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论文怎么写？

一、论文总体框架

这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上。 论文在结构上同样是采用定量研究论文最常见的表达方式，即主要分为“问题与背景”（导言）、“文献回顾”（文献综述）、“研究设计”、“结果与分析”、“总结与讨论”（小结与讨论）几个大的部分。论文总体框架如表3-1所示。

二、论文写作解析

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

风笑天

摘要：本文运用5次大规模调查所得的资料，以同龄非独生子女作为参照对象，将青少年问卷与家长问卷相互对比，从性格与行为特征、生活技能、社会交往、生活目标、社会规范、角色认同、自我认识等方面，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城市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发展是正常的，他们与同龄非独生子女之间在社会化各个方面的相同点远多于相异点。文章还根据研究发现，提出了“消磨-趋同”“变异关键年龄”“社会交往补偿”等理论解释。

关键词：独生子女 青少年 社会化

【摘要用简明扼要的语言，介绍了研究的资料来源、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主要发现及相应的理论解释，使读者在较少的文字中了解研究的主要信息。】

一、导言

被美国人口学家称为“怪蛇腹中的猪”的美国战后生育高峰一代（the Baby Boom Generation），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不平凡的一代”，“在他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由于他们的出现而改变这一阶段的特征，并迫使全国对他们的需要和问题予以特别的重视” 。这一代人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社会。

【引出美国战后生育高峰一代，目的是说明他们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社会。】

在美国“生育高峰一代”出生三十几年后，在地球另一半的中国，则出现了与他们虽不相似但对中国社会同样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代新人，这就是从1979年开始直到今天仍不断增加着的独生子女。据国家计划生育部门统计，1997年年末全国领证的独生子女人数已达到5 337万。 目前，全国独生子女人数估计已超过5 800万。这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社会中的独生子女人口已和整个法国的人口相当，或者说差不多相当于两个加拿大的人口。

【由远到近、由国外到国内，陈述这么大规模的独生子女人口的出现，来暗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样会很大。】

当数以千万计的独生子女一下子从中国大地上涌现出来时，马上引起了学术界和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是：主要由国家计划生育政策造就的这一代特殊儿童能否正常地、健康地、顺利地成长和发展？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焦点所涉及的正是一代独生子女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的问题。

【马上将话题引到研究的中心问题上。】

早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初就有人提醒，独生子女有诸多毛病；也有人担心，独生子女的素质差、独生子女是“问题儿童”；还有人预言，独生子女将成为“小皇帝”、独生子女的发展将不如非独生子女。所有这些似乎都在暗示：与独生子女的成长相伴随的将是一条不平常的社会化道路和一种不正常、不充分、不完善、不全面的社会化过程；一代独生子女的社会化结果也将是畸形的和令人担忧的。如果情形果真如此，那么，对整整一代独生子女青少年、对数以千万计的独生子女家庭、对即将跨入21世纪的整个中国社会来说，都将是一个悲剧，都将是一种十分严重的后果。

【说明探讨和研究这个问题、弄清楚现实究竟如何很重要，这也就是暗示进行本研究所具有的意义。】

将近20年过去了，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已走过了幼儿期、儿童期，进入了少年期和青年初期。不管社会对这一代独生子女发展状况的评价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不管每一位独生子女父母、每一个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抱有怎样的期望，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客观地在中国社会中长成，在人们的关注、期盼、担心和争论中长成。这些即将完成少年期和青年初期社会化过程、即将作为新公民进入中国社会的独生子女，其社会化发展状况究竟如何？他们的社会化结果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有没有差别？他们身上是否存在着不同于普通儿童的人格缺陷？由于无兄弟姐妹这种特定的人生经历的影响，他们是否更难以与人交往？他们的社会适应性是否真的“发育不良”？当我们从“人的社会化”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代特殊儿童的成长过程和发展状况时，我们可以怎样回答上述问题？又能够怎样回答十几年前人们提出的各种疑问、担心和预言？这些正是本项研究得以形成的基本背景，而用经验的、系统的研究结果给出答案，则是本项研究的主要目标。

【明确提出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

国外有关独生子女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1898年至1978年的80年间，西方学者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了独生子女的成长与发展问题：（1）健康。在这方面存在两种相反的看法，博汉农（Bohannon）等研究者认为，独生子女的健康状况总体上不如非独生子女。而基尔福特（Guilford）等研究者则发现，独生子女的卫生习惯明显比非独生子女好。因而他们认为独生子女的健康状况并不比非独生子女差。（2）智力。绝大多数研究在这方面的结论十分一致，认为独生子女的智力比非独生子女优异。（3）性格特征。在这方面也有两种结论：一种认为独生子女的性格具有特异性，尤其是具有两极性；而另一种结论则否认这种特异性，认为独生子女在性格特征上与非独生子女相差无几。（4）社会交往。一些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在社会交往方面“不协调”、适应性较差，但也有研究证实独生子女在社会交往方面的表现与非独生子女不相上下。

美国当代研究独生子女的著名学者凡尔布（Toni Falbo）教授及其同事对1925—1984年这60年间西方各国所发表的200多篇有关独生子女的经验研究进行了评论，并对其中115篇文献进行了一项定量分析（meta-analyses）。结果表明，有关独生子女的特征和发展状况，这些研究所描绘的是一幅混乱的画面：有些研究发现独生子女优于非独生子女；有些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劣于非独生子女；有些研究则发现二者没有差别。

【通过国际上研究独生子女的著名学者的文献，简略地介绍国外的研究概况。同时说明，关于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国外研究的结论互不相同。】

对中国独生子女的研究始于1980年。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独生子女问题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已有150余篇。其中与独生子女的社会化发展有关的经验研究约占一半。这些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探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心理及行为特征上的差异。在这些研究中，早期较多的结论是：独生子女的发展具有与非独生子女不同的特点，其中，独生子女的身体状况、智力水平优于非独生子女，而个性品质和行为习惯则不如非独生子女。 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多数研究则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个性特征上无显著差异，“从各类样本的比较来看，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体差不多” 。第二类则集中探讨独生子女的发展状况。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1996年在全国12个大城市对3 349名10~15岁的独生子女及其家长进行调查，考察独生子女的人格发展状况，得出了独生子女人格特征具有珍惜友谊、自信乐观等五大优点和攻击性强、成就需要低等四大缺点的结论。 遗憾的是，该研究一方面只探讨了独生子女的人格发展问题，没有涉及独生子女社会化发展的其他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该研究的对象仅包含独生子女，缺乏与其进行比较的参照系。因此，我们无法判断研究所得出的各种优点和缺点究竟是仅为独生子女所具有，还是为一般儿童所共同具有。正如一位学者所评论的，该研究“由于缺乏与非独生子女群体的比较，它没有告诉我们更多” 。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于1996年在上海市对916名15~29岁的青年进行了调查，内容涉及生活需要、人格特征、社会交往、家庭生活、恋爱婚姻等八个方面。研究者“发现76%的指标在统计学上并不呈现显著性意义，从而得出基本结论：进入青年期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有所差异，但不存在本质差异” 。尽管该研究的对象和调查样本对于回答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结果这一问题十分有益，但该研究却没有对独生子女社会化的状况进行系统调查和描述。另外在数据资料的分析上，研究者又不恰当地将百分比上的微小差异直接转化为研究的结论，忽略了样本中两类青年（独生与非独生）在年龄结构、职业结构等方面的重要差别，没有对可能影响统计结果的重要变量（比如年龄等）进行控制，导致支持研究结论的经验证据在逻辑推理的过程中明显分量不足。因而，它对我们回答本研究的中心问题仍然没有大的帮助。

笔者1996年曾指导研究生对湖北省5个市镇593名中学生的社会化状况进行了初步调查，结果表明，中学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社会化状况总体上相差不大。 作为本研究的前期研究，该研究也存在着地区代表性不足（仅湖北省）、调查对象单一（仅中学生）、仅有横剖调查资料、统计分析中没有控制年龄变量等缺陷。

【接着总结了国内与独生子女社会化相关的两类研究及其结论。相对概略地介绍了第一类相关性不太强的研究，而对与本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三项研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析，特别是指出了这几项研究的不足和局限。】

对文献的分析表明，现有研究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不足：一是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3~6岁的幼儿和7~12岁的儿童身上，较少以13~19岁尤其是16~19岁的青少年为研究的对象。虽然这是客观现实造成的一种缺陷（几年前16~19岁人口中独生子女还很少），但它对于我们回答本研究的中心问题却是一种关键性的缺陷。二是研究内容多为社会化的某一个方面，很少有涉及青少年社会化发展各个方面的经验调查结果。三是资料收集方法多为单一的他人（老师或家长）评价，青少年的自我评价以及不同对象的多角度评价较少。四是缺乏多个时间点上的纵贯资料的比较。正是由于这些缺陷，我们对这一代独生子女社会化发展的基本结果还是知之不多。

【最后将国内外研究特别是密切相关的研究的主要局限清楚地列出来，以说明，对于回答本研究的问题来说，现有研究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言下之意，也就等于说开展本项研究十分必要，或者说本项研究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值得做。】

三、研究设计

针对现有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本项研究注重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调查对象以13~19岁的城市中学生为主 ，并以6~12岁的城市小学生与之进行比较，以描述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社会化的不同特点。其次，将中学生的自我评价与其家长的评价对照分析。通过成人视角和成人世界参考框架与青少年自我认识的相互印证，来弥补现有研究仅有一种评价视角的不足。再次，研究内容尽可能包括青少年社会化的各个方面，以提供一种相对完整的经验描述。最后，充分利用1988年、1996年、1998年同一主题的纵贯调查资料进行对比分析，以更好地反映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特征。

【说明正是因为现有研究存在上述不足，所以本项研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设计。】

（一）基本变量及其测量

社会化结果。这是指个人通过基本的社会化过程，在生活技能的掌握、社会规范的学习、人格特征的形成、价值观念的内化、生活目标的确立、社会角色的认同等方面的发展程度或所达到的水平。在本研究中，将其操作化为调查对象在性格与行为特征、生活技能、社会交往、生活目标、社会规范、角色认同、自我认识等方面的发展状况。

性格与行为特征。这是青少年社会化状况的最基本体现。本研究根据现有研究的结果并结合青少年的实际情况，选取了10个基本的方面作为指标进行测量。测量方式是要求调查对象在成对的性格与行为特征中选择自己更接近的方面。

生活技能。根据人的社会化的理论，青少年时期社会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学习和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以适应成年后独立参与社会生活的需要。这种生活技能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二是初步的谋生技能。其中第一方面更为基本。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分析的重点也放在这一方面。测量指标包括独自去医院看病、独自去理发等；对小学生则包括自己穿衣、自己洗澡等。

社会交往。社会交往既是个人实现社会化的一种渠道，同时也是个人社会化发展状况的一种衡量指标。本研究根据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环境，尝试用与同学的关系、好朋友的数目、是否有孤独感、对新环境的适应等来对此进行测量。

生活目标。基本社会化阶段的成果之一是个人逐渐明确未来生活的目标。对于中学生来说，这种未来的生活目标集中地体现在他们对自己所要达到的教育程度和所希望选择的职业上。本研究正是用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这两个指标来对此进行测量。

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用以指导和调整社会中人们行为的各种文化的和制度的规定，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研究主要结合中学生学校生活的特点，选取遵守纪律、讲究文明礼貌等指标进行测量。

角色认同。社会成员的角色是个人基本社会化过程的最终产物。对于即将走向成年的中学生来说，成人角色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采用间接的方式，通过询问青少年的自我感受和心理状态，对他们所具有的成人意识进行测量。

自我认识。自我认识指人们对自我特点的认识及对自我形象的评价等。在本研究中，主要用学生对自己在父母、老师、同伴等“重要他人”眼中形象的认识以及学生对自己在行为表现、智力发展、基本素质和能力等方面的主观评价来进行测量。

【这一部分详细介绍研究的核心概念及其操作化的方式。这是读者评价研究结果和研究结论的重要依据，不能简单略过。】

（二）样本与资料

本研究所用资料来自5项大规模问卷调查。这5项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见表1。

1988年和1996年调查的情况，读者可参见有关文献。 1998年三项全国范围的调查于该年10月至1999年3月在全国14个城市同时进行。调查点的选择主要考虑了地区的分布和城市的类型两个因素。研究者从东北区的黑龙江、西北区的甘肃、西南区的四川、华北区的河北、华东区的江苏、华中区的湖北、华南区的广西等省（自治区）中，选取了5个省会城市（代表大城市）、6个普通城市（代表中小城市），加上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代表超大城市）总共14个城市作为调查点。各城市调查样本抽取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首先，在每一城市中，依据学校类型（重点、普通、较差），按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中、小学各一所。其次，在抽中的学校里，按不放回抽样的方式，依次随机抽取初中和高中各一个年级，小学低年级（1~3年级）和高年级（4~6年级）各一个年级；再次，在抽中的年级里，按简单随机抽样方式抽取一个班级；最后，从抽中的班级中按系统抽样的方法抽出20名学生（北京、上海两地各为30名）。被抽中的1 800名中学生及其家长以及1 800名小学生家长分别构成三个调查样本。其中，中学生样本与中学生家长样本一一对应。由于天津市额外多抽了68名高中非独生子女，故中学生及其家长的样本规模均为1 868。调查实际收回的有效问卷分别为1 855、1 855和1 746份，有效回收率分别为99.3%、99.3%和97%。

资料采用自填问卷方法收集。中学生问卷以集中讲解、当场填答、当场回收的方式进行；家长问卷则采取由中小学生带回家，交给家长填写，填好后由学生带回交给老师的方式进行。资料分析以1998年中学生问卷为主，并尽可能与其他问卷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比较。根据研究的目标，本文主要对不同阶段的两类青少年在社会化各项指标上的发展状况进行交互统计分析，并对二者之间差异的显著性进行卡方检验。

【这一部分是对研究所用的数据资料来源进行介绍。在调查方法的介绍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抽样方法和过程，以及资料的具体收集方法和过程。读者只有详细了解了这两方面的情况，才能衡量和评价统计分析所用数据资料的质量和最终的统计分析结果的质量。】

四、结果与分析

【这一部分的写作要按照研究设计中对社会化结果的操作化指标，逐一地将数据分析的结果整理成合适的统计表格呈现出来，并对每一个统计表格的内容和含义进行解读和分析。】

（一）性格与行为特征（见表2、表3）

【定量研究的结果表达与分析中，一方面要尽可能规范、简明地列出统计表格；另一方面要对统计表格中的内容进行恰当的解读。所谓恰当，包含两方面：一是解读的顺序，要从大的方面、整体方面开始，然后再到小的方面、局部方面；二是不能只是用文字将表格内容重述一遍，而是要对表格中的结果进行归纳，特别是要将表格中各种数字背后的含义揭示出来。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对得出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进行一定的说明。总的来说，表格结果的分析就是引导读者理解表格的主要内容和关键数字的含义。】

表2和表3的结果表明：（1）从总体上看，两类青少年在性格特征上相似性多于相异性。在总共80组对比结果中，差异显著的（标有*号者）为22组，占27.5%。（2）相对于青少年的自我评价来说，家长们评价结果的差异更小。（60项中有差异的为14项，占23%；而青少年20项中就有8项，占40%。）（3）家长们的评价中，独生子女往往不如非独生子女；而中学生的自我评价中，则相反，是非独生子女不如独生子女。

四项调查中最为一致的结果是：“懒惰”是独生子女青少年在性格与行为特征方面明显不及非独生子女的弱点。无论是初中生、高中生，还是高年级小学生，也无论是青少年还是他们的家长，看法都相同。这一结果十分明确地向我们揭示出独生子女青少年在性格与行为特征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值得家长、学校和社会注意。

对表2结果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学生的自我评价中，除“懒惰”一项外，仅有“任性”的比例为独生子女高于非独生子女；而在“呆板”“不能干”“无主见”“没礼貌”等方面则都是非独生子女的比例高于独生子女的比例。对应的家长评价中，所有这些方面却都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只是在“粗心”“娇气”两方面独生子女不如非独生子女，而在“合群”方面优于非独生子女。对这一结果，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认为青少年的自我评价比较客观，反映了现实。那么就可以得出独生子女青少年在性格与行为特征上除了更“懒惰”外，其他方面略优于非独生子女的结论。二是认为家长的评价比较客观，更符合现实。那么，

我们可以说两类青少年在性格与行为特征上差异不大，而此时对青少年评价结果的解释就只能是：独生子女青少年相对比较自信。

仔细比较四个调查中“不能干”一项的结果，我们发现：10年前，小学生家长认为，只有少部分孩子不能干（20%~35%），并且，独生子女不能干的比例高于非独生子女的比例。10年后，各类家长认为孩子不能干的比例普遍提高（40%~50%），特别是小学高年级独生子女家长认为孩子不能干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家长。10年后的中学生家长和初中学生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是否能干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而高中学生则认为，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更能干。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变化趋势。它向我们揭示出下列两点结论：（1）现在的小学生或许真的没有10年前的小学生能干，特别是小学高年级的独生子女是相对最不能干的。（如果是这样，值得探讨其原因。）当然，也可能是10年后小学生家长评价孩子是否能干的标准普遍提高所致。（2）10年前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能干方面所表现出的某些差异，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正在逐渐消失。这一结论为我们认识独生子女社会化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二）生活技能（见表4、表5）

表4的结果表明，高中生与其家长的评价结果基本一致：在“下方便面”和“骑车上街”两方面，独生子女明显更强；而在“独自理发”和“独自买菜”两方面，则是非独生子女更强。“下方便面”的能力可能与独生子女家庭多为“三口之家”、孩子经常面临独自在家的现实有关。独自“骑车上街”的能力则是独生子女家长较早培养孩子骑车且普遍有车可骑的产物。由于“独自买菜”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做家务事”的测量，而不完全是对生活技能本身的测量，因而，我们对这一结果的解释应有所保留。至于为什么高中独生子女自己去理发的比例略低于非独生子女，笔者目前尚未找出合理的解释。这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去回答。

与高中的结果不同，初中生与其家长的评价结果之间差异较大。初中家长认为，独生子女在“独自看病”和“自去书店”这两方面明显弱于非独生子女，其他方面二者相当。但初中学生的调查结果却显示，独生子女在“下方便面”“骑车上街”和“独自乘车”三方面强于非独生子女，其他方面二者相当。笔者认为，两种不同视角所看到的现象更为全面地反映了现实：独生子女家长对孩子生病特别关注，是独生子女独自去医院比例低的原因；而他们独自去书店的比例低于非独生子女，则与许多独生子女家长常常主动为孩子买书、常常带孩子去书店买书的现实有关。

将1998年小学生家长调查与1998年中学生家长调查结果相比较，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变化过程：“下方便面”一项，由小学生中独生子女差，到初中生中无差别，再到高中生中独生子女强；“独自看病”一项，由低年级小学生中无差别，到高年级小学生和初中生中独生子女差，最后到高中生中二者又无差别；“骑车上街”一项，由低年级小学生中独生子女强，到高年级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中无差别；“独自乘车”一项，由小学生、初中生中无差别，到高中生中独生子女强。所有这些变化向我们揭示出这样的规律：低年龄中有差别的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变为无差别；到高年龄时仍有差别的方面，则往往是独生子女强于非独生子女。这是本研究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

表5下面的5项指标向我们展示出这样一种结果：低年级时，两类儿童之间不存在差别，到了高年级时，差别明显，且都是独生子女不如非独生子女。仔细比较表中的数据，我们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在生活技能上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而非独生子女的发展尤为明显，提高的幅度也更大，从而造成与独生子女之间的明显差异。为什么低年级时基本上没有差别，而高年级会有差别呢？笔者1992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指出：把年级分为低、中、高三组时，两类儿童表现在生活自理能力上的差异大多消失了。 这给了我们某种启示。我们将年级恢复到合并以前的状况（即按1~6年级）进行交互分析时，洗头、洗澡和整理床铺三个指标上，都只有4年级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其他年级的差异均不显著。这一结果告诉我们，高年级中的差异主要是由4年级的明显差异造成的。它说明，小学生在生活自理上具有这样的规律：低年级时普遍不做，故差异不显著；高年级时普遍做，差异也不显著；只是在中年级时有的做有的不做，故差异明显。它的进一步含义则是：10岁左右的独生与非独生儿童，在生活自理能力上会出现很大的差别。这是本研究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

（三）社会交往（见表6）

表6的结果表明，与20年前人们的担心和偏见相反，独生子女青少年在社会交往方面不是比同龄的非独生子女青少年差，而是比他们更好。无论是1996年调查的结果，还是1998年调查的结果，无论是样本的百分比还是统计检验的结果，独生子女在几乎所有指标的表现上都优于非独生子女。特别是统计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学阶段的独生子女在新的环境中很快结识新朋友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的比例，与人交往的能力明显比非独生子女强，好朋友数目明显多于非独生子女，孤独感明显低于非独生子女。这一结果对社会中流行的“独生子女‘孤僻’‘不合群’‘处处个人中心’‘难以与人交往’”的看法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它是本研究中第三个值得注意的发现。

（四）社会规范（见表7）

对于中学生来说，遵守组织纪律、讲究文明礼貌是最具代表性的规范要求。我们用“表现最好的方面”和“最主要的不足”一正一反两个问题来测量两类青少年的社会规范表现。每一问题都列举了6~9个不同的方面作为答案。表7的结果表明，整体来看，两类青少年在学习和遵守社会规范方面的表现相差无几。在总共20项对比统计结果中，仅有2项表现出显著差异。特别是在概括性相对较强的前两个指标上，所有结果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五）生活目标（见表8）

表8的结果表明，在教育期望上，初中两类青少年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独生子女希望读到研究生程度的比例大于非独生子女的比例，他们认为家长对自己的教育期望也是如此。但对初中家长的调查结果却显示，二者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并不存在显著差异。高中生的情况与初中生有所不同：一方面两类青少年在自我期望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家长对自己的期望也不存在显著差异。然而，高中独生子女家长希望孩子读到研究生程度的比例却明显比非独生子女家长的比例高。将学生与家长的期望相比，我们发现，学生中高教育期望的比例普遍多于家长中的比例。

在职业期望上，两类青少年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其特征是：独生子女希望将来从事知识类职业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的比例，而希望从事管理类职业的比例明显低于非独生子女的比例，其他方面二者相当。笔者对管理类进行了还原分析，发现独生子女在这一项比例低的原因是他们选择“军人、警察”的比例较低。（独生子女为11.5%，非独生子女为20.2%。）看来，“军人、警察”这一类带有危险色彩的职业中，独生子女的比例会相对减少。将初中生与高中生的职业期望相比较，我们发现，一个比较大的差别是高中生选择管理类职业的比例明显下降，而选择经济类职业的比例明显上升。这或许可以解释为高中生比初中生在未来职业的选择上显得更为实际，更加面对现实。

（六）角色认同（见表9）

表9的结果表明，在所测量的几个指标上，两类青少年的情况基本相同。1996年调查中，虽然初中独生子女自我感觉像成人的比例明显低于非独生子女的比例，但到了高中阶段，二者之间的差异却消失了。这说明，到了青年初期（高中阶段），独生子女的成人意识迅速增强，其发展水平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相差无几。另一个有显著差异的方面是，高中阶段的独生子女喜欢与成人交往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的比例。这说明，独生子女由于受到特定的家庭环境（基本上为三口之家）和特殊的生活经历（在家庭中只与成人交往）的影响，在行为上更乐于也更习惯于与成人交往。这一结果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独生子女青少年社会交往能力强于非独生子女青少年的原因。

（七）自我认识（见表10）

表10的结果再次表明，总体上，两类青少年的自我认识以及两类家长的评价仍然是相同远多于相异。总共42组比较中，差异显著的仅4组。表中的指标可分为三大部分12个方面。前四个方面是学校和家长最通常的评价指标。结果表明，不同阶段的两类青少年及其家长的评价完全一致。但仔细比较青少年与其家长评价的百分比，我们发现，家长对子女学习成绩满意的比例明显高于学生自己满意的比例。二者之间相差达到20%左右。这是一个重要的差别。它说明，学生对学习成绩的自我要求普遍高于家长对他们的要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今的中学生所承受的巨大的学习压力——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中间五个方面涉及青少年发展相对专门的领域。它主要反映出独生子女青少年在责任心和动手能力上所存在的不足。这一结果与现有一些研究的结论相一致。最后三个方面可以说是青少年的“镜中之我”，它表明，不同年龄段的两类学生对自己在父母、老师、同伴等“重要他人”眼中形象的认识也十分一致。

五、小结与讨论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研究结论的写法主要注意两方面：一方面是要非常简明扼要，即用最少的文字将前面结果与分析部分的内容概括出来；另一方面是先写大的、整体的结论，再写小的、部分的结论。】

从总体上看，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状况与同龄非独生子女基本一致，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不同之处。在同龄非独生子女这一参照系下，在本研究所涉及的经验指标范围内，可以认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发展是正常的，他们身上并不存在与普通儿童大不相同的人格缺陷，他们并非一代“问题儿童”。

从社会化发展的具体方面看，两类青少年之间存在下列主要差别：（1）在性格与行为特征上，“懒惰”是独生子女青少年的明显不足。此外，“动手能力差”“责任心差”，也是他们弱于非独生子女的方面，值得引起广大家长和社会的关注。（2）在生活自理能力上，10岁左右是两类儿童差别最大的时期。低年龄时两类儿童在这方面所存在的差别，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消失；到高年龄时仍有差别的方面，则往往是独生子女强于非独生子女。（3）在社会交往方面，独生子女青少年的能力更强，发展得比同龄非独生子女更好。（4）在未来职业期望上，独生子女希望从事知识类职业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的比例，而希望从事有一定危险性的职业的比例则明显低于非独生子女的比例。

本研究所得出的两类青少年在社会化发展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对于人们从总体上正确认识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种现实：被目前一些研究描绘的众多“属于独生子女的”特征、现象和问题，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一起成长的新一代城市青少年的整体特征、普遍现象和共同问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目前的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实质上已经是对现代背景条件下的青少年的一般研究” 。同时，这一结论还启示我们：在看待和认识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与发展时，不能忽略和轻视与他们“共同成长的”中国社会。应该看到，在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青少年与正在向现代化转变的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产生、包含、影响和造就了这一代新的中国公民。至于20年来我国社会的变革是如何影响到这一代独生子女的社会化过程，这一代独生子女又是如何被客观的社会现实造就成今天这样的“21世纪的中国公民”，为什么“独生”的生活经历并没有为一代独生子女带来许多“与众不同”的后果，以及哪些因素是造成两类青少年社会化结果中仍然存在一定差异的主要原因等问题，笔者将另文进行探讨并做出回答。

【这一段主要说明研究结论或发现所具有的意义。但上面这段文字的最后一句话，即“至于20年来我国……笔者将另文进行探讨并做出回答”其实并不太合适。因为我在下文就已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讨论。所以，也可以去掉这句话。】

（二）对若干发现的讨论

【这一部分是对研究发现的思考，我在讨论中尝试提出了对研究发现的几种理论解释，这种解释既要能合理说明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同时又要能在道理上、逻辑上说服读者。可以说这种解释性理论的提出，是对研究结果的进一步提升。当然，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这种理论只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提出的一种“可能的”理论、一种“尚未被经验证据证明的”理论。】

（1）“消磨-趋同”与“变异关键年龄”。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得出了一些反映独生子女社会化过程特征的结论，这是现有文献中最为缺乏的内容。这种特征之一是，独生子女社会化的发展及其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随着他们年龄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研究表明，初中时期两类青少年在能干、生活自理能力、教育期望、角色认同等方面所表现出的一些明显差异，都随着他们的成长而逐渐消失。对这一结果，笔者尝试提出一种“消磨-趋同”的理论来进行解释。所谓“消磨-趋同”，指的是两类儿童在幼年时期所存在的一些明显差异，会随着他们后期接触的社会化环境的变化和他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变小和消失。在基本社会化的末期，二者的发展状况趋于一致。社会化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可以称作“环境消磨”，而年龄的增长所带来的影响则可以称作“时间消磨”。

在儿童成长的不同阶段（比如学龄前期、学龄期、青年初期等），各种不同的社会化环境（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对儿童成长的影响不同。儿童年龄越小，所面临的社会化环境越单一，父母、家庭的影响和作用越大。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当儿童进入中小学，他们和社会接触的范围扩大了，社会化环境增加了，加上青春期心理的变化（独立性要求、逆反心理等），他们开始和父母及成人疏远甚至对立，开始向同辈群体靠拢。此时，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而父母和家庭的影响相对变小。并且，家庭对儿童来说是一种互不相同的环境，而学校、大众传媒等对所有儿童来说则是一种相同的环境。不同的家庭和父母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不一致性”与相同的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一致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独生子女在这两种环境中受到的影响不同，他们自己的感受也明显不同。在家庭环境中，其作为“独生子女”的感受很强，而在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环境中，其作为独生子女的意识则明显下降。因此，如果说家庭环境的不同是造成两类儿童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那么，这种后期生活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一致性、共同性，则是逐渐洗磨这种差异的重要机制。当然，在某些特殊的方面，比如安全、教育期望、吃苦性等，独生子女家庭和父母所给予的影响特别强，因而依然会导致独生子女在这些方面与同龄非独生子女有明显的不同。

特征之二是，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发展过程不是直线的，而是阶梯式的。本研究所得出的小学4年级时两类儿童在生活技能上具有显著差异的结果就是一个例证。或许10岁左右正是一个人从儿童到少年的转折点，是儿童在生活技能学习和培养上最不稳定、变化最大的时期，而此时的两类家长在培养和教育孩子上的心态、方法以及评价孩子的标准等方面，差别也最大。因此，处于“独生”与“非独生”两种不同家庭环境的儿童在这方面会产生十分显著的差异。对于这一结果，我们用独生子女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变异关键年龄”理论来进行解释和概括。这一理论解释的含义是：在某些特定的年龄，独生子女社会化的某些方面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突变性特点，他们与同龄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别也特别突出。

（2）“社会交往补偿”。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没有兄弟姐妹这种特定的人生经历，并没有对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交往状况带来不利的影响。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交往能力更强、好朋友更多、合群性更好、孤独感更少。在研究所测量的各种指标上，凡是有显著差异的，都是独生子女强于非独生子女。这一结论与常识以及现有一些研究的结果明显不同。人们一般认为，独生子女由于缺少兄弟姐妹，因而与同辈群体进行交往的条件较差、机会较少，不利于其社会化的正常进行，容易形成性格孤僻、社交能力差等人格缺陷。上海市的一项研究结果也表明：独生子女青少年在社会交往方面存在较大问题。研究者根据独生子女的生活环境特征，对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做了如下的理论解释：“因为‘独生’而失去兄弟姐妹关系的基本模式，就使他们在生活中有可能不善于处理相应的各种人际关系。”

【对于自己的研究结果与常识及前人研究结果之间的不同，需要专门进行解释和说明。】

那么，我们该怎样从理论上来解释本研究所得出的这种与常识和现有结论都不相同的结果？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结果中，哪一种更接近社会现实？笔者认为，常识中对独生子女交往能力弱、合群性差的认识主要来自对幼儿和低龄儿童行为的观察与分析。在幼儿时期，独生子女在父母等成人的过度“保护”下，交往能力可能的确赶不上那些有兄弟姐妹为其提供大量“交往实践机会”的非独生子女。然而，到了青少年时期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青少年时期的重要心理特征之一是对成人世界的“逆反”和“反叛”。青少年开始将信任和依赖的对象从成人（父母和教师）转向自身和同辈群体。他们交往的对象也越来越多地指向同龄伙伴。这种同辈群体中的交往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由于缺少与兄弟姐妹交往的家庭环境，独生子女“被迫”更多地与同学、与同龄伙伴往来；相反，非独生子女也有相当多的时间是与其兄弟姐妹一起在家庭环境中度过的，这种手足之间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在家庭外与同学、朋友的交往。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在家庭范围内与兄弟姐妹的交往，同他们在学校、社区、社会中与同学、同龄伙伴、社会成员的交往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差别——不同社会群体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青少年在家庭这一具有首属关系的“我群体”中所学到的交往规则和行为规范，不同于家庭之外众多具有次属关系的“他群体”中所实际适用的交往规则和行为规范。独生子女在家庭环境中交往对象的缺乏，尤其是同辈对象的缺乏所带来的不足，在其更经常地同家庭外的对象交往的过程中得到了更大的补偿，因而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和表现相对强于同龄非独生子女。因此，我们可以用“社会交往补偿”的理论来对这一研究发现进行解释和概括。这一理论解释的含义是：客观条件的不足和欠缺使得独生子女青少年在社会交往方面反而学到了更多、得到了更大的锻炼，能力也更强。

【对于自己的研究结论与前人研究结论之间的差别，不能回避，要正面进行分析和回应，说明哪一种可能更接近现实。这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规范的做法。】

至于上海研究所得出的不同结果，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首先，该研究是依据其“得出的百分比差异经卡方检验达到0.05的显著度”而得出结论的。根据统计学理论，当样本规模相当大时，这种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就会失去意义。此时更重要的是看差异大小，或看相关程度的强弱。 该研究的样本规模达到916人，而所得出的百分比差异只有3%左右，可见两类青少年在这一指标上的实际差别并不大。其次，该研究未能将两类青少年总体的年龄、身份状况（如中学生、大学生、企业员工）等重要变量进行控制，加上测量指标比较单一，因而不能排除其他因素（比如低年龄和学生中独生子女比例大，而高年龄和职工中非独生子女比例大等）干扰统计结果的可能。相比之下，本研究结果所用的测量指标较多，指标对调查对象的针对性较强，且样本的同质性较高，调查范围也相对广泛，因而所得结果更为可信。

（三）几点说明

【任何一篇经验研究的论文，都应该在论文的最后部分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研究局限和不足。读者朋友在往下阅读之前，也可以停下来，先思考一下：你觉得我的这项研究或者我的这篇论文，还存在哪些局限和不足？可以先把你自己的看法记下来，再看看我下面的陈述。】

本研究也还存在一些缺陷和遗憾之处。比如在调查内容上，对道德规范、自私特性等一些重要方面还涉及不够；对作为参照对象的非独生子女，也没有进一步细分为老大、中间和老幺等不同类别来与独生子女进行比较；在资料来源上还缺乏深入的个案与典型材料；等等。这些都是将来进一步研究时应有所考虑和改进的。同时，笔者还想提醒读者注意以下几个与方法有关的问题：第一，对青少年社会化现状的测量，是本研究的基础。由于定量研究的操作化要求，我们只能将原本十分复杂、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转化为若干具体的、相对简单的测量指标。这种指标的选择以及指标数目的确定，既受到研究者学识水平的影响，也受到一项具体研究所拥有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因此，本研究的操作化只是众多可能的途径中的一种。读者在解读本研究的结果时，应留意这些结论所依据的经验基础。第二，关于调查对象的选择，或许更为客观也更为全面的方法是增加教师作为第三类评价者。因为教师对于学生与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其评价的角度和方式是有很大不同的。第三，自填问卷所收集的资料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它们都是调查对象的自我报告，而非研究者的实地观察。尽管本研究考虑了学生与家长的不同角度，也考虑了时间变量，但这些都没有改变资料本身的性质。如果今后有采用心理学实验方法和人类学实地观察方法所得资料的进一步佐证，本研究所描绘的情形将具有更大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一方面如实地指出本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又从更高的标准衡量研究的科学性，让读者看到，由于研究的资源、条件、方法特点等因素的限制，研究还存在哪些可能的局限性。这样做不是讲客气，而是科学研究的本来要求。】 bRQlNyLoDDRqgG/O4+nMCG4VmP/aoUAMnZaNfBZT7cVKuLD1lv4iznfgvnSZlu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