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37号

我于“二战”前在伦敦西北部长大，我们家是一座爱德华时代风格的大房子，布局混乱。房子坐落在马普斯伯里路37号，恰好在马普斯伯里路和埃克塞特路交叉口，面向两条路，比四邻的房子都要大一些。房子是方形的，差不多是个立方体，只有一条凸出来的前门廊，门廊顶部是V形的，就像教堂的入口一样。房子四面还有弓形凸窗，窗户之间是凹进去的，因此房顶的形状非常复杂，在我看来就像一块巨大的水晶。房子用红砖筑成，砖块的红特别柔和。等我学了一些地质学知识之后，我猜测这些砖是由泥盆纪的红色砂岩制成。房子周围的道路——埃克塞特、廷茅斯、达特茅斯、道利什——都用了德文郡的地名，而泥盆纪也是因德文郡而得名，这恰好印证了我的猜测。

房子有两道前门，两道门之间有一处小门厅，进门之后是一个大厅，有一条走廊通向后面的厨房；大厅和走廊的地面镶嵌了彩色石头。走进大厅，右手边是旋转楼梯，敦实的楼梯栏杆光滑锃亮，都是我的哥哥们从上面滑下来磨出来的。

房子里有几间屋子有特别的魔力或神圣的色彩，尤其是我父母的诊疗室（他们俩都是医生），里面摆满了各种药瓶、称粉用的天平、试管和烧杯架、酒精灯和检查台。那间屋子里有一个大柜子，里面装着各种灵丹妙药，就像个迷你版的老式药房。屋子里还有一台显微镜和给病人做尿检用的试剂，比如明蓝色的斐林试剂，如果尿液里含糖，试剂就会变成黄色。

病人正是在这个特别的房间里问诊，而年幼的我却不得进入（除非房门没锁）。我有时能看到一束紫光从门底的缝隙里透出来，还伴随着一种古怪的海腥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臭氧的味道——这都是使用老式紫外线灯的结果。我当时还是个孩子，搞不太懂医生到底是“做”什么的，偶尔瞥见肾形盘里的导尿管和探条、牵开器和窥镜、橡胶手套、羊肠线和医用钳子，感觉既害怕又着迷。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诊疗室的门没关，我看见一位病人双腿架在镫子上（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截石位 ”）。母亲总会把产科医疗包和麻醉包备好，以备急诊随取随用。每次听他们说“她已经开三指了”，我就知道医疗包要派上用场了。他们说这句话时有些含糊不清，还带着些神秘色彩（是某种密码吗？），激发了我的无限想象。

家里另外一个神圣的屋子是书房，至少在晚上，这里是父亲的专属空间。书房里的书架墙上有一片区域摆满了他的希伯来语书，不过书架上还摆着各种主题的书，有母亲的书（她喜欢小说和传记），有哥哥们的书，还有祖辈传下来的书。有一个书架上摆的全是剧本——父母都痴迷于易卜生，他们在医学院易卜生协会相遇，直到如今，每个星期四还会去剧院看剧。

书房不光是阅读的地方。等到周末，书桌上的书都会收到一旁，腾出地方来玩各种游戏。我的三个哥哥会打牌或下国际象棋，拼得不可开交，我则和博迪姨妈玩一种简单的鲁多骰子游戏。博迪姨妈是母亲的姐姐，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在我小时候，她相比我的几位哥哥，是更好的玩伴。我对大富翁游戏日渐痴迷，还没学会怎么玩，每一种地产的价格和颜色便深深刻入我的脑海。时至今日，老肯特路和怀特查佩尔在我眼中依然是便宜的，而淡紫色的地产和旁边淡蓝色的天使路和尤斯顿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相反，伦敦西区在我眼里就是富有、高价的颜色：猩红色的舰队街、黄色的皮卡迪利路、绿色的邦德街，还有宾利车一样深蓝色的公园巷和梅费尔区。有时，我们会一起打乒乓球或是做些木工，大书桌就用来做台子。但是轻松愉快的周末过去之后，游戏用具就会收到书架下面的大抽屉里，书房就恢复了平日的安宁，又成为父亲晚上阅读的处所。

书架另一侧还有一个抽屉，那是一个假抽屉，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经常在我的某个梦里出现。我与其他孩子一样，喜欢硬币，喜欢它们的亮闪闪与沉甸甸，也喜欢它们的形态各异、大小不一。不管是亮晶晶的1/4便士法新铜币、半便士和1便士的硬币，各种各样的银币（尤其是小巧的3便士银币——经常会包在圣诞节的牛油布丁里面），还是父亲表链上重重的金币，我都喜欢。我在儿童版百科全书里读过很多钱币知识，有古西班牙金币达布隆、俄国卢布、中间有孔的钱币，还有西班牙银圆，我一直以为这种银圆是完美的八边形。在我的梦里，那个假抽屉为我打开，里面是闪闪发光的宝藏，铜币、银币和金币混在一起，这些硬币来自上百个不同的国家和年代，令我高兴的是，里面还有八边形的西班牙银圆。

我特别喜欢爬到楼梯下面的三角形储物柜里，那里存放着逾越节专用的盘子和刀叉。储物柜比楼梯洞要浅一些，敲打柜子的背墙会发出空洞的声音；我猜里面肯定还有暗格，可能是一条密道。我躲在储物柜里，感觉很舒适，这是我的藏身密室，家里只有我块头够小，能钻进去。

在我眼中，家里最漂亮且最神秘的就是前门上形状多样、色彩各异的彩色玻璃。我透过绯红色的玻璃，看到一片红色的世界（但是对面房子的红色屋顶变得惨白，蓝天上的云朵则差不多成了黑色）。透过绿色和紫罗兰色的玻璃看，世界又变成了另一番风景。最有趣的是透过黄绿色的玻璃看，依着我站的位置和阳光照射方向的不同，有时世界看上去是黄色的，有时又变成了绿色。

阁楼是家里的禁区。我们家的阁楼特别大，覆盖了整个房顶，还延伸到水晶状的屋檐。我跟着家人上过一次阁楼，之后就经常梦到这个地方。有一次，马库斯自己爬上了阁楼，从天窗摔了下来，摔破了大腿（不过有一次，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那处伤疤是野猪撞的，与希腊史诗英雄奥德修斯大腿上的伤疤一样），之后这里变成了禁地。

我们平时都在厨房旁边的早餐室里吃饭，摆放着长桌的大饭厅只有在安息日正餐、节日和特殊场合才会使用。起居室和客厅的区别也类似——起居室里有沙发和舒服的旧椅子，供日常使用；客厅用于大型家庭聚会，里面摆着高雅的中式椅子，但坐着不舒服，还有刷了漆的柜子。星期六下午，住在附近的亲戚们都会走路来我家聚会，我们会在客厅里摆上一套特别的银制茶具，奉上小巧的软皮烟熏三文鱼三明治和鳕鱼鱼子酱——此等美味在平时可吃不上。客厅里的吊灯最初是烧煤气的，19世纪20年代的某个时候改成了电灯（但是房内各处依然保留着古怪的煤气口和配套管件，遇到特殊情况，也能改回煤气照明）。客厅里还放着一架巨大的钢琴，上面摆满了家庭相片，但我还是更喜欢起居室里那台立式钢琴柔和的音色。

我们家有很多乐器和书，却没有装饰画、雕塑或任何艺术品。我父母经常去剧院和音乐厅，但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从未去过画廊。我们犹太教会堂的彩色玻璃窗上有《圣经》故事的图案，礼拜仪式枯燥无味之时，我总会盯着那些画面看。犹太教有禁止雕刻偶像的戒律，因此这些图案是否恰当也自然引发了争议。我想，我们家里没有任何艺术品，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我很快便发现，我父母对家里的装饰和陈设根本毫不在意。后来，我了解到，他们在1930年买下这座房子时，把支票簿交给父亲的姐姐莉娜，全权委托她负责一切，还说：“你爱怎么弄就怎么弄，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莉娜的选择比较保守，只有客厅里的中国风装饰比较特别。我的父母对她的选择既未赞许，也未反对，他们的心思并不在此，全凭她安排。我的朋友乔纳森·米勒在战后第一次来访，他说，感觉房子像是租来的，体现不出任何个人的品味和心思。我和父母一样，对家里的装饰也不太在意，但乔纳森的评价还是令我有些生气和困扰。对我而言，“37号”处处神秘，充满惊喜——这曾是我生活的舞台，在我的生命中烙下了神话般的色彩。

家里每个房间都有煤炉，就连浴室里也有一个贴着鱼图案瓷砖的瓷制煤炉。起居室里的火炉两侧摆着巨大的铜制煤斗，还配有风箱和炉具，其中有一根略微弯曲的钢制拨火棍。我的大哥马库斯非常强壮，他在拨火棍烧得几乎发白时把它掰弯了。家里来了一两位姨妈时，我们都会聚到起居室，她们会撩起裙子，背靠着火炉站着。她们都和我母亲一样，烟瘾很大，在火炉旁暖和了身子之后，她们就会坐到沙发上，抽起烟，烟头顺手就扔向火炉。她们扔得都不太准，烟头撞到火炉四周的砖墙上，黏到上面，看着很恶心，直到最后被火烧掉。

对于战前的童年，我只有零碎的一点记忆，但我记得有多位姨妈和舅舅的舌头如黑炭一般，把我吓坏了。我忧心忡忡，不知道自己长大后，舌头是不是也会变黑。琳恩姨妈猜到我的担忧，于是对我说，她的舌头其实不是黑色的，而是因为吃炭饼干染黑的，他们吃这种饼干是为了缓解肚子胀气。我这才如释重负。

多拉姨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我对她的记忆只有橘黄色——我记不得那是她的肤色、发色，还是衣服的颜色，抑或她在炉火照耀中的面容，我的记忆中只留下昔日温暖的感觉和钟爱的橘黄色。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因此卧室也是小小的一间，与父母的卧室相连。我记得屋顶挂着奇怪的石膏样固体。我出生之前，这间卧室是迈克尔住的，他不喜欢黏糊糊的东西，便把一勺勺的胶状西米甩到天花板上，黏到上面，干了之后，就留下一团石膏样的东西。

有几间屋子没人住，也没有专门的用途，便被用来储存各种物品——书、游戏用具、玩具、杂志、防水材料和体育器材。有一间小屋子里只放了一台胜家牌踏板缝纫机（母亲在1922年结婚时买的）和一台设计复杂（在我看来很精美）的针织机。母亲用这台机器给我们做袜子。我喜欢看她转动手柄，看着闪光的钢制棒针整齐划一地运动，发出咔嗒声，看着铅锤羊毛线筒稳稳地垂下。有一次，母亲做袜子时被我分了神，羊毛线筒越来越长，最后都触了地。母亲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个近一米长的羊毛线筒，索性给我当暖手筒用了。

有了这些富余的房间，父母就能安排博迪姨妈之类的亲戚在家里住，有时还会让他们住上很长时间。这些屋子里最大的一间，预留给了令人生畏的安妮姨妈，她在耶路撒冷生活，偶尔会来拜访（她去世30年之后，我们还管这间屋子叫“安妮姨妈的房间”）。琳恩姨妈从德拉米尔来访时，也会有单独的房间。她就在那个房间里安顿下来，把自己的书和茶具安置好——那间屋子里有个轻便燃气炉，她会自己在屋里煮茶。她邀我进屋时，我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这里有趣味、有品味，优雅，有爱。

乔舅舅曾在马来半岛当过医生，他在“二战”中成为日军战俘时，他的大儿子和女儿就和我们住在一起。战争年代，父母时而会收留一些欧洲来的难民。因此，房子虽大，却从不空荡；里面总是住着几十号人，不光有父母、三个哥哥和我，有来访的亲朋，有我们的保姆、护工和厨师等用人，还有来来往往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