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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初，“二战”爆发。伦敦可能会遭受猛烈的轰炸，因此，政府极力督促家长将孩子疏散到乡下安全的地方。比我年长5岁的迈克尔，当时正在我们家附近的一所走读学校读书。战争即将爆发，那所学校随之关闭，一位助理校长决定在一个名叫布雷菲尔德的小村庄里重组学校。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父母当时很担忧，不知道一个6岁的小男孩与家人分离，去中部地区的临时寄宿学校生活，结果会怎样。但是，他们似乎别无选择，而且想到至少迈克尔和我能做伴，也稍微放心了一些。
这么做或许也行得通——其他数千个疏散的孩子结果都不错。可是这所重组的学校与原本的学校有着云泥之别。食物短缺，要定额配给，家里寄来的食品包裹都被舍监掠走。我们平时靠巨大的芜菁根和喂牛的甜菜填饱肚子。还有一种蒸布丁，味道难闻至极，令人反胃，如今已经过去60多年，想到那个味道，我还会一阵干呕。学校本身已经糟透了，更可怕的是，我们大多数孩子都觉得是自己做了某事而受到惩罚，被家人抛弃到这个可怕的地方自生自灭。
那个校长似乎在权力中迷失了自我。迈克尔说，他在伦敦做老师时，人很不错，甚至有些讨人喜欢，但是来到布雷菲尔德，他手握权力，就变成了恶魔。他恶毒，虐待成性，几乎天天对我们拳脚相加，而且乐在其中。“倔强”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有时我会想自己是不是他的“最爱”，受着最严厉的惩罚，但其实不只是我，我们很多孩子都惨遭毒打，一连几天屁股都不敢着地。有一次，8岁的我屁股又挨了他一顿毒打，藤条都打折了，他咆哮道：“该死的萨克斯！看看你把我气成了什么样！”然后，他把藤条的费用算到了我头上。与此同时，男孩里残忍的霸凌现象也很普遍。年长的孩子穷尽心思找出年幼孩子的弱点，折磨他们，害得他们生不如死。
不过在恐怖之中，也偶有惊喜。因为难得，又与平日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喜悦尤为强烈。我在那里生活的第一个冬天——1939年至1940年的冬天——特别冷，头顶飘雪，教堂屋檐上悬下长长的冰锥，晶莹剔透。我看着雪景和形态奇妙的冰雪，会神游拉普兰
，梦游仙境。能够离开学校，到周围的田野里玩耍，总是令我欣喜，洁白无瑕的新雪使我暂时忘掉了学校里的封闭、痛苦和味道。有一次，我故意躲开其他孩子和老师，“迷失”在飘飞的雪花中，心醉神迷。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真的迷路了，喜悦也变成了恐惧。所幸，最后有人找到了我，拥抱了我，等我回到学校之后，还给了我一杯热巧克力。
也正是在那个冬天，我发现教区首席牧师的住宅门窗玻璃上布满了白霜，白霜的针状晶体结构令我着迷，我对着白霜哈一口气，就能融化出一个窥探世界的小孔。有一位名叫芭芭拉·莱恩斯的老师，发现我沉迷于此，便拿出手持放大镜，让我看雪晶的结构。她告诉我，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雪晶。基本的六边形能有如此多的变化，真是令我大开眼界。
田野里有一棵树，我特别喜欢；树影映在天空下，以一种莫名的方式影响着我。回忆往昔，我的脑海中还会浮现出那棵树，还有穿过田野通往那棵树的蜿蜒小路。想到至少校园之外还有自然之地，我备感宽慰。
有宽敞庭院的牧师宅邸，也是临时学校的所在，相邻的旧教堂，还有这座村庄，本身都很迷人，甚至有田园牧歌的感觉。村民对我们这些背井离乡、郁郁寡欢的伦敦男孩都很友善。我正是在这个村庄，跟着一个高大健硕的年轻女人学会了骑马；有时看我愁容不展，她就会抱抱我。迈克尔给我读过《格列佛游记》
，我有时会把她看成格列佛的巨人护士葛兰朵克丽琪。我还会去一位老妇人那里上钢琴课，她会煮茶给我喝。村里有一家商店，我会去那里买大块硬糖，偶尔会买上一条咸牛肉。甚至在学校里也有一些欢乐时光：用软木做飞机模型，与一位同龄的红发小伙伴一起搭一间树屋。但是在布雷菲尔德，我还是感觉暗无天日，没有希望，没有依靠，永远困于此地；我怀疑在那里生活过的很多孩子都有严重的心理阴影。
在布雷菲尔德生活的4年里，我的父母也来学校看过我们，但来得很少，我都没有什么印象。1940年12月，迈克尔和我离家将近一年，终于返回伦敦过圣诞假期。我当时的情感非常复杂，有如释重负，有愤怒，有喜悦，也有恐惧。家的感觉也变得陌生又不同：我们的管家和厨师都离开了，家里还来了一对陌生的佛兰德夫妇，他们是最后一批撤离敦刻尔克的人。我们家也没什么人住，父母便主动邀请他们住到家里，等他们找到住处再搬走。只有我们的腊肠犬格蕾塔依然如故，她欢快地打着滚，摇着尾巴，欢叫着迎接我回家。
家里的布局也发生了变化：窗户都挂上了厚重的遮光窗帘；内层正门——有彩色玻璃那扇门，我总喜欢透过那彩色玻璃向外看——在几星期前的一次空袭中被炸烂了；庭院已经面目全非，里面种上了洋姜，以备战时所需；以前的花园棚屋如今被家庭防空洞取代，那是一座丑陋的四方建筑，有厚厚的钢筋混凝土屋顶。
尽管不列颠之战已经结束，但是闪电战仍在高潮阶段。几乎每晚都有空袭，夜空在高射炮和探照灯的照射下犹如白昼。如今伦敦的夜空一片漆黑，当时却笼罩在探照灯的光柱下，我记得一架德国飞机被探照灯照到的景象。对一个7岁的孩子而言，那种景象可怕又令人兴奋——我心里却想，最重要的是我离开了学校，回到了家，又有了保护。
有一天晚上，一枚千斤重的炸弹落到邻居的院子里，所幸没有爆炸。当晚，好像整条街的人都偷偷溜走了（我们全家躲到一位表亲的平房里），很多人睡衣都没来得及换下，离开时也都蹑手蹑脚，生怕稍有震动会引爆炸弹。城里灯火管制，街上一片漆黑，我们用手电筒照亮，用红色皱纹纸稍微遮蔽一下手电的光。我们都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自家的房子是否还在。
还有一次，一枚铝热剂燃烧弹落到我家房后，一时间火光大盛，热浪喷涌。父亲有一台手摇灭火泵，我的几位哥哥提来几桶水递给他，但是水似乎奈何不了那地狱烈火，甚至助长了火势。水喷到白热的金属上时，发出可怕的嘶嘶声和噼啪声，与此同时，炸弹的外壳也在熔化，熔融的金属四处喷溅。第二天早上，草坪就像爆发后的火山一样，成了一片焦土，到处坑坑洼洼的。不过也有一点令我开心的事情，草坪上散落着漂亮的闪光弹片，等到假期之后返回学校，我就能拿来炫耀。
闪电战期间短暂的居家生活里，我莫名其妙地做了一件事，一直羞愧至今。我很喜欢家里的小狗格蕾塔（1945年，她被一辆超速的摩托车撞死时，我还痛哭了一场），但是那个冬天，我刚到家没多久，就把她关进了外面院子里的冰冷煤仓中。她在那里可怜地呜咽、吠叫，没人听得见。过了一段时间，家人发现她不见了，于是问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知不知道她在哪里。我们兄弟几个都被问到了。我想到了她的样子——饥寒交迫，困在煤仓里，可能已经奄奄一息——却什么都没有说。直到晚上，我才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格蕾塔被接出煤仓，接进屋里，都快冻僵了。父亲怒不可遏，痛打了我一顿，罚我在墙角站了一晚上。不过，没人问我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如此胡闹，对深爱的小狗如此残忍；即使有人问我，我恐怕也说不明白。但是，这显然是一种信号，是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为了让父母注意到布雷菲尔德就是我的煤仓，让他们意识到我在那里的苦难和无助。尽管伦敦每天都有炸弹轰炸，但我还是害怕返回布雷菲尔德，渴望在家里和家人待在一起，与他们相伴，不要分离，即使遭到轰炸也无所谓。
战争开始之前的几年，我产生了一些宗教意识，当然还只是些幼稚的想法。母亲点燃安息日的蜡烛时，我就真切地感到安息日的到来，它被期待着，像一件柔软的斗篷降临在大地上。我想象着宇宙各处都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安息日降临在遥远的星系和银河中，将主的平安赐予所有人。
祷告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首先是《施玛篇》
的“以色列啊，你要听……”，然后是每晚我都要做的睡前祷告。母亲会等我刷完牙，穿上睡衣，然后就来到楼上坐到我的床前，听我用希伯来语祷告：“Baruch atoh Adonai……耶和华啊，宇宙之王，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赐我以睡意，眼皮垂垂……”英文祷告词很美，而希伯来语更美。（我听说希伯来语是上帝的语言，当然，他懂得所有语言，甚至人们难以言传时，他还能读懂人的感觉。）“耶和华啊，我们的主，我列祖的神，愿承你的旨意，允许我安宁地睡去，赐我再次起身……”祷告到这时，我已经睡意渐浓，再也念不下去了。母亲会俯身给我一个吻，我随即便沉沉睡去。
在布雷菲尔德没有睡前一吻，我也不再做睡前祷告，因为祷告与母亲的吻是不能分割的，如今再做祷告，只会让我记起母亲不在身旁，徒增烦恼。同样的祷告词，曾经温暖和宽慰了我，传达了上帝的怜悯和力量，如今就像弥天大谎，成了一堆空话。
我觉得是父母突然之间抛弃了我，这时，我对他们的信任，对他们的爱，发生了剧烈的动摇，对上帝的信仰也随之崩塌。我不停地问自己，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在布雷菲尔德时，我决心做一个实验，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菜园里并排种了两排水萝卜，祈求上帝随意祝福或诅咒其中一排，让我能看到两者清晰的差异。两排水萝卜长势完全一样，我由此得证没有上帝存在。但是此刻，我更加渴望能找到一些信仰。
我们留在学校的孩子继续挨打、挨饿、忍受折磨，都濒临崩溃，只能假装折磨我们的人不是人，不是真实的存在。有时候，我在挨打的时候，会把他看成一摊活动的骷髅（我在家时看过X光片，骨头包裹在单薄的肉体内）。还有一些时候，我根本没把他看成人，而是看作一堆临时组合在一起的原子。我会自言自语说“他只是原子而已”——我也越来越渴望一个“只有原子”的世界。校长的暴行似乎扭曲了人性，害我以为暴力是人生的本质。
在这种环境下，我又能做什么呢？只能寻一个私密处，一处避难所，我在那里能够独处，不受人打扰，寻找一丝的安稳和温暖。我的处境或许与弗里曼·戴森
在自传文章《教或逃避》中描述的类似：
我身体瘦弱，运动能力不强，像我这样的男孩并不多……我们遭受着恶毒校长和校霸的双重压迫……我们找到了一处避难所，沉迷于拉丁文的校长和爱好足球的同学都难以触及。我们的避难所就是科学……我们发现……科学是暴力和仇恨之中的一片自由和友谊之地。
而我最初的避难所是数字。父亲擅长心算，我继承了父亲的天赋，6岁便算数很快，而且发自内心地喜爱算数。我喜欢数字，因为数字实实在在，是恒定的，在纷杂的世界中岿然不动。数字以及数字之间的关系是必然的、确定的和不容置疑的。（多年之后，我读到《1984》
时，最令我恐惧的，也是象征着温斯顿彻底崩溃和屈服的情节，就是他在折磨之下被迫否认2加2等于4。更可怕的是，最后他的内心也产生了困惑，不知道这种算法是否正确，最终数字也抛弃了他。）
我特别喜欢质数，它们除不尽，无法分解，是独立完整的个体。（我对自己并没有这样的自信，因为我觉得自己正逐渐被分解、疏离，越来越分裂。）质数是其他所有数字的基础，因此，我觉得它们肯定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质数为什么会出现？它们的分布有什么模式和逻辑吗？质数有极限吗，是不是无穷无尽的？我用了很多时间计算，寻找质数，记在心里。有了这件事，我能一连数小时沉浸在个人世界里，不需要他人陪伴。
我做了一张10×10的表，填上了前100个数字，涂黑了里面的质数，但是看不出质数的分布有什么规律或逻辑。我做了更大的表格，20×20的，30×30的，仍然看不出明显的规律。尽管如此，我依然坚信，一定有某种规律存在。
战争期间，只有去柴郡拜访琳恩姨妈才算得上真正的假期。她在德拉米尔森林为“体弱的孩子”建立了一所“犹太新鲜空气学校”，这些孩子都来自曼彻斯特的工薪家庭，很多患有哮喘，有一些患有佝偻病或肺结核，现在回想起来，好像还有一两个患有自闭症。这里的孩子都有自己的一小片花园，几米见方，用石头围了起来。我极度渴望留在德拉米尔，不想回布雷菲尔德，却从来没有说出这个愿望（不过，我也好奇，我那聪慧慈爱的姨妈有没有猜透我的心思）。
琳恩姨妈经常给我展示各种趣味植物和数学知识，让我很开心。她让我看花园里向日葵花盘的螺旋纹样，还要我数一数里面的葵花籽。我数过之后，她就告诉我葵花籽的排列符合一个数列——1、1、2、3、5、8、13、21……——每个数字都是前面两个数字之和。如果用一个数字除以后面的一个数字（1/2、2/3、3/5、5/8……），得到的结果接近0.618。她说这就是斐波那契数列，用一位几个世纪之前的意大利数学家的名字命名。她又补充说，0.618这个比例就是“黄金分割”，是理想的几何比例，建筑师和艺术家经常应用。
姨妈会带我到树林里散步，走很长时间，观察植物。她会让我看落在地上的松果，看松果也有符合黄金分割的螺旋结构。她带我看长在小溪旁边的木贼类植物，让我用手去摸它们坚硬的茎干和上面的节，还让我测量各节的长度，按序记录下来，绘制成表。做好之后，我发现曲线渐平，她便解释说这是“指数曲线”，植物的生长通常都是如此。她告诉我说，这些几何比例在自然界随处可见——世界的规律都蕴含在数字中。
植物、花园与数字之间的这种联系，对我有莫名强烈的吸引力，还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我开始想象着数字的王国有自己的地理结构、语言和法律；甚至想象出数字的花园，一个秘密的、美好的魔法花园。这是一座隐秘的花园，霸凌者和校长都无法触及，而不知何故，我在花园里却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得到了朋友的待遇。我在这个花园里的朋友不只有质数和斐波那契数列的向日葵，还有完全数（比如6和28，这类数字除去本身之外的所有因数之和等于其本身）；还有勾股数（一组三个数，其中一个数字的平方是另外两个数字的平方和，比如3、4、5或5、12、13）；还有亲和数（一对数字，彼此除本身之外的全部因数之和与另一方相等，比如220和284）。姨妈还让我看到了，这座花园中的数字有双重魔力——不仅愉悦身心、亲切友好、不离不弃，还是构建整个宇宙的组成部分。姨妈说，数字正是上帝思考的方式。
家里的所有物件中，最令我思念的是母亲的钟，那是一座漂亮的落地钟，金色的钟面不仅显示时间和日期，还显示月相和行星相位。我很小的时候，以为这座落地钟是一种天文仪器，直接从宇宙里传回信息。母亲每周都会打开落地钟的盖子，给钟上弦。这时，我就会盯着沉重的平衡锤再次升起，在母亲允许时，摸一摸每刻钟都会报时的长长金属钟锤。
在布雷菲尔德的四年里，我苦苦思念着钟声，有时夜里睡觉还会梦到，想象着自己在家中，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狭窄不平的床上，还经常尿了床。我们这些生活在布雷菲尔德的孩子很多都出现了退化现象，尿床或弄脏了床铺时就要挨一顿毒打。
1943年春天，布雷菲尔德的临时学校关闭了。几乎所有孩子都向家长抱怨过学校的条件，大多数都被带走了。我从来都没有抱怨过，迈克尔也没有，但是在1941年，13岁的他转去了克利夫顿学院
。最后学校里差不多只剩下我一个孩子。我一直也没搞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校长以及他那可憎的妻子和孩子都不见了。假期结束后，我就接到通知说不用返回布雷菲尔德了，要转去一所新学校。
在我眼中，圣劳伦斯学院广阔而庄严，校园里有古建筑，有古树——学校自然是好，我却吓坏了。布雷菲尔德虽然恐怖，但至少是个熟悉的地方——我熟悉那所学校，熟悉那个村子，还有一两位朋友——然而圣劳伦斯的一切都是陌生和未知的。
奇怪的是，我对那段经历几乎没有任何记忆，尘封了或是忘却了。最近与一位非常了解布雷菲尔德生活的熟人聊起圣劳伦斯，她很惊讶，说我以前从未提及那段经历。说实话，关于圣劳伦斯的记忆，基本都是临时编造的谎言、笑话、幻想或错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
星期日早上，我会特别孤独，其他孩子都去了小教堂，只剩下我这个犹太男孩孤零零地留在学校（在布雷菲尔德没有这种情况，那里的孩子大多都是犹太人）。有个星期日早上，暴风雨来袭，雷电交加，有一声雷好似就在耳边炸响，震耳欲聋，当时我都以为学校被雷炸了。其他孩子从小教堂回来之后，我坚称自己被雷劈了，雷电“进入了”我的身体，寄居在我的大脑中。
我杜撰的其他事情与童年有关，更确切地说是幻想的另一种童年。我谎称自己出生在俄国（俄国当时是我们的盟友，而且我的外公也是从俄国来的）。我会编大段的奇幻故事，细节生动丰富，讲述滑平底雪橇的快乐时光，包裹着毛皮大衣的样子，还有夜里嗥叫的狼群追逐雪橇上的我们。我不记得同学听到这些故事时的反应，却牢牢记住了这些故事。
我还说过自己幼年时不知为何被父母抛弃，后来被一只母狼发现，带回去在狼群中养大。《丛林故事》
的故事情节，我都牢记在心，可以将它们装作我的“回忆”娓娓道来。我给围在我身边的9岁孩子介绍黑豹巴希拉、教我律法的老熊巴鲁、与我在河里一起游泳的大蛇朋友卡奥，还有千岁的丛林之王哈蒂。
回头看那段时间的我，似乎一直活在白日梦和迷思之中，有时会分不清幻想和现实的界限。我似乎在试图创造一个怪诞却富有魅力的身份。或许在圣劳伦斯，我那种孤独、缺乏关爱和默默无闻的感觉比之在布雷菲尔德的时候更甚，就连校长的虐待也可以被视为某种关心，甚至是爱。我或许在与父母赌气，怨他们对我的痛苦不闻不问或是不关心，不禁用亲切的、有舐犊之情的俄国人或野狼取代了他们。
1943年学期中，父母来学校看我（或许是听说了我的荒诞想象和谎言），终于意识到我已经快疯了，决定趁情况还没有变得更糟，把我带回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