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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斗出来的，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成就也是亿万人民创造出来的。新中国的成立，向世界宣告了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真正的独立了，从此站立起来了，成为自己的主人，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总结历史经验，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才使得新中国一步一步地走向强盛。
新中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国民党留给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烂摊子”就此消失。相反，国民党在败退台湾的过程中对大陆各项工业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肆破坏，并把能够带走的黄金白银全部带往台湾。民国后期的严重经济危机影响到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如何走出危机呢？历史告诉我们，只能依靠人民的力量。
当中国共产党开始大量接管中国的大城市时，就遭遇了困境，即财政危机。政府必须每天都有必要的财政来支付维持城市管理正常进行的费用，城市中的工商管理、街道卫生、警察治安、教育医疗、贫困救济等等都需要现代化的财政来维持。但是，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经营大城市的过往经验，而且尚未建立完善的财政来源渠道。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就发生了经济困难。1949年，中国共产党遭遇了接管大城市的严重财政赤字，赤字率高达70%左右
。新政权为了维持必要的财政开支，不得不增发货币。大陆由于没有黄金白银的必要储备印出的钱当时被称作“毛票子”。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这次经济困难本质上是旧政权的通货膨胀延续给了新生政权。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就是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才平稳度过了这次危机。
从当时来看，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比达到88%的传统二元结构社会，城市人口仅占到当时总人口的12%。随着土地改革运动推向全国，占88%人口的农民恢复了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客观上不需要现代财政体制，这使得新政权能够腾出精力用有限的财政去治理占12%人口的城市，并且依靠广大农民生产与再生产化解了这次经济困难。具体来看，当农民拿到土地后，农民自然地按照传统，会在满足自己简单的再生产同时还要追求扩大再生产，因此要尽可能地多向国家交售农产品以积蓄现金，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添购生产资料了。
另外，此时的一些私人资本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和无利可图而“脱实向虚”，把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抬高以赚取暴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与私人资本打了几场关于白面、白布、白米的“三白”战役。中国共产党打赢这场战役的原因恰好在于，广大农民把节俭省下的粮食等物资通过中国共产党供应给了城市，客观上起到了平抑物价的结果。此外，农民还把出售农产品所吸纳的新政权发行的货币储存到了银行，为了将来扩大再生产做储蓄，这些货币占到了新政权发行货币量的40%。
农民这样做的客观结果使得新政权极大地减少了财政赤字的压力，帮助新中国稳住了城市经济和新生政权。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这段历史，如果细致研究就会发现：新政权一方面是靠土地改革普遍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则靠增发现代货币获取增量的农产品稳定供给、稳住物价并反过来吸纳了过量增发的货币。1950年末，民国政府在1948年酿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危机就这样被解决。
1950年中国共产党颁发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此指示意在要求全党全军要保持戒骄戒躁和艰苦奋斗，始终要与人民站在一起。指示中所要求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和思想觉悟，要更加紧密的联系人民群众，多开展联系群众的活动。1951年的春天，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同志在此次会议上做了一篇题为《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报告，刘少奇提出了党员要遵守的八项标准，认为所有党员都需要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私人利益之前，所有党员都需要服务于民，在党和人民之间形成友好的关系。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底，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正式确立，满足各个阶级及人民群众的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已然成为党内工作的重中之重。
面对如何建设和发展新中国初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这一历史性的新难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
为了探索这一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全国的各种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重点指出了经济建设时期的5个关键点。1956年9月在首都召开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该决议说明了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对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标明中国共产党已自觉认识到了经济建设在当时的关键性与紧迫性，认识到了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仅用短短3年时间，就使得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与财务情况出现有效改变，国民经济发展慢慢恢复并加快速度持续发展。相对于之前发展水平来看，其工农业生产水平屡创新高，市场物价基本保持稳定，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升。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党领导人民、调动人民积极性和创造性基础上的实践成果，为巩固我国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的近7年时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力量、坚持走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且把这一工作宗旨和方法运用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践中去，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
1956年底，我国顺利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
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了20年的建设，到了1976年，中国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工业化，创造了人类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的出现，是由无数个个体所组成的人民群众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换来的其中突出的事例就是“两弹一星”精神和铁人精神。
“两弹一星”最初指 原子弹 、 氢弹 、 人造卫星 。“两弹”中的原子弹和氢弹后来合称 核弹 ，另一弹指早期研发的 导弹 。后来“两弹一星”指导弹、核弹、人造卫星。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以身许国，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两弹一星”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两弹一星”的成功主要在于无数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呕心沥血，潜心科研和实验，这是经过异常艰辛努力而实现的伟大成就。其中对“两弹一星”有突出贡献的人民科学家就有几十人之多，他们是 邓稼先 、 于敏 、 王大珩 、 王希季 、 朱光亚 、 孙家栋 、 任新民 、 吴自良 、 陈芳允 、 陈能宽 、 杨嘉墀 、 周光召 、 钱学森 、 屠守锷 、 黄纬禄 、 程开甲 、 彭桓武 、 王淦昌 、 赵九章 、 姚桐斌 、 钱骥 、 钱三强 、 郭永怀 等人。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颁发给了他们。中国能够自主研发出“两弹一星”，靠的是无数科学家、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努力工作。他们扎根边疆，数十年如一日地进行科学研究，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祖国科技和国防事业，这才有了如此骄傲的成绩。
铁人精神是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的又一生动写照。铁人精神最初就是指“铁人”王进喜为国家油田开发事业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顽强拼搏精神。1959年9月26日，以松辽盆地第三口基准井——“松基3井”喜获工业油流为标志，宣告了 大庆油田 的诞生。1960年，面对国家建设急需石油的燃眉之急，全国各地的几万名职工和3万名转业官兵，来到了大庆，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
会战之初，几万人马来到萨尔图草原，生产和生活均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这样的非常条件下，刚到大庆的王进喜就喊出了为革命“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他带领1205钻井队的几十名工人，人拉肩扛，卸运钻机，盆端桶提，运水抢开钻，只用了5天多一点的时间就打完了大庆会战的第一口油井，创造了当时的最高纪录。在打第二口井时，发生了井喷。为了制服井喷，王进喜不顾腿伤，跳进与腰齐深的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井喷制服了可他的伤腿已血肉模糊，泥浆灼伤了他的手脚。王进喜和1205队工人们的英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附近的乡亲们。房东赵大娘看到王队长累不垮、压不倒，没白天没黑夜地干，就对住在她家的工人说：“大娘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这么拼命的人，你们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啊！”从此，“王铁人”的名号就叫开了。当时的会战工委敏锐地抓住这个典型，决定树立王进喜为大庆会战的第一个标兵，发出了“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为大会战立功”的号召，一时间，一个学铁人做铁人的热潮在油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铁人精神传遍全国，在全国各地都兴起了学习热潮。许多工人因受王进喜等人的感召，自觉努力工作、不怕困难，在艰苦的社会主义探索时期，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正是有千千万万个像王进喜一样的工人，中国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初步实现工业化。
人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与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分不开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坚持人民至上，从变化了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关系，把人民的建设积极性充分地调动了起来。在1957年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针对全面建设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主要反对那些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和脱离了社会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党员干部，对于党内滋生出的新问题进行严格的审查和严肃的处理，以改进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践行了人民至上的理念。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最终目的，集中体现了当下所提倡的人民至上理念。毛泽东对如何妥善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种种矛盾关系，作出了科学而又符合实际的阐释，即广泛提倡和正确使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公式。
1958年后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逐渐出现的许多不足之处，为了及时纠正这些问题，毛泽东提出：“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
必须要不间断地关心人民利益，所制定的政策条例不仅要与人民觉悟水平相匹配，还需要切实满足人民需求。这些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时期始终以人民至上的理念作为行动准则。1959年，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又一次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正确处理各项关系的具体方针：中国共产党同国内的各民主党派不仅要长期共存，还要彼此监督；在科技文化领域积极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在经济建设时要统筹兼顾，同时重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除此之外，还指出汉族人民要同少数民族人民和谐共处；正确看待并及时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分配问题等。
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的历史地位、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是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宝贵经验。虽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和挫折，但党和人民的事业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