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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1章中所介绍的，在我围绕中国独生子女问题进行的博士论文研究计划中，本来有一部分内容是要研究独生子女的社会化问题的。我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中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即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教育、独生子女社会化、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独生子女文化。然而，当时由于时间、精力、经费都不够，就只做了其中的家庭、教育、养老三部分的研究。最终博士论文的题目也就变成了“中国的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
当时之所以会想到研究独生子女社会化问题，主要有两点基本的原因：一是我学习了社会学的课程后，知道了人的社会化理论，即知道了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有各种社会化机构的作用和影响。可以说，是社会结构、社会环境、社会文化、社会生活把人从一个仅仅具有自然属性的生物个体，逐渐变成合格的社会成员；也知道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和具有重要影响的主要机构是家庭、学校、同辈群体以及大众媒介等。二是我自己以及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多子女家庭长大的孩子。当我面对独生子女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时，很容易想到、意识到他们在生活中、在成长过程中可能和我们有所不同，即他们可能具有某种特殊性。所以，当我将这一现象与所学的社会化理论知识相联系时，就觉得现在一个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这些孩子的社会化环境、社会化过程、社会化结果很可能会和多子女家庭有所不同。但情况究竟如何，究竟有没有不同，或者究竟有哪些不同，我是不清楚的，学术界也没人去研究和回答。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多独生子女，没有大批出现这种特定的家庭和孩子。
尽管写博士论文时因为没有时间，我放弃了对这一部分内容的研究，但当时所形成的想法始终留在头脑中。因此，我不仅在读博士期间就发表了有关人的社会化理论方面的论文
，还在博士毕业后专门针对独生子女的社会化问题写了一篇论文
。在这篇关于独生子女的社会化问题的论文中，我指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迁，独生子女在社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家庭环境的变化上，比如家庭规模变小、家庭结构简化、家长角色增加等。其次是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比如学校教育环境变化、社会教育环境变化以及大众媒介环境变化等。最后是社区环境的变化，主要是居住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儿童社会交往的变化等。这些变化说明独生子女的社会化过程具有特殊性。
这两篇论文可以说是我开展这项研究的理论准备。特别是后一篇论文，可以说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思考。但文中的观点只是说独生子女的社会化有特殊性，即和以往的多子女的社会化有不同。但这种特殊性究竟表现在哪里，究竟与多子女的社会化有哪些不同，我都没有回答，也不能够回答。因为缺乏经验研究的证明，因为时间、精力、经费当时都不允许。
但幸运的是，我申请到了重点研究项目基金，并且1998年时我也早已是社会学系的教授和研究生导师，同时在学校担任了文学院院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的职务，在国内学术界也结识了一大批相关的学者，所以，此时应该说无论是经验、经费还是人力等，都已是条件俱备。虽然当时担任职务较多、工作比较忙、时间比较紧张，但好在那时年轻力壮，精力充沛，所以，这项研究很快就开展起来。
课题申请成功并准备做研究时，已经是1998年，距离第一批独生子女出生已经将近20年了。因此，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已走过了幼儿期、儿童期，进入了少年期和青年初期，即他们已经完成了人的基本社会化过程。正如我在论文中所说，不管社会对这一代独生子女发展状况的评价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不管每一位独生子女父母、每一个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抱有怎样的期望，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客观地在中国社会中长成，在人们的关注、期盼、担心和争论中长大成人。那么，这些即将完成少年期和青年初期社会化过程，即将作为新公民进入中国社会的独生子女，其社会化发展状况究竟如何？他们的社会化结果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有没有差别？他们身上是否存在着不同于普通儿童的人格缺陷？由于无兄弟姐妹这种特定的人生经历的影响，他们是否更难以与人交往？他们的社会适应性是否真的“发育不良”？当我们从“人的社会化”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代特殊儿童的成长过程和发展状况时，我们可以怎样回答上述问题？又能够怎样回答十几年前人们提出的各种疑问、担心和预言？这些就是本项研究所确立的准备探讨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