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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我的父亲高罗佩作为荷兰驻日本大使，在回国诊疗时病逝于海牙，享年五十七岁。当时我只有十四岁，已在海牙寄宿生活了三年，并未跟随父母同去东京。我虽然很珍视与家人在日本度假的回忆，然而忙于青少年初期的各种事务，还顾不上去理解和探究父亲怀有的热情，或是一生执着的东西。父亲去世之后，通过阅读他的著作、随笔、书信和学术论文，我才开始对他有了更多了解，并且心中时常涌起惊异与敬畏之情。我曾经反复读过他的几本书，尤其是狄公案系列小说，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发现和收获，显然是由于我的思想随着时光流逝而日渐成熟。假如我和父亲在后来的岁月中有机会再度相见的话，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父亲所写的狄公案系列小说非常成功，曾被译成二十九种文字，在全世界三十八个国家先后出版，近期在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中文全译本。对于新老读者来说，这一系列作品已成为不会过时的经典探案小说。狄公之所以能够与英国的福尔摩斯和马普尔小姐、法国的梅格雷一同跻身于著名侦探之列，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中国明代背景下的精巧故事。几年之前，荷兰推出了新版的荷文本全集，出版社请我为每个单本写一篇导言。我很犹豫是否应该接受这一请求，因为父亲在后记中已经解释了许多细节问题，并且1980年前后出版的荷文本全集中还收录有扬威廉·范德魏特灵
所作的精彩序言。在出版社的一力坚持下，我决定写出关于父亲创作每部小说的个人回忆，比如这一系列的第六部小说《漆屏案》（1958年出版），父亲写作的灵感显然来自于一架四扇朱漆屏风，那是父母收藏的古董之一，曾伴随他们飘洋过海，走遍了各个外交任所；我们曾在家中养过几只长臂猿，而《猴与虎》（1965年出版）中也出现了一只黑猿，在被狄公刻意诱导时抛下一枚金戒指，狄公随即发现戒指的主人已遇害身亡，左手的四根手指竟被齐齐切断！作为一家人，我们多少与狄公生活在一起，亲眼见证了他的种种遭际，以及如何开始一次次新的历险。
《天赐之日》创作于荷兰海牙，时间是1963年，之后便是一个闰年。父亲在黎巴嫩和马来西亚连续任职七年之后，全家于1962年8月返回海牙，即荷兰外交部的所在地。一直等到1963年8月，父亲才被任命为外交部某个部门的主管。这将近十一个月的休假，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同时继续创作狄公案小说。我们搬入位于胡弗街88号的一座宅院，父亲的书斋里摆放着所有藏书、中国画以及其他物品，陈设的方式与之前在吉隆坡等地时一模一样。他从热带地区回到寒冷潮湿的冬日荷兰，并在这里写出了《天赐之日》。
当我应邀为《天赐之日》中译本撰写序言时，我首先重读了这部小说，因为它显然与狄公案系列作品完全不同。在阅读的时候，类似的场景和回忆从我脑海中不断浮现，或是关于父母，或是关于全家居住在海牙的日子。令许多狄公案小说爱好者大为惊异的是，《天赐之日》的主角不是狄公，而是约翰·亨德里克斯，一个曾在荷属东印度（如今的印度尼西亚）工作与生活过的前殖民地公务员；故事发生的地点不是中国的古城，而是生机勃勃的阿姆斯特丹；插图不是明代风格的白描，而是带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几何图形，尽管其中仍然不乏裸女形象。莫非这部小说是一个尝试，运用不同的故事、人物和主题来实现向现代小说的转型？在许多方面，狄公正是父亲的化身，父亲与约翰·亨德里克斯又有哪些相同之处呢？他们具有共同的背景。我的祖父曾在荷属东印度皇家军队里担任军医官，因而父亲在荷属东印度度过了童年，并从此生出对东方文化的热爱。作为一名殖民地政府的公务员，约翰·亨德里克斯去荷属东印度工作，在太平洋战争和后来的印度尼西亚独立革命中失去了一切，随后返回荷兰，为了让自己与曾经的遭遇达成和解，为了“重建过去，发现现在”。父亲写作《天赐之日》时，正值工作暂停期间，他很可能驻足稍歇，抚今追昔并思考未来。
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将会更加了解约翰·亨德里克斯。父亲并未将自己等同于这一人物，但是他们确实存在着一些共性。约翰·亨德里克斯乘坐出租车前往老运河88号时，曾有如下自述：“我一向喜爱精细的手工技艺，正是因此，我喜爱台球、线描和打靶。”除了最后一点，其他方面皆与父亲本人非常吻合。他喜欢在俱乐部或咖啡馆里打台球，书中描写约翰·亨德里克斯第一次遇袭之后在酒吧间里观看两人打台球的细节便是明证。在狄公案系列小说中，我们见过许多幅线条细致的白描插图，都是父亲亲手绘制的。在《天赐之日》里，我们也会看到几幅线描画，不过与业已熟悉的明代风格插图迥异其趣，几乎是超现实主义作品，用线条与圆弧表现抽象的人脸或面具。父亲很喜欢画画，起初想成为艺术家，沉醉于将概念化的形象转变为画面。我们并不清楚约翰·亨德里克斯究竟喜欢哪些“精细的手工技艺”，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父亲在第一次驻日工作（1935—1942）时，就学会了一门精巧的技术——篆刻印章，后来在重庆任职（1943—1946）时愈臻完善。小说中有一对惨遭杀害的母女，小女孩名叫扑扑，父亲在马来西亚养过的一只小长臂猿也叫这个名字。当时是1962年，小长臂猿的健康状况不佳，父亲在吉隆坡的旅馆房间里细心地喂养照料它，数月之后，它因患病毒性肺炎在迪克逊港
死去，父亲为此非常难过。他给约翰·亨德里克斯的女儿起这个名字，足见多么喜爱那只小长臂猿，并且对它的离世感到多么悲伤，这与约翰·亨德里克斯失去爱女的心情是极其类似的。
《天赐之日》并不是一部随时用于轻松消遣的作品。扬威廉·范德魏特灵曾经说过：“在你能够一口气读完这本书之前，必须先细细品味字句。”在发现其深层涵义之前，我重读了两遍。首先，这是一部惊险小说，约翰·亨德里克斯陷入黑帮的阴谋之中，黑帮不但从事贩毒和凶杀活动，还诱骗女人去中东卖淫——即使六十年后，这些仍是受到世人关注的现实热点问题！其次，约翰·亨德里克斯在荷属东印度失去了所有挚爱之人和所拥有的一切，返回荷兰之后，必须重新找回自我。此书的核心之一是交织在故事里的禅道思想。扬威廉·范德魏特灵想必会说：“如果你想要完全了解禅宗，那就去读《天赐之日》吧。”事实上，父亲在小说的注解中曾这样写道：“禅常常被当作一种宗教或哲学体系。它并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而是一种达到拯救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能从书本上学到，只能从生活本身学到。”在《天赐之日》1984年英文本美国初版和1985年荷文本里，曾附有扬威廉·范德魏特灵所写的后记，其中的见解相当深刻，将约翰·亨德里克斯经历的苦难与禅学实践联系在一起。约翰·亨德里克斯被关入日本集中营后，曾受到宪兵上尉植田的折磨。在审讯暂停时，植田谈到自己的禅宗师父曾经提出的难题，以此来挑战约翰·亨德里克斯：“融化富士山顶的白雪。”这是一件无法办到的事，因为富士山顶的白雪永远不会融化。日本投降后，植田遭到逮捕，即将被处决时，他将这一难题交给约翰·亨德里克斯去解答。约翰·亨德里克斯经历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意外事件，包括黑帮的凶残和女人的魅惑，当热水壶里的蒸汽扑面而来时，他终于在一瞬间达到了禅悟的境界，全部故事发生在二十个小时之内，发生在2月29日，即闰年特殊的一天里。《天赐之日》问世后，当时的荷兰评论家们忽视了这方面的内涵，纷纷发表负面评价，扬威廉·范德魏特灵对此提出了尖锐的驳斥。
狄公虽然笃信儒家思想，但是在查案时，常常要与佛法、僧人及寺庙打交道，对佛教持有保留态度，小心地避开重视佛教、承认佛教在社会与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说法。从狄公案系列小说中，明显可见父亲对于东方各种宗教有着深入的研究。即使在《天赐之日》里，约翰·亨德里克斯也会读慰藉人心的佛教书籍，因为“佛教告诉我们活着就是受苦受难”。
不久之前，我们发现了一部父亲的手稿，作于1941年，名为《东皋禅师生平及著作》，之所以从未发表过，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被搁置。后来，他又写出了一个有所节略的中文本，1944年在重庆出版，限量发行一百册。
在此之后，他继续搜集有关东皋禅师的新资料，显然有意进行增补，但是没能找到时间来最终完稿。东皋是一位中国僧人，经历了明亡之后的社会动荡，于1677年东渡日本，成为著名的禅宗大师，并以多才多艺而闻名于世。禅宗发源于禅学，后来传播到日本各地，并出现多个派别。父亲以东皋禅师为引导，研究禅学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终其一生都对佛教抱有兴趣。《天赐之日》来自于这种种努力，使他得以在当代背景下，将禅道与约翰·亨德里克斯的故事结合起来。
《天赐之日》的故事发生在阿姆斯特丹，其旧城区极富本地特色。我已在阿姆斯特丹生活了五十年，对这座城市非常熟悉，老运河，带有铁栏杆的桥梁，建有山墙和门阶的房屋，夜晚照亮的路灯，凡此种种都在书中有着生动的描述。因为海牙是荷兰外交部的所在地，所以我们以前回国时总是住在海牙，尽管如此，父亲还是经常前往阿姆斯特丹，或是去荷兰国立博物馆观赏丰富的中国艺术藏品，或是去跻身其中的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
。后者位于最古老的城区内，从中央车站一路步行过去，沿途有各种景致值得赏看，狭窄的街巷，运河上的桥梁，停泊的驳船和船屋，霓虹闪亮、美女摇曳的窗户，这些景象也都出现在《天赐之日》中。还有许多诱人的小咖啡馆，供应荷兰杜松子酒，木头柜台后面站着身形粗壮的老板，约翰·亨德里克斯曾数次逃入一间类似的所在，只为喝下一杯杜松子酒。
1963年，《天赐之日》荷文本初次发行，出版商范胡维（Van Hoeve）也曾推出过狄公案系列小说荷文本；英文本初次发行于1964这个闰年，属于私人版本，由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艺术印刷社负责印制，该社也曾推出过三部狄公案小说的英文初版（《朝云观》《红楼案》《漆屏案》）。父亲为英文本与荷文本亲自设计了风格相同的封面。他一定花费了多年时间来考虑撰写这样一部小说，在其中可以融入一些不合于狄公案系列作品的因素，比如他曾读过的大量现代背景下的探案故事，两个台球爱好者的对话，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以及禅在约翰·亨德里克斯所有经历与挣扎中的重要性，长期形成的创作意图在此得以圆满实现。对于父亲来说，幸运的是上天赐予了他足够的时间，从而使这部久欲下笔的作品最终得以完成。
托马斯·范古利克
2022年4月，阿姆斯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