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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人们普遍相信婚姻是良善美好的，但现在却不这样想。弗吉尼亚大学的“美国婚姻研究项目”最近的报告指出：“少于三分之一的【高四】女生和仅略多于三分之一的男生相信……与其他选择相比，婚姻更有益于个人。但这种消极态度与现有的经验证据相悖；现有经验证明：与单身和同居相比，结婚更具有现实的个人利益和社会效益。” [13] 这个报告认为，多数年轻人的观点不仅抵触之前人们的共识，抵触世界各大宗教的教导，而且也得不到最新社会科学研究证据的支持，而这些证据是多年积累的，是可信的。
那么，这种悲观态度是从何而来的呢？而且，它为何如此脱离现实？有趣的是，这种悲观态度可能恰恰来自于一种新的、不现实的、理想化的婚姻观，而这种观念源自于美国的一个文化转变：美国文化对婚姻目的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法学家威特（John Witte,Jr.）说：“从前，人们认为理想的婚姻是一个永久的盟约，这个约的目的是为了彼此相爱、延续生命、彼此保护；但这种旧观念逐渐让位于一种新的婚姻观，人们开始相信婚姻是‘性爱的终极合同’，目的是迎合双方个人的性欲。” [14]
威特指出，西方文明有几种不同的婚姻观，人们对婚姻的形式和功能有不同的看法。 [15] 前两种婚姻观是天主教和新教的观点。尽管天主教和新教在很多细节上有不同看法，但它们都教导说，婚姻的目的是为人类社会创造一个基本框架，让夫妻可以彼此奉献，彼此相爱。婚姻是一个庄严的约束，目的是帮助夫妇克制个人的冲动和利益，从而增进双方的关系；婚姻是神之爱的圣礼（天主教的重点），应当造福全人类（新教的重点）。新教认为，婚姻不仅是神赐给基督徒的福分，也是为了造福全人类。婚姻将男性和女性放在一种具有约束力的伴侣关系中，从而塑造他们的品格。尤其是维系一生的婚姻能够促进社会稳定，这种社会环境可以帮助儿童茁壮成长。全社会都从婚姻制度受益，因为儿童难以在其他环境中健康成长。 [16]
然而，威特解释说，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的婚姻观。古代文化告诉社会成员要通过履行责任来寻找生命意义，要接受自己的社会角色，并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启蒙运动中，事情逐渐开始变化。生命的意义逐渐被视作个人自由的结果：要找到生活的意义，就得选择自己最满意的生活方式。人们不再通过舍己、牺牲、放弃个人自由、履行婚姻责任和家庭责任来寻找人生意义，婚姻被重新定义为“追求满足情感和性欲，寻求自我实现”。
这种新观念的支持者对婚姻本质的看法，既不像天主教徒那样认为婚姻象征圣礼，也不像新教徒那样认为婚姻是造福人类的社会纽带。他们认为婚姻只是一纸合同，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彼此的个人成长和满足。按照这种观点，人结婚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履行责任，不论是对神的责任，还是对社会的责任。因此，婚姻的双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婚姻生活，只要他们认为有益就行，不应该将对于教会、传统或更大社群的义务强加给他们。简而言之，启蒙运动使婚姻私人化，使婚姻脱离公共领域，并且将婚姻的目的重新定义为“迎合个人欲望”，婚姻不再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公义良善”，例如：反映神的本性、塑造圣洁品格或养育敬虔的后代。在西方文化中，这种新的婚姻观已经取代了原有的婚姻观；这个过程是逐步完成的，也是确定无疑的。
这种转变并非无人知晓。最近，《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帕克—波普（Tara Parker-Pope）写了一篇名为《幸福婚姻是“我的”婚姻》的文章：
人们觉得最美满的婚姻是那种能给个人带来满足的婚姻，这种观点似乎有悖常识。说到底，婚姻难道不应该把关系放在首位吗？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婚姻是一种经济社会制度；满足人的情感和理性需求是次要的，维系婚姻关系才是首要的。但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中，人们在寻找一个伴侣，并且他们想找的是一个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的伴侣……可以帮助彼此实现人生目标的伴侣。 [17]
这种改变是一场革命。帕克—波普将这场革命赤裸裸地描写出来。婚姻原本是一种公共制度，目的是造福社会，现在却成了一种私人事务，目的是满足个人欲望。婚姻原本关乎 我们 ，但现在只关乎我。
但讽刺的是，这种新的婚姻观实际上给人增加了极重的负担，人们对婚姻和配偶抱有过高的期望，这是传统婚姻观从来没有的。而且，这种婚姻观让我们深陷两种痛苦之中，无法自拔：不切实际的渴望， 以及 真实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