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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研究最大的优点或者说创新，主要是通过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巧妙地利用对已有的、长达四十年的文献资料的分析，来客观地了解和描述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年中国女性形象的变迁趋势以及突出特征，并以这种女性形象的变迁来间接地反映我国社会所发生的变迁。这一研究的视角十分独特，既很好地契合了当年社会学年会的主题，又在没有研究经费和人力的困难条件下，切实地开展了一项系统的经验研究，从经验研究中得出了有一定说服力的研究结果和结论，而不是纯粹地空谈或泛泛而论。
而这项研究的不足，除了《中国妇女》杂志停刊12年所带来的客观缺陷外，主要体现在论文写作上不够深入和完善，特别是基于研究结果进行的相关讨论还明显不够，使得研究主要停留在基本描述和一般分析的层面，没有对女性形象变迁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特别是没有很好地说明中国社会四十年中的发展变迁是如何不断地将新的社会价值、社会文化赋予女性形象的，也没有很好地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角色形象是如何折射出我国社会各个时期的精神和文化风貌的。如果论文的最后部分能够在这两方面有相对深入的探讨，研究的结果就可以给人以更多的思考和启发。
此外，论文对交互统计分析的表达也不够严谨。正确的做法是在交互分类表的下方，注明卡方检验的结果，而不能仅仅根据表格中百分比之间的差异来进行判断。所以，单从写作上及统计表格的使用上来看，这篇论文并不是一篇很完善的或者说很合格的论文。这一点是应该向读者特别说明的。
这是我第一次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进行的一项具体研究。虽然很不成熟，特别是这篇论文并不是一篇写得很好的论文，但这项研究的整个过程，以及当时我作为一个既年轻又没有研究经验，还缺少研究经费的小讲师（用今天的话说，一个普通的“青椒”“科研小白”）的实际研究经历，对研究生们和年轻的研究者还是有较好的参考价值的。
作为研究者，我觉得这项研究对读者来说最为重要的一点启示，就是首先要对社会研究的各种方法都有较好的掌握。这就像要做一名优秀的修理工，首先要对修理机器时所要用到的各种工具都十分熟悉一样。只有当我们对各种研究方法都有了清楚的了解和认识，在我们进行研究选题、研究设计时，它们才能发挥出积极的促进作用。试想一下，如果我仅仅了解和掌握调查研究一种方法，而对内容分析的方法一无所知，那么，即使我看到了《中国妇女》杂志的封面人物，也绝不会想到用它来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因此，我认为，就研究生和年轻的社会研究者来说，至少应该对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内容分析、二次分析、实地研究、个案研究等几种研究方法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此外，在学习和学会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时，还要对各种研究方法的特点和适用范围有清楚的认识，即要知道每一种方法有什么优势，又有什么局限。要学会结合具体研究所面临的现实条件，灵活选择最合适的方法去开展研究，以达到研究的目标。
回想这项研究从最初的选题，到研究的设计、研究的实施、论文的写作，再到参会、发表的整个过程，虽遇到了各种不同的困难，但基本上都顺利解决了。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前述的研究设计、研究实施可以给读者一些启发外，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以及论文发表后所发生的一些故事，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小插曲，我觉得既值得纪念，也值得略做介绍。对于一些年轻的研究者来说，它们或许同样会有某种意想不到的启发意义。
当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完成全部样本文献的阅读和编码，然后在数学系计算机房完成数据的统计分析后，离全国社会学年会开会的时间已经很近了。正好赶上系里安排我出差，到湖南衡阳去讲一周的函授课，可我的论文还没写完。没办法，我只好带着材料和统计分析结果，一边上课，一边完成论文的写作。好在当时的函授学员都是中学教师，他们上午一般都在各自的中学上课。所以，我的函授课都安排在下午和晚上，这样每天上午都可以用来写论文。而我在函授课结束回到学校后的第三天就要出发去参会，所以可能来不及打印论文。
一位好心的学员在上课的那几天将我已经写完的前一半论文拿回他们学校，让打字员打印了出来。我讲完课回到学校后，又赶紧在自己的学院让打字员将刚刚写完的后一半论文打印出来。令我没想到的是，当拿到已经全部装订成册的论文时我才发现，因为我们学院打字员打印的后一半论文用的字号非常小，而学员帮我打印的前一半论文的字号非常大，所以一篇论文的前后两部分出现了两种大小差别非常明显的字体，很不协调。但好歹可以用来提交论文去参会了。（当然，这里还要感谢当时的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对我的经费支持，由此我才能到杭州参加会议。）
会议报到时，我将打印好的一捆论文交给了会议工作人员。本来，我是想在会议发言结束后，把这篇论文投给《社会学研究》杂志的。因为我感觉这篇论文的角度和方法比较新颖，又是社会学年会的发言论文，发在《社会学研究》上影响会更大。没想到，当天晚上，《社会》杂志的一位年轻编辑（好像叫孙俊）就找到我的房间，对我说，他看到了资料袋中我的这篇论文。他觉得很有新意，想发表在他们杂志上，希望我能同意。这或许是我第一次被学术刊物的编辑当面约稿吧。尽管事先并不准备投给他们杂志，但作为一个年轻的、普通的、一点都不知名的学者，当时能够得到这种“特殊待遇”，当然是十分开心，就欣然同意了。我想，这件事也可以给众多苦于难以发表学术论文的年轻学者一个重要启示：要认真地对待每次参加学术会议时自己所提交的论文，因为学术刊物的编辑们通常也会参会，他们也希望能约到满意的稿件。所以，只要我们自己的论文选题新、质量好，就一定会受到学术刊物的欢迎，说不定也会像我一样享受编辑当面约稿的“特殊待遇”。
由于是编辑直接约稿，所以很快，在5月底的会议结束后不到两个月的7月份，《社会》杂志就在1992年第7期上刊登了我的论文。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7月份我竟然几乎同时收到了《社会》杂志和《中国妇女》杂志寄来的两本样刊。当时我非常诧异：《中国妇女》杂志为什么给我寄刊物？我并没有给他们投稿呀（我是绝不会一稿多投的）！打开杂志一看，我的这篇会议论文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去掉了统计表格的部分）也刊登在《中国妇女》杂志1992年第7期上！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写信一了解，原来是《中国妇女》杂志的一位编辑（好像叫刘今秀）也参加了杭州5月份的社会学年会。她回信向我解释说，当时她看到我的论文后，觉得这是一项关于他们刊物的研究成果，而且内容十分有意义，就没和我打招呼直接向主编建议在他们刊物上发表了。
本以为与这项研究相关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没想到后来又发生了几件让我更没想到的与这篇论文有关的更有意义的事情，无形之中又增加了我对这篇论文的意义和影响的认识。
那是收到两份杂志样刊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我又收到一封《中国妇女》杂志寄给我的信。打开一看，发现是杂志编辑转来的一封读者来信。信的开头写道：“风笑天女士，你好！”看到这种称呼，让我感觉既好笑又好奇。读下去才知道，这是一封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寄来的信。写信的人是一位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从天津一家新闻单位出国读书的吴玫女士）。她的博士论文选题正好与中国女性以及大众传播媒介有关。她是在进行相关文献的阅读和回顾时看到了《中国妇女》杂志上我的这篇论文的。当时，以她的专业知识，她判断这不是论文的全文（因为没有统计表格），故写信给《中国妇女》杂志，希望编辑将她的这封信转给作者，并希望得到这篇论文的全文。得知她索要我的论文，我赶紧将《社会》杂志1992年第7期上的论文全文复印好，按她信中的地址邮寄给她。两年后，吴玫女士完成学业，博士毕业回国时，还曾专程到我当时工作的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与我见面，进行了交流。
也是在那一段时间，我还收到了一封同样来自加拿大的另一位华人学者周南教授的信件。他在加拿大以及中国香港的几所大学中从事经济管理、市场营销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他在信中不仅对我的论文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还把他自己采用类似方法所做的几项研究结果复印了一并寄给我。这让我这样一个刚刚博士毕业才两年的年轻学者备受鼓舞。
这件事又过去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吧，一天，我收到了当时在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担任副主任的顾宝昌教授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我大大地夸奖了一番。同时还随信寄来了一篇英文文章的复印件。原来，他看到了一位署名Stanly Rosen的美国学者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这篇英文论文中有好几处都引用了一位叫作Feng Xiao Tian的中国社会学者关于中国女性形象与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结果。顾宝昌老师是我在北京大学读博士时的社会学系副主任，也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一批公派留学美国的社会学博士，与我非常熟悉，对我的研究也十分关注。
当他看到这篇英文论文和我名字的汉语拼音时，就知道这位美国学者引用的是我的论文，所以特地复印了文章并专门写信来告诉我。我非常感谢顾老师对我的积极鼓励和赞扬。当然，当时心中也有一点疑惑：引用我论文的这位老外是怎么看懂中文杂志的？
事情还没完。大约又过了大半年，我又收到了一封来自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系的一位学者的论文索要函件。他希望我给他寄一份这篇论文的单抽本。
这是一封英文的信函，他所索要的也是我这篇论文的英文版。我诧异了！我这篇论文并没有在英文杂志上发表，哪来的英文版单抽本？他又是#######的论文的呢？仔细查看他的来函，发现上面不仅有英文的论文题目，还清楚地注明了论文的出处。这篇论文来自一份叫作
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
（《中国教育与社会》）的英文刊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直到两年后有了网络，我上网查到了这本杂志的联系地址，写了电子邮件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份刊物的主编正是那位引用我的论文、名叫Stanly Rosen（中文名骆思典）的学者，他是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学系的一位教授。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几年中，一直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学习，精通中文。他主编的这份英文学术杂志每期一个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将一些相关的中文学术论文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我的这篇论文正是他当时看到后翻译成英文刊登在他主编的杂志上的。和他联系上后，他还特地给我寄了刊登有我这篇论文的这一期英文杂志。可以说，这也是我第一篇在英文学术界发表的论文。
当写完这一章书稿的时候，我再次回想起这项研究从最初的想法到后来的研究设计，再到最终的成果发表的过程，还有上面所写下的一系列故事，不禁感慨万千：这项研究可能不是一项特别深入的研究，这篇论文可能也不是一篇高水平的论文，但这项研究却是我作为一个毕业不久的博士生、作为一个年轻的相对缺少研究经验的研究者，在缺少研究经费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一项有一定创新的研究。而这篇论文也是我所发表的全部论文中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论文之一。希望上述有关这篇论文的起源、研究过程、文章的写作和发表过程的叙述，以及后来发生的这些故事，都能给读者们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