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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小初的情绪很糟糕，糟糕得不是一般。应该说，从发现黄杨镇那具尸体开始，沈小初的心情压根儿就没有好过，加上又因为刁富贵的案子，窝了一肚子阴火，他感觉自己的骨髓好像被人抽空了一般，整个人蔫耷耷的，提不起一点精气神来。

刁富贵是什么东西，一个没文化的街头混混，无非有俩臭钱罢了。可是，当今这个社会，香钱也罢，臭钱也好，只要腰包里鼓突着，就是嘎嘣嘣的硬通货，是个人都得向他低头是不？真是邪性了，嫖娼都能嫖出强奸案来，这刁富贵也真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问题是，是强奸案又能怎么样，还不是照样得把人给放了？没办法，谁让人家是煤炭局长的小舅子呢？谁让人家的身家，富得流油呢？

沈小初本来卯足了劲儿，想狠狠地收拾收拾这个刁富贵——蓟原地面上的乱啊，百分之七八十跟刁富贵这样的暴发户有关——但是，局长出面了，黎长钧怎么说的，他说，案子本身不靠谱，罚上点钱，把人放了算了。案子本身靠谱与不靠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黎长钧的态度：作为沈小初的顶头上司，局长黎长钧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他说案子不靠谱，实际上就是一种姿态，肯定有人出面说话了，要把案子压下来，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且，出面说话的人，足以左右黎长钧的态度。不用闭眼睛都能想得出来，对煤炭局长郝国光来说，在蓟原地面上，几乎就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所以，压下刁富贵的案子，还真不是多大的事情。

局长黎长钧态度明确，表明了姿态要放人，沈小初只有乖乖照办的份儿。他打电话叫来韩大伟，吩咐他抽掉刁富贵一案的案底，按一般的治安案子处理，罚点钱，然后把人放了。韩大伟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沈小初摆摆手，示意他别废话：案子办到这步田地，有天大的意见，还不是白搭？当韩大伟转身要走的时候，沈小初又叫住了他，沉吟半晌，告诉他别毁掉证据，一应资料，先留着……至于留着有什么用，沈小初没说，韩大伟也没问。

既然收拾不了刁富贵，就让他放放血也好。按照沈小初的指示，韩大伟连唬带吓，说受害者不肯接受调解，不愿意撤诉……刁富贵哪还敢再讨价还价，乖乖地掏了二十万。那个卖淫小姐，一见到钱，二话没说，连夜就不见了人影儿。夜总会的那位老板，沈小初也没轻饶了他，大额罚款不说，停业整顿半年——他就背着人，找地儿哭吧。

沈小初的心里，终归不怎么好受：这叫什么事儿，不但惩治不了犯罪嫌疑人，还得帮人家把屁股擦干净，这是什么世道啊，没准儿过几年，当警察的，不但逮不着贼，反过来，还得替贼把风儿？沈小初有些恹恹的，干什么事儿都打不起精神。

蓟原县公安局的办公大楼临着一条小街道。最近，大门旁边新开张了一家包子店，专做酸菜包子，贼好吃。沈小初有时实在烦得受不了，就去包子店里转悠转悠：饿了，吃一笼包子；不饿的话，就讨杯茶喝。

店主人叫黑蛋，黄杨镇半山村人。半个月前，黑蛋摸进了公安局，说是找沈局长。工作人员把黑蛋带到沈小初的办公室。刚开始，沈小初一愣，硬是没认出来待到对方战战兢兢地叫了一声“沈局长”，沈小初才反应过来：感情是他在黄杨镇查案时碰到的那个小伙子，憨厚、一心讨媳妇的那位。

黑蛋支吾了半天，沈小初才搞明白：这小子山里呆腻了，庄稼也没什么看得过眼的收成，想来城里做生意。

沈小初问他：

“会什么手艺吗？”

黑蛋说：

“不，不会，没什么手艺，我……啥都不会……”

“啥都不会？”沈小初奇怪地看了黑蛋一眼，“啥都不会，能做什么生意？”

“我，我，我就会蒸包子，酸菜包子，好吃着呢……”

沈小初一琢磨，也成啊，就开一包子店，没准儿还真赚钱了呢。沈小初帮着给找了房子，就在公安局大门口儿，旁边，十来平米。把房子简单地装修了一下，一周后，包子店就开张了。店名是沈小初给琢磨的，就叫“半山人包子店”。还别说，黑蛋的手艺真是不赖，做的酸菜包子，闻着就喷喷香，一口咬下去，香得过瘾，酸得爽口，开张没几天，来的客人就络绎不绝。

沈小初挺喜欢这个小伙子的。他见惯了城里人的势利和狡诈，见惯了官场上的相互倾轧和算计，黑蛋的憨厚，让沈小初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乡里人好啊，憨厚，朴实，对人对事不设防，跟这样的人呆在一起，你不用提防什么，踏实！

看沈小初闷闷不乐的，黑蛋就问他：

“沈局长，啥事不高兴啊？”

沈小初摇摇头，说：

“没事儿，没事，能有啥事？”

黑蛋说：

“你们吃公家饭的人，不愁吃不愁喝的，还有人给发工资，也有烦恼啊？”

黑蛋说得挺诚恳，但在沈小初听来，这话特逗。

他难得地挤出一丝笑容，说：

“我说小子嗳，这吃公家饭的人，跟不吃公家饭的人有什么两样吗？咋着就不能有烦恼？”

黑蛋摸摸后脑勺，说：

“俺是不懂，这没病没灾、不愁吃不愁穿的，还有啥想不开的？有啥可烦恼的？”

得，黑蛋这句话，反倒把沈小初给问住了。略一寻思，沈小初忍不住感叹起来：还是当老百姓好哇，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仅仅停留在“没病没灾、有吃有穿”上，在他们看来，只要达到这两条，就可以知足常乐了。

有一次，扯起家常，黑蛋说，他们家在十来年前啊，还过得去，在村里也算得上是富家户了，后来出了点事情，家事就败落了。

问他出了什么事情，黑蛋有些犹豫，支吾了半天，才说自己的父亲跟支书的儿子起了争端，失手打了对方。

见他不愿意细说，沈小初就不再问，站起来，拍拍屁股，准备回办公室转转。

黑蛋把他送到门口，神秘兮兮地说：

“山上死过人，死过好多人。”

沈小初没了说话的心情，慢吞吞地拐进公安局的大门。死人有什么奇怪的，矿区嘛，哪天不在死人？非法小煤窑左开一个，右开一个，满山遍野都是；本地的煤工，外来的打工者，甚至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盲流……连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都没有，不死人才怪？

不过，黑蛋的话倒提醒了沈小初：矿山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是得想想法子，不然，一旦碰上大的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沈小初听说，新来的这个代县长李明桥，跟以往的领导有点儿不大一样，竟然敢在常委会上直接“尥蹶子”，试图强行撤换几个一级局的局长，包括煤炭局长郝国光和他的顶头上司黎长钧……个性够强，但就是不知道，这样的人能不能在蓟原立得住脚跟。沈小初打算，哪天得空了，不妨去找找李明桥——瞎猫逮死耗子，碰运气呗。

李明桥的第一感觉是，有一张密集的大网兜头向他罩来。在这次常委会上直接发难，是李明桥蓄谋已久的事情，至于蓟原第二个五年规划的方案和蓟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改制的相关问题，原本就是个幌子。那两个议题，早一天过会，与迟一天过会，干系不是太大，不会影响到蓟原县本质性的工作——干部队伍的老龄化与不作为等问题，才是制约蓟原发展的根本弊端所在。

事前，李明桥认真分析过自己可能遇到的阻碍，明摆着，阻力不会小，但最大的阻力，肯定来自县委书记杜万清。李明桥当然不会忘记，他第一次跟杜万清提出要撤换郝国光等几名局长的时候，就遭到了杜万清的断然拒绝。正因为无法做通书记杜万清的工作，李明桥才决定铤而走险，舌头打了个弯，把话题绕到干部问题上去了。他的目的很明确：逼宫！只要迫使杜万清在常委会上同意自己的提议，那么，把郝国光、黎长钧、张得贵、周伯明等长期盘踞在实权位子上的局长，免掉或者挪到二线去，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情。

让李明桥非常意外的是，最大的阻碍，竟然不是来自书记杜万清。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竟然是政府这边的常委，李明桥的副手，常务副县长黄志安。

黄志安说：“明桥同志的提议，我不同意。我们在座的，心里都清楚，一个干部的任免，必须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明桥同志说，有人改小了自己档案上的年龄，证据呢？凡事要有证据，没有证据的事情，怎么能拿到常委会上来胡乱说呢？”

黄志安的话里面带着明显的火药味儿，看来，当初一股脑收了人家的财权，人家的气还没消呢。

李明桥接过话头，毫不客气地说：

“证据不证据的，我们先不讨论这个，大家都长眼睛看着，一个人的实际年龄，完全从外貌上可以估摸出来。别的人不说，周伯明多大年龄了？档案上是五十三岁，他儿子呢，儿子都四十一岁了，父子俩的年龄，才差了十二岁，难道周伯明十二岁上就结婚生子了？老子当局长，儿子都当到乡镇书记这一级了——社会上这几年流行‘富二代’，我们蓟原倒好，都流行‘官二代’了……郝国光在煤炭局干了多长时间了？三十八年：九年普通干部，八年安监科长，十年副局长，十一年局长，他现在档案上的年龄是五十四，他参加工作的时候年龄多大？难道参加工作的时候只有十六岁？”

常务副书记年长富吭、吭了两声，慢悠悠地说：

“明桥同志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一个地方的干部队伍，还是稳定点儿好，中央不都提倡‘稳定压倒一切’吗？这几个局的头头，干的时间是长了点儿，但是，不能把干的时间长短，作为任免干部的标准吧？这不符合组织原则啊。至于年龄，没见有关部门出具什么证明，又能说明什么呢？档案上是多大，就是多大呗。能者多劳，我看啊，这几位局长，都挺能干的。”

其他几位常委都附和着说：“是啊是啊，是挺能干的。”

李明桥成了孤家寡人。他想象中最强悍的阻挠者杜万清，除了刚开始说的几句冠冕堂皇的开场白以外，压根儿就没有表态。杜万清半闭着眼睛，一副神定气闲的架势。反倒是李明桥忽略了的其他常委，竟然一窝蜂似的跳出来反对。李明桥原本以为，杜万清和自己，作为县委、政府两边的主要领导，通常情况下，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是具有导向作用的。按照中国的国情，主要领导表明了态度要办的事情，其他副手，一般不会拧着对着干，也拧不过去，胳膊拗不过大腿啊。没想到，他这个代县长的根基竟然如此薄弱，偌大一个会议室，一众常委，没有一个帮李明桥说话的。李明桥的一颗心直往下沉：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蓟原的干部队伍，不光这几位局长有问题，这一众反对他的常委，没准儿就跟这些局长穿同一条开裆裤，他们即使不是沆瀣一气，至少，也没有站在公道的立场上说话，年长富、黄志安，包括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等等，他们哪个是替蓟原着想了？他们哪个是本着自己的职责和党性原则说话了？他们在包庇，包庇郝国光、黎长钧他们。

这就是李明桥面临的现实：如果他是一杆已经发起进攻的长矛的话，他面对的这一溜儿常委，就是一堵墙，一堵厚实的墙。

李明桥明显低估了自己的对手。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官本位”思想占据了主导作用，他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以政治为主体的国家，官员们手中的权力，是比较大的，尤其像杜万清和他这样的地方主官，基本上可以左右一个地方上的政治、经济，甚至文化的发展，等等。他完全忽略了蓟原的特殊性，那就是煤炭。蓟原的煤炭，不仅仅是衢阳市的经济命脉，甚至在整个甯江省的经济格局中，蓟原的地位都是不可或缺的。煤炭是什么？就是金钱，就是利益。他李明桥可以不为利益所诱，可以不为金钱低头，可是，县上的其他领导呢？难保他们为了某些潜在的利益和人情，而做出违背党性原则的事情。李明桥认为自己太天真，太不成熟：他把人的本性想得太善良了，他把自己的这些同僚，都看成跟自己一样的人了——他忘记了：有时候，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职责算个屁！良心算个屁！党性原则算个屁！他这个代县长，本以为只要自己行得正，走得端，廉洁自律，就大可“有理走遍天下”，狗屁！在人家群起而攻的情况下，自己的“理”在什么地方呢？

李明桥很明了自己的处境，他清楚，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得住气。

李明桥想不明白的是，书记杜万清为什么不表态？按道理，杜万清应该是第一个表示反对的人，因为他们第一次沟通的时候，杜万清就否决了李明桥的意见，李明桥把书记明确反对的提议摆到常委会上来，本来就是对书记杜万清的大不敬，不管李明桥有没有这方面的意思，杜万清都会认为，这是对他权威的漠视和挑战——杜万清还不怒火中烧？难道，杜万清知道自己的提议会遭到其他常委的一致反对？还是杜万清的一言不发，原本就是对其他常委的默许与纵容？奇怪的是，这些人，在平时的工作中就像一盘散沙，各自呵弄各自的小山头，没想到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的意见竟然空前地一致。

答案只要一个：郝国光、黎长钧他们，有矿山的有矿山，有钱的有钱，有权的有权，自己的这些同僚，十有八九跟这几名局长组成了利益共同体！

这就比较麻烦：你捣进了人家的心窝子，人家还不跟你拼命？

但李明桥不是个容易妥协的人。他也没打算妥协。他从一旁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叠信，抖了抖，说：

“你们不是要证据吗？那么，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我手头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在我还没有来蓟原上任的时候，就已经有写给我的告状信了。我来蓟原短短的三个月时间，收到了多少告状信？二百七十八份，平均一天三份，都是告郝国光、黎长钧、张得贵、周伯明几个人的，老百姓都把这几位局长编成顺口溜了，老百姓怎么说的，说这几个局长的位子，就是郝国光他们的铁板凳！”

黄志安说：“他们都在实权部门，得罪人在所难免，有人积怨在心，搞小动作报复，也是常有的事情。我的办公桌上，也是成堆成堆的告状信——如果仅仅凭借几封告状信，就把干部撤掉，哪还让不让人干工作了？谁还干工作了？”

政法委书记说：“是啊，黄副县长说的有道理，我在政法口工作多年了，凭空诬陷、诬告的事儿，多了去了。一个我们政法委，一个纪检委，告状信都是用麻袋装呢。”

李明桥的火气倏地冒了上来：听听，什么话？凭空诬陷、诬告？说得多轻松：用麻袋装告状信？就压根儿没考虑一下，这么多告状的，我们自己的工作是不是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我们的干部，是不是真出了什么问题？

他忽地站起来，用力一拍桌子，厉声说道：

“既然大家都认为是凭空诬告，那么，我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的名义，建议纪委等相关部门成立调查组，把这些告状信上列举的事情，一项一项的查，查个明白，查个清楚。如果情况属实，这些干部真存在违法违纪的情况，该撤的撤，该换的换，该法办的法办；如果属于凭空诬告，就算还我们这些干部一个清白！”

李明桥的这一举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其他常委都愣了，连半闭着眼睛的杜万清，都猛地睁大了眼睛。会议室里一下子变得很安静，安静得掉下一根针去，似乎都可以听见声响。

静默了好半天，黄志安才小声嘟嚷道：“这是干什么？发这么大火干什么？”

年长富也说：“明桥同志消消气么，这是开常委会，又不是在骂街……”看李明桥铁青着脸，年长富的后半句话又咽了回去。

最为难的是纪委书记，他不知道该怎么表态。他看看县长李明桥，又看看书记杜万清，再看看其他常委，似乎想看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来。但杜万清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李明桥则铁青着脸，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至于其他常委，却是各怀心事，各具表情。他不敢说查，也不敢说不查，查与不查，不是他能说了算的，也不是他能左右的。

会议室的气氛一时僵持下来。

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县委办主任快步走到李明桥身边，轻声地说：

“李县长，有你的电话。”

电话？谁的电话？这个时候，谁会给他打电话，还打到县委这边来了？李明桥在开会之前，就把手机关了，他怕有人电话上说情，但是，谁会把电话打到县委楼上来呢？

这时，杜万清发话了，他说：

“明桥同志，你先去接电话，等你接完电话，咱们再议。”

书记杜万清让他去接电话，当着这么多常委的面，他想不去接都不成。也好，借机离开一下，缓和一下会议室的气氛，真这么僵持着，也不是办法。

李明桥出了会议室，来到相隔不远的县委办公室。他拿起搁在电话机旁的听筒，犹豫着“喂”了一声，话筒中立刻传来洪亮而熟悉的声音：

“明桥吗？我是翟子翊。” NSwivW870LTNH9XAMI/dp1Fdw66kNl0VsNaxKbDKfNhrRgiuIH373flEz/bkk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