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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反对托儿所的人们
待收容儿童不断增加，居民们却不再宽容

森健

搭乘东急池上线，在雪谷大冢站下车，往西北方向走便到了世田谷区的东玉川。这是块安静优雅的住宅区，北靠世田谷区的奥泽，西临大田区的田园调布。这一带大多是占地面积较大的独门独户，来往的行人很少。

走上十分钟，一条黄色的横幅映入眼帘，上面写着的内容与周围的平和形成了鲜明对照：

“反对建设！建设破坏居住环境！”

这语气听上去可不怎么平和。不过居民们强烈反对兴建的，不是什么危险性建筑，而是一所托儿所。

“又有危险的三岔路口，又有坡道和单行道，这里根本不适合建托儿所。”

这样的文字也出现在横幅里。在东玉川，自2015年来，居民们不停地发起反对开办托儿所的运动。

要建托儿所的土地原本是防卫省的职工宿舍。随着国家公务员宿舍削减计划的推行，这块空地面积已达到五百二十六平方米。2014年12月，世田谷区为了有效利用这块整合起来的空地，决定在这里开办托儿所。计划将建成符合国家标准的可容纳六十人的中等规模托儿所，并于2017年4月起运营。

然而，在举办居民说明会的时候，附近居民发出了“反对开办”的声音。一位东玉川的女性居民回忆，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有一部分人态度十分强硬，但并不是所有居民都反对建托儿所。

“最初只是发发牢骚的程度，反对的人认为政府不顾居民们的想法，一个劲开办托儿所不合情理。但是每开一次说明会，就有更多反对的声音，‘建了托儿所，地价会下跌’，‘每天早晚路上会有很多接送小孩的自行车，太危险了’，‘噪声太吵’。”

政府曾多次召开说明会，但最终也没能和居民们就托儿所的兴建达成一致，空地面积倒是越来越大了。在杂草丛生的建筑用地上，也拉着“反对开办”的黄色横幅。

就算建了也远远不够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个受难的时代——我不得不这么想。全国各地都相继出现了托儿所开办被中止的现象。

最近几年出现托儿所开办被“延后”及“中止”的地区有世田谷区、目黑区、中野区、杉并区、调布市（以上都在东京都内）、千叶县的市川市等，都是人气很高的住宅区，同时也是待收容儿童非常多的地区。

所谓待收容儿童，即递交了入所申请也无法进入托儿所的儿童。根据最新数据，以世田谷区为例，就有一千零九十八名，在全国各区内人数最多。仅东京都就有八千四百六十六名，日本全国则高达两万三千一百六十七名。有这么多的儿童想进却进不了托儿所。

各自治体也并不是无所作为。以东京都为例，符合国家开办标准及东京都标准的托儿所可以容纳的儿童数，从2006年的十七万人，大幅上涨到了2015年的二十四万人。

但是，待收容儿童的数量并没有减少。现在，生育后想继续工作的女性变多了，同时经济环境又在不断恶化，以1997年为分界线，居民平均收入不断下降。即使有了孩子，妻子和丈夫都得工作的家庭非常多。女性把孩子交给托儿所照顾从而继续工作已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再怎么建托儿所，也远远不够。

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提出要开办托儿所，立即会有人站出来反对。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离上述的东玉川那块空地约两千米的地方，还有一块争议不断的土地。

沿环状八号线这条环线干道，进入世田谷区的玉川田园调布，往东面走便有一块约八百四十平方米的土地。与东玉川地区一样，同时期这里也发生了反对兴建托儿所的运动。

运营方敲定了土地，向世田谷区政府提交了托儿所开办方案，并计划在2016年4月开始运营。土地面积足有八百四十平方米，土地所有者也对托儿所的开办表示支持，但建设规划刚成形，便引来不少反对的声音。

在这块土地前方，是一条较为平缓的下坡路，宽五米，但依然引来了非议：“早晚接送孩子的时候，自行车下坡速度太快很危险”，“坡道不适合母亲带着孩子一起通行”。

一位附近的居民表示，会出现这样不满的声音完全是意料之中：

“这块区域以独户居多，从以前开始居民们就不允许有谁对这里指手画脚。有个叫玉川田园调布居住环境协议会的自治会，只要他们不同意，连一株盆栽都种不了。反对托儿所的也主要是协议会里的那些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入会的人不管是年龄还是生活方式，都和托儿所没什么关系。他们绝对不可能理解想要把孩子寄放在托儿所的母亲们的心情。”

我拜访了世田谷区负责处理儿童及年轻人相关问题的部门负责人，试图询问有关土地开发的更多信息。但对方面露难色，婉言拒绝了我的采访：

“谈判好不容易有进展了。就算是为了托儿所的顺利开办吧，希望媒体们暂时不要来报道这件事了。这是我们最真实的想法。”

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是托儿所的事上了新闻刺激到反对者，原本谈得拢的事都有可能谈不拢了。

在别的区，我也经历了因为不愿触及敏感话题而拒绝采访的情况。

“非常抱歉，我们不能接受采访。”东急东横线的都立大学站附近也计划要开办托儿所，我就此事提交了采访申请后，目黑区保育计划科的负责人也同样表示了拒绝，理由和世田谷区一样，“僵持的局面好不容易有所松动，不想多生事端”。

在目黑区，托儿所的开办本就不顺利。2015年原计划新增六家符合国家开办标准的托儿所，但最后实际开出来的只有两家。这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虽然招募到了运营方，但租不到合适的土地。此外，一家原计划在2015年4月于目黑区平町开办的托儿所，由于遭到居民的反对，一度被搁置。

计划开办托儿所的地方，原本是一家钢筋构造、两层高的小工厂（占地三百二十平方米），离都立大学站步行约七分钟。原计划可以容纳六十名零到五岁的儿童。2014年10月，找到了合适的管理运营方，11月开始在目黑区公告栏招募适龄儿童。然而到了接下来的12月，托儿所的运营方却发表了延期通知。延期的原因是区政府收到了由两百二十个附近居民联名签署的反对书。相关人士回忆道，其中一个很常见的理由，是人气很高的住宅区才特有的：

“最典型的就是地价了。有居民表示：‘这一带地价这么贵，我们一直交着很高的固定资产税，还得忍受托儿所什么的，也太不合情理了吧！’我不是很明白这跟抵触托儿所的开办有什么关系，继续询问后，那位男性十分气愤：‘一旦开了托儿所，地价肯定会跌。要是真跌了，都是托儿所的责任！’”

然而，艾伊吉斯（Aigis）公司的代表胁贵志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因开办托儿所而导致地价下跌的情况。该公司长期提供开办托儿所遇阻等相关问题的咨询服务。

此外，抵制托儿所一派的女性居民，还认为母亲根本就不该把幼儿交给托儿所照顾。

“像‘守护家庭、养育孩子才是母亲的工作’这种想法实在是老掉牙，但点头称赞的人不在少数。”

最后，和其他地区一样，反对理由中最多的，还是对噪声和道路安全问题的担心。

“这片居民区向来很安静，实在不希望被孩子们的吵闹声破坏。”

“路这么狭窄，如果有很多母亲来接送孩子，一定会很危险。”

我实地探访了计划兴建托儿所的那块土地，东侧连接的道路有六米宽，不过南侧的路确实很狭窄，最多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但说实话，在东京都内，这种程度的窄路并不罕见。

那之后，运营单位和目黑区政府继续同居民们谈判，提出了一系列妥协方案，比如使用双层窗来加强隔音效果和限定接送道路等。终于在晚于原计划一年两个月后，托儿所开始运营。

在整理了大量反对托儿所的案例后，我把反对的主要理由总结为两点，分别是道路狭窄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儿童带来的噪声。这样的不满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托儿所里的小孩太吵了”

“十多年前发生的公园噪声问题，可以说给反对托儿所开办问题埋下了伏笔。”横滨市立大学的三轮律江副教授这样说道，并结合自身专门研究育儿和城市建设问题的经验表示，他在2007年左右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那个时候，一家以支援育儿为目标、运营托儿所等机构的非营利组织，就托儿所开展育儿活动时该如何与当地居民共同使用公园这一问题，前来咨询三轮副教授的建议。

带着这个疑问，他针对横滨全市的托儿所做了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平时如何使用附近的公园。调查后发现，一部分托儿所收到了来自当地居民的投诉，居民们表示在公园玩耍的孩子们太吵了。

“毕竟是孩子，玩耍的时候自然会发出声音，为什么会有人对此不满呢？经过调查后发现，原来当地育儿的家庭越来越少，因此对孩子们的吵闹程度更加敏感。”

检索新闻报道后发现，托儿所的噪声问题确实是在2007年开始出现的。

一爱知县男性（79岁），与患有高血压的妻子同住，苦恼于托儿所的噪声。托儿所位于离家五米远的马路正对面。今年4月以来，随着入所儿童数的增加，由于无法忍受鼓声和运动会的练习声，该男性向托儿所提出了抗议，但托儿所方没有给出任何回应。（《朝日新闻》，2007年11月17日）

在这则新闻之前，大多数托儿所问题都是针对环境提出的，比如担心托儿所附近的汽车尾气会对儿童的健康造成威胁等。但是，在上文提到的报道里，出现了认为托儿所带来太多噪声、不满托儿所本身的人。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社会风向发生了改变。

2012年8月，世田谷区的区长保坂展人在网上写下的抱怨引起了人们的讨论：“在区政府收到的投诉中，有人表示‘托儿所里孩子的声音太吵了’，这可实在是叫人头疼。”“为此，我们甚至安装了隔音墙，也不让孩子们到托儿所外玩耍。”（这两条都是推文）

区长的这些帖子不仅被转发两千次以上，还被《朝日新闻》报道了。可见，反对托儿所这种前所未有的主张，使世人大为震惊，所以才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关注。

然而现实情况是，在这个时间点，反对开办托儿所的想法已渐渐被付诸实践了。

在埼玉县埼玉市，原计划于2011年春天开始运营的托儿所因居民的反对而作废；2013年夏天，另一个托儿所开办计划也因遭反对而被撤回。

在2012年夏天的东京都练马区以及2014年的神户市，都有居民因不满托儿所的声音过于吵闹，噪声扰民，提起了诉讼。神户市早在2006年，练马区则在2007年，就有针对开办托儿所的反对运动的报道。可见随着时间的累积，矛盾正在一步步加深。

由于担心这样的反对运动进一步扩大，2015年4月，东京都决定，在噪声管制的环境确保条例中，将儿童的声音排除在管制范围之外：“对于婴幼儿来说，在成长过程中，玩耍是必不可少的。营造孩子们能尽情放声玩耍的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保障。”

大多数情况下，不管什么样的声音，只要超过四十五分贝就会被管制（家用空调室外机的声音大概是五十分贝）。在处理对儿童噪声逐渐升级的不满情绪时，东京都会依据《儿童福利法》以及《儿童、育儿支援法》（2012年颁布），先发制人般地指出儿童的声音根本不属于噪声。

然而，尽管有这样的条例，对儿童噪声的不满却并没有马上消失。根据《每日新闻》的报道，2012年之后，由于对噪声等的不满意见，托儿所开办计划被迫作废的案例，在全国“至少有十一起”。

那么，在托儿所开办问题上如此坚决的反对派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据调查，不管是过去还是当下交涉的案例中，各地相通的一点就是提出反对意见的大多是七十岁以上的高龄者。

对儿童感到不适应的高龄者

2014年，神户市就有一名七十多岁的男性起诉了附近的托儿所。他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儿童的声音对他们的父母来说很悦耳，但对其他每天不得不忍受的人来说却是巨大的折磨。”（《每日新闻》）

据报道，这名男性在同一住所居住了三十多年，自己也抚养大了三个孩子。但是，在托儿所开办的第八年，他以“噪声太扰民”为由起诉了这家托儿所。

在调布市，2015年至2016年也有一家托儿所的开办计划被迫中止，另一家则不得不延期。我就此事询问了调布市负责人后，对方也同样表示，反对运动的核心人员是七十岁左右的高龄者：“提出反对的约有十人。说全员也许不太准确，但大多数都是七十上下的年纪。”

被中止的案例发生在调布市深大寺元町。一家符合国家标准的托儿所原计划于2016年4月开园，但在2015年12月，运营方宣布计划中止。原来，同年10月，在获得都政府的批准后，调布市在用来开办托儿所的空地上张贴起了建设规划。但这立刻招来了居民们反对的声音。运营法人和市政府负责人便马上开始挨家挨户地向附近居民收集意见，居民们的反应大多并不令人乐观。

“当地居民强烈反感政府这种做法，认为不合情理。”调布市负责人说道，接着善意地解释了居民们的消极情绪，“在这个深大寺元町附近，长年以来并没有托儿设施。因此，从直观感受上来说，这里的居民也许对儿童感到不适应。”

仅在两个月后的2015年12月，运营法人方面决定中止建设规划。他们判断，即使和居民们一直这样交涉下去，也难以取得满意的结果。

负责人再次解释道：“深大寺元町一直是居民区，进出该区域的人不多，长期居住的也以高龄者为主。这些老人家，也许根本不了解托儿所是个什么机构，但下意识地敬而远之。”

因为不了解所以拒绝。

调布市负责人的这种观察和运营法人方面的体会不谋而合。布洛瑟（Blossom）公司在关东和关西运营共计十七家托儿所，公司代表西尾义隆说道：“高龄者的有些反对意见，站在他们的角度看，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因为大多数老年人，完全不了解现在的托儿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机构。”

西尾举了个例子，比如，很多高龄者一听到一家托儿所可以容纳一百二十名儿童，便会认为接送时，加上孩子们的母亲，会有共计二百四十人同时经过托儿所门口。

“如果母子二百四十人同时经过的话，那确实会使人不安。但是，早的人7点就来托儿所了，晚的话9点才来，大家来接送孩子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同时，有工作的母亲们都很忙，不会一直聚在托儿所门口闲聊，所以其实并不吵。高龄者并不了解托儿所的这些基本情况，所以一听到要开托儿所，出于担心自然会反对。”

此外，很多高龄者会认为托儿所的孩子们一整天都在外面玩耍，大哭大叫。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不管在哪里的托儿所，让孩子们在室外玩耍的时间，上午和下午基本都控制在一到两个小时内，其他时间基本都让孩子们在室内度过。西尾叹气道：“高龄者连这样的实情都不是很了解，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未知之物要来了’，因而产生了畏惧和抵触的情绪。”

除了知识的欠缺，上文提到的三轮副教授还指出，社会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社会大背景是，和儿童数量多的时期相比，现在的儿童人口已经减少了将近一半。因而在日常生活里，很少有机会接触和亲近儿童的人大大增加了。就算自己养育过孩子，但孩子们都已成年离家，时间一长，人们渐渐忘记了孩子是什么样的。”

另外，在日本首都圈的郊外，过去开发出了大片房产，配套设施完备，适宜居住。这些房产开发后，基本都被当时新婚或是刚有孩子的年轻夫妇买走了。因此，有不少地方的居民是同一年龄段的。时间一长，这些地方不知不觉就只剩下高龄者居住了。

三轮副教授说：“现在的日本，像这样以高龄者为主的居民区在增加，并且长时间在家的高龄者也在增加。在这样的地方，突然听到陌生儿童的声音，感觉到刺耳也是有可能的。”

2015年4月，中野区一家利用部分公园的土地建成的托儿所前，立起了一块反对噪声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孩子的叫喊声对高龄者来说是噪声。他们为此很苦恼。”

竖起这块牌子的人是一位住在附近的八十多岁的女性。据报道，过去，这位女性还为了上下学的孩子们，在通往学校的路上引导过来往的行人和车辆。但在2015年的时间点，她却说：“孩子的声音听起来刺耳了。”（《产经新闻》，2015年9月4日）

根据日本放送大学的研究，当音量超过一定分贝后，听力下降的高龄者会突然感觉到声音很大。因此，高龄者对孩子们的声音感到不适，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另一方面，上文提到的艾伊吉斯公司的胁代表则指出，高龄者表达的不满中，也有很多是无理取闹。

“比如在东京都内的城南地区。随着托儿所的开办，我们和当地提出反对的高龄者展开了一次又一次激烈的争论，为了促进托儿所方面和居民们的沟通，我们成立了联络协议会。然而，等托儿所实际运营以后，联络协议会一次也没开过。通过这场反对运动，当地社区的关系变得融洽了，自然也就没有开会的必要了。所以开不开托儿所，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聊天的谈资罢了。”

听了事情的发展，似乎高龄者就是托儿所开不成的罪魁祸首。那么，我们能否就此得出结论，所有的问题都在高龄者身上呢？

我试着重新探访各地的情况后，真正的原因浮出了水面。

难以无视的“大嗓门”

在一条原计划开办托儿所的街道上，走来了一位看上去三四十岁的女性，我便上前采访了她关于托儿所开办中止的想法。

“我这么说，家里有孩子的人可能会不高兴。但是，就算能建得成，这里确实也不适合开托儿所。”听她的语气，似乎认为这里开不成托儿所，对育儿的家庭来说，或许也是好事。“要说为什么的话，这附近没什么年轻人啊。年轻人还是该去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养育孩子，这对年轻人和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都更好。所以我们也认为托儿所开不成挺好。”

与东京都东部相邻的千叶县市川市，待收容儿童的数量位列全日本第九。市川市发生的一件托儿所开办中止案例，也许可以揭示出为何日本各地开办托儿所都不太顺利的部分原因。

我采访市川市的儿童政策部时，该部门的课长面露苦涩说道：“我们作为政府工作人员，也对这件事深感震惊。”

原计划开办托儿所的用地，位于市中心朝北约两公里，是一片安静的住宅区，周围都是独门独户的人家。

2015年3月，那块土地提交了建托儿所的申请。8月，在市政府放置建设规划的公告牌后，托儿所的运营法人便开始拜访周围居民，当面告知他们托儿所建成的相关事宜。在那个时候，居民们还没什么反对意见，大家还以为事情能顺利办下去。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在拜访居民六天后，一位七十多岁、表示自己住在附近的男性，前来市政府大声抗议，喋喋不休说着“不能忍受这种托儿所”“路太窄了”“这里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安静的街区，我们有安静生活的权利”之类的话。

政府负责部门和运营法人都大为震惊，但首先还是耐心倾听了反对的声音，并重新开始挨家挨户访问附近居民，详细说明了将建成什么样的建筑，托儿所是什么样的设施。在这个时间点，居民们的反对意见依然不是那么强烈。

“不管是政府方面还是运营法人方面，都认为只要花上时间，在托儿所的设施上做出改进，比如装上隔音墙、双层窗等，还有在运营方法上提出些妥协的方案，居民们应该是愿意让步的。”

但就在一个月后的居民说明会上，居民们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们完全不接受任何妥协的建议，以行政手续的不完备和道路狭窄等为依据，要求彻底取消托儿所的开办计划，甚至联名签署了以“全体居民的意见”为名的反对书。

在那之后，运营法人、政府和居民们之间，就像两条平行的直线，完全无法达成共识。2015年12月，举办了两次居民说明会以及意见交换会，2016年2月又举办了一次，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最终，在提出规划整整一年后的2016年3月末，托儿所开办计划正式宣布中止。

当然，如果中止托儿所的开办真的是全体居民们发自内心真切的呼声，那也无可奈何。但是，了解反对运动来龙去脉的知情人士表示，最初来市政府抗议的那位男性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该男性认为，应该向附近居民宣传反对托儿所的想法，于是组织起了联名签署的活动。

知情人士说道：“刚开始，附近居民们都没那么反对，一个月后，大家却都站到反对阵营里去了。这样的骤变，和联名签署这种做法有很大的关系。”

对于长期住在同一块地方的居民来说，要拒绝别人直接发出的署名邀请，绝非易事。特别是在对方态度很强硬的情况下，署名的邀请，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无声的压力，甚至可以说，不想卷入无谓的麻烦和冲突这种普遍的心理，促成了联名签署的反对意见。正是这位“大嗓门”的男性，对居民们观念的巨大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上文提到的知情人士补充道：“在这次反对托儿所的骚动中，还有一个让人有些费解的地方。那位男性居住的地方，既不和托儿所用地直接相邻，也不在马路对面。换句话说，虽然确实住在附近，但开不开托儿所，对他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得知这样的情况后，我认为也必须听一听这位男性的想法，便重返托儿所用地，拜访了他的家。出门迎接我的，是一位皮肤略黑、体态匀称的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不断重申，托儿所的事已经过去了，并总结道，在这里开托儿所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托儿所前面的路才三米宽，小轿车也只是勉强能通过。这么窄的路上，每天早晚有两百多个人通过，这怎么行呢？太危险了，想都没法想。”

我询问道：“听说是您主导了反对运动？”

“最开始去市政府抗议的确实是我。但后面的事情跟我可没关系。这附近的居民啊，心里都是反对的。”

接着，他十分热情地向我介绍这里因为是郊外所以十分安静，但又十分便利，坐电车去银座也只要二十分钟，这么好的居住环境可不多见。

我接着问道：“那您是不喜欢孩子吗？”

“我很喜欢小孩，时不时还会去周边的小学看看小孩子呢。但是，在这儿不行，这里是居民区，会太吵。我们这儿周边的托儿所，也都是在附近没有住户的地方建的。”

“但是也有很多父母需要托儿所，您知道待收容儿童的问题吗？”

“这我知道。但是，孩子在三岁之前都应该让孩子的母亲照看，大家都这样做的话哪会有什么待收容儿童的问题呢。就像索尼的创始人之一、已故的井深大说的那样，最开始的三年是育儿最重要的时期。就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把孩子交给了托儿所，孩子才会变奇怪的。为了让女人可以不用工作一心顾家，男人才必须要拼命赚钱嘛。你这个年轻人，有没有卖力到这种程度？”

就算我向他解释了现在雇佣市场的各种情况，他也完全听不进去，执意认为是现在的年轻人太不上进了。然后又绕回到了他固有的观点，并让我去读读石原慎太郎的著作，不然没法聊。说到观点非常强硬的地方时，他说话的音量也随之升高了。

“考虑到那些待收容的孩子，难道真的没有商讨的余地了吗？”

“这附近如果住着家里有孩子的父母，也许是做得过分了……但是，政府采用那样的行政手段，可没法接受。”

在三十多分钟的对话中，我还是陷入了被他说教的窘境，说教的内容甚至与托儿所无关，而都围绕着上班挣钱。但是，这么大的说话声音，确实让我感受到了那股使当地居民改变想法也不足为怪的压力。

世田谷区的东玉川以及玉川田园调布、目黑区、调布市等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和市川市相似。比如，当地颇有影响力的人在居民说明会上大声反对，两三个关键人物合力鼓动周围的居民。即使一开始反对的人只占少数，但只要有一个人主张十分强烈，局势很快就会像翻转棋一般，多数的居民都站到了反对的一方。在这种压力的传导机制下，想要让一个地区的居民理解托儿所的必要性，是十分艰巨的工作。

那么，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

真正必要的措施是什么

在本次采访中，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表示，他们试图倾听居民们的意见，促进居民们对托儿所的认识，达成共识。

但是，艾伊吉斯公司的胁代表却认为，现在的政府工作人员太过关注居民们的抱怨了：“要是有人大声提意见，他们就会下意识认为非处理这意见不可。但是，存在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大多数市民从感情上，是能够允许开办托儿所的。但是，赞成的人不发声，所以就认为他们不存在了。倾听居民的意见这种谦卑的态度自然很好，但是作为政府负责人，认清什么是真正必要的措施，是极为重要的。”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变得如此不宽容了呢？

细想起来，针对托儿所开办的反对运动，始于日本人口到达顶峰并开始下降的时候开始的。而这样的反对运动，也同时证明了日本儿童数量减少、高龄者人口比例上升这一事实。

另外，反对运动的兴起，也与经济形势、个人权利意识的变化分不开。过去，至少四五十年前，孩子们钻进闲置地或是私有地玩耍都不是什么稀罕事。艾伊吉斯公司的胁代表将这种变化总结为“私域的扩大”：

“以前一说起‘公私’的概念，对于‘公’的范围，大家的想法大致是一样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私’的边界无限扩张，甚至开始侵蚀‘公’的领域。而托儿所反对运动，正是这种个人主义无限扩张的结果，不是吗？”

那么，难道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吗？为了找到问题的头绪，我最后拜访了八十五岁高龄的梅津政之辅。梅津自三十多年前开始，就一直主持着世田谷区太子堂地区的城市建设协议会。我听很多人提起，梅津很早就遇到过开办托儿所时来自当地的种种阻碍，并顺利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在残存着下町风情的三轩茶屋站下车，走上五分钟便可以看到一片新旧独户建筑与低层公寓十分密集的居民区，梅津的家就伫立在一条勉强能通过一辆车的小巷的尽头。

他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受过好几个采访了，但好像一直没讲清楚最关键的地方。”

梅津居住的太子堂二丁目，周围住宅密集。2009年6月，这里空出了一块九百三十平方米的土地，有人提出在这块空地上开设托儿所。但一开始，城市建设协议会已经一致同意，计划将这里改造为公园。太子堂地区住宅十分密集，因此协议会从防灾的考虑出发，选择向区政府提出申请，由政府买下这块土地，并将其建设为公园。

梅津回忆道：“之后，区政府却单方面提出了在这里开办托儿所的计划，居民们随即表示了反对，认为这不合情理。”

接着，区政府和居民之间漫长的拉锯战开始了。居民们要求政府基于相关法律，给出建设规划的合理解释，也讨论了利用别的土地开办托儿所的可能性。双方每隔一到两个月进行商议，整理可以做出妥协和改善的地方。居民们对托儿所的设计图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意见，改进其设备设施，比如采用双层窗户，以及建设紧急情况下使用的避难场所等。最终，在2010年春天，区政府、居民和运营法人三方达成了共识。

这样协议的过程被理解为要建托儿所，与当地居民展开对话并达成共识十分重要。梅津却表示，这样的理解太过表面了：“在我们的协议会里，有一个到最后都坚持反对开办托儿所的成员，态度十分强硬。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怎样面对这些态度强硬的居民。”

协议的成员彼此都认识，如果最终意见不一致，那么居民们之间很可能会留下心结。

“那您是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呢？”

梅津笑了笑，回答道：“从公益性这个角度说服他。”

在那个时间点，协议会发现，经过他们持续三十年的活动，太子堂地区的公园面积虽然整体来说并不大，但人均占有面积已经超过了世田谷区的平均值。梅津便以这个数字为根据，询问那位反对的男性：“人均占有的公园面积，超过了区的平均水平。我们已经取得这样的成果了，还要不顾孩子们的成长，一味要求建设公园的话，难道能轻易得到社会的理解吗？”

该男子听罢放弃了反对的主张，协议会终于取得了全员共识。在接下来的一年，“太子堂和美（Nagomi）托儿所”正式开始运营。

支撑未来的是孩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所以每个人更多地考虑自己，也无可厚非。”梅津回顾这段经历时，这样说道。但他也进一步指出，即便如此，也不能任由每个人固执己见：“在少子化日益严峻的今天，孩子在变少，老人却在不断增加。然而孩子不变多，日本就没有未来。我们既已明白日本当前面临的这种社会问题，那么如果要建设城市，就必须得到社会的理解。至少，不能让利己主义凌驾在社会问题之上。”

梅津顿了顿，突然询问我：“对了，要不要实地去看看和美托儿所？”

话说完，梅津便联系了托儿所，带我前去参观。走出梅津家，步行一两分钟便到了。托儿所是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十分气派，走在外面几乎听不见里面有什么声音。

穿过安装有电子锁的玄关，虽然时间是周六傍晚，但所内还托管有近二十个孩子。

“你们在干什么呀？”

在二楼，两岁的孩子们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这两个突然的闯入者，想要向我们凑过来。一楼的孩子们则稍年长些，正聚在一起静静地听着保育员讲解绘本。梅津高兴地告诉我：“一年一次，这儿的孩子们会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玩，来看小池子里的青蛙。正因为这样，我被他们叫做‘青蛙爷爷’呢。”

我们一边参观托儿所，梅津一边感慨道：“托儿所的开办问题，可以说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以后我们老年人能够依靠的，正是这些孩子们啊。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他们健康地玩耍，为他们创造安心舒适的环境。为此，同一个区域内的人必须更多地坐下来好好谈谈。”

因为高龄者的反对，开办托儿所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也正是一位八十五岁的老人，给我们指点了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

然而，还有一个难解的问题。在这个谁都主张自身权利的时代里，人如何才能变得宽容呢？我看着这些等待家长来接自己回家的孩子，继续思考着这个找不到头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