处理和测量。我研究的主要变量是父母在培养及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溺爱”孩子的行为。为此，我首先对“溺爱”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所谓“溺爱”就是“过分疼爱”，或者说是“不恰当地疼爱”。然后将其操作化为4个不同的维度（详见后面论文中的描述），再对每一个维度设置4~6个具体的测量指标。最后将这些指标设计成调查问卷中的具体问题。比如，对于“不注意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这一个维度，我设计了6项指标，即孩子是否自己洗头、自己洗澡、自己穿衣、自己收拾书包、自己整理床铺以及自己上学。
三是资料收集方式的确定。调查中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根据我当时的资源、条件和调查的任务（一个人，5个不同的市镇、15所小学、30个班级、1 500名左右被调查的对象，导师给予的1 500元课题经费），我决定采取到小学请班主任老师将问卷发给班上的学生，然后让学生带回家交给父母填写，最后学生的父母各自将填好的无记名问卷投进邮筒邮寄回的方式进行调查资料的收集。这样做既可以保证调查的质量和回收率，又比较节省人力、时间和经费。
四是资料统计分析方式的选择。根据研究的主要目标，即比较独生子女家长与非独生子女家长“溺爱”孩子的行为表现，以验证“独生子女家长比非独生子女家长更加溺爱孩子”，因此“独生子女家长都把孩子培养成了小皇帝”的假设，同时考虑到研究变量的测量层次（主要为定类层次的变量），我决定以双变量的交互分析为主要分析手段，辅之以控制第三变量的交互分析方式，以及两因素和多因素的相关分析。
确定好研究计划和具体方案，我就开始了调查的实施。首先，在阅读相关文献和对几位小学生父母进行无结构访谈的基础上，我设计出“小学生父母调查问卷”的初稿。然后在武汉市和黄冈县（现为黄冈市）城关镇进行了两次试调查（之所以选择武汉市，是因为我当时家就在武汉，比较方便调查；而选择黄冈县进行试调查，主要是因为我一直生长在城市，对农村以及县城的生活状况不太了解，在那里试调查是为了防止所设计的调查问卷在正式调查的云梦县城关镇以及由县转成市的仙桃市不适用）。试调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检验问卷设计的质量，了解利用问卷向家长进行调查的可行性，同时了解小学领导、教师以及学生家长对调查的态度和反应；二是进一步熟悉当时小学、小学生、学生家长的一般情况，以便后来的正式调查能够尽可能地适应这些情况。特别是还要了解进行邮寄调查的可行性。为此，我在武汉市联系了一所普通的小学，采用准备在正式调查中运用的“老师发给学生问卷加上家长邮寄回收问卷”的方法，将问卷交给班主任老师，由其发给全班学生。结果全班发放52份问卷，除3份外全部寄回，效果非常好。
根据试调查的结果，我又对问卷进行了修改，然后才打印出正式调查的问卷。同时购买了寄回问卷需要的信封和邮票，在调查开始前将打印好的回邮地址条和邮票一并贴在每一个信封上。此外，还集中购买了1 500支铅笔和1 500个练习本作为发给被调查小学生的纪念品。虽然调查对象是小学生父母，但给孩子礼品可以更好地让父母配合完成问卷调查。
当一切准备就绪，我就一个人背着问卷，提着纪念品，奔波于5个市镇的教育部门和小学。先从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小学领导、班主任老师那里了解相关情况，然后抽取相应的年级、班级。接下来和班主任老师交谈，沟通调查问卷、回邮信封、纪念品的发放工作及相关要求。还分别到30多位小学生的家庭进行家访调查。在实际调查中，有几次被小学的门卫师傅当作推销的，拦住不让进校园。当然，实地调查的抽样中也遇到了一些例外情况，比如云梦县城关镇只有3所小学，所以不用抽样，直接调查3所学校。又比如，仙桃市实验小学抽到的那个班级学生人数太多，共有108名，只好临时从中再抽取一半。
调查中的一件事更是让我印象深刻。实地调查结束后，我回到北京大学，整理寄回的问卷（我的回邮地址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这时我突然发现了两个奇怪的现象：一是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问卷是家长直接寄回的，而三分之二的问卷则是一捆一捆寄回的。打开一看，原来是许多认真负责的小学老师怕学生父母不填写或者不邮寄回，于是要求学生把父母填好的问卷带回学校交给老师，老师一起寄回。二是我发现有50多封信封是贴了两张邮票寄回的。明明我都是贴了一张邮票的，且一张邮票就够了呀！这是怎么回事？我拿着问卷和信封到邮局，工作人员将问卷和信封放到秤上一称，刚刚20克。她解释说，如果贴信封封口的糨糊多了一点点，就会超重，就要贴两张邮票了。原来这也是一位负责的小学老师，她让学生把父母填好的问卷交回来，自己拿到邮局去邮寄时，被邮局工作人员要求补贴一张邮票，她就自己掏腰包默默地补贴了全部50多封邮件的邮票。这些特殊寄回的问卷让我深受感动，正是有了这些负责的小学老师的配合，我的调查才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我心里一直默默感谢这些不知名的小学老师。
这项调查我总共抽取到5个市镇、15所小学、30个班级的1 342名小学生，构成了调查的样本。发出的问卷数量是1 342份，最终寄回的有效的问卷为1 293份，有效回收率达到96.3%。非常高的有效回收率也反映了调查的高质量。
接下来我请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一位博士生同学帮我将问卷数据全部录入计算机，然后就开始进行统计分析的工作。那时数据资料的统计分析远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最好的计算机是一台IBM 286，而我们研究生只能用另外两台运算速度更慢的“长城0520”，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也只是SPSS的DOS版，需要在DOS下写分析程序的命令文件，再进行运算。当时哪怕只是运算几个最简单的变量频数分布和交互分类统计往往就要半天时间，有时还会因为编写的分析程序命令文件中错了一个符号或者一个空格，计算机运算了一下午，最后给出“程序命令有错，无法执行”的结果。所以，我的统计分析只能到北京大学计算中心去做。我先把所有想做的统计分析的程序命令文件写好，然后到北京大学计算中心的大型计算机上进行运算。计算中心只给我半天时间，而且是将所有运算一次性做完，没有第二次，既无法修改也无法补充。
本来统计分析结果一出来，我就可以开始利用这些结果来撰写论文了。但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统计分析得出了让我十分意外的结果：在测量家长培养孩子行为表现的所有指标上，两类家长之间都几乎不存在显著差别！我当时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我原来拟定的研究问题现在无法回答了！我该怎么办？于是，我在去全国妇联参加一次会议的路上，咨询了一道同行的、给我们研究生上过人口社会学课程的蔡文媚教授。她说：“那你就要去研究为什么二者没有差别了呀！”
蔡老师的话提醒了我。于是我开始反思自己的研究问题。我的研究问题是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把“独生子女是小皇帝”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时我突然想起在进行文献回顾时看过的那篇《中国的“小皇帝”》。对于这篇影响我对独生子女认识的报告文学，当时我觉得它不是学术论文，就没有仔细阅读和分析。虽然它的标题所代表的观点已经不自觉地成为我的认识，但我自己却并没有在意。想到这里，我重新拿出这篇报告文学，认真阅读起来。
真是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通过阅读，我不仅明白了这篇报告文学存在的问题，也进一步追根溯源弄清楚了“小皇帝”这一称呼的来龙去脉。原来，“小皇帝”一词在媒体上的传播并不是起源于这一代独生子女所生长的国度，而是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1985年3月18日，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该刊两名记者在北京采访后所写的文章，题目正是“一大群小皇帝”
。他们借独生子女家长之口，第一次给这一代独生子女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短短11天之后，中国的《工人日报》上就刊登了这篇文章的摘译稿。
而到第二年，《中国作家》上就发表了这篇轰动社会的《中国的“小皇帝”》。随着《中国的“小皇帝”》被转载、被拍成电视剧，“独生子女是小皇帝”的观念成了当时普遍的社会认知，我也未能幸免。
此时我才明白，原来我是带着一种错误的观点，并将其作为前提，去建立我的研究假设和研究目标的。而这种错误观点的来源，则是一篇毫无科学性可言的报告文学。那么，现实中究竟存不存在几千万“小皇帝”呢？这是一个没有人通过科学研究做出过回答的问题。于是，我就将我的研究目标从探讨独生子女家长如何把孩子都培养成“小皇帝”，变成了论证“独生子女究竟是不是小皇帝”。而调查中得到的两类家长在培养孩子行为表现的所有指标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别的结果，正是我回答这一问题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