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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2019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建设之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以来最辉煌灿烂的篇章。这是一段包含着丰富历史智慧和现实经验的雄伟壮丽的历史，是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道路探索和英勇奋斗的历史，是百年浮云遮蔽的东方大国的灿烂日出。这段历史无比丰富，可以从不同历史视角进行解读。
历史从来不是独角戏，而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在近代中国的道路选择中存在各种因素，包括各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同的政党和不同的政治主张与方案。道路的正确选择是多种力量斗争的结果。
对于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历史合力来说，内因是主要的。内因既有历史因素又有现实因素。历史因素是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说：“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我们要重视历史和文化传统，但更要重视现实因素。在现实因素中有三大因素决不能忘记：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杰出代表，既是合力形成的参与者又是历史多种可能性中进行关键选择的决策者。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中国化，克服了盲目复古和全盘西化等错误主张。三是近代以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对改变国家积贫积弱面貌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无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流血牺牲的烈士。这是政党的力量，理论的力量，人民的力量。
我们也要重视外在因素所起的合力作用。俄国是中国的近邻，十月革命对中国的道路选择具有最直接而又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如果没有内在动力，任何外来力量都不可能改变中国。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仅归之为挑战和应战的外在动力论是不正确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无数英雄们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在主体选择因素中，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贯穿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理想信念，重视民族耻辱感所起的作用，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没有爱国主义热情和理想信念就不可能凝聚起人民的力量；没有民族耻辱感就不会激起为民族复兴而奋斗、流血，甚至前仆后继的牺牲。马克思非常重视一个民族的耻辱感。他说过：“耻辱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整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
曾经被喻为睡狮的中国，终于在各种历史合力作用下猛醒过来。
我们不能忘记千千万万死去的烈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只是一个激于义愤和感知遇之恩的游侠，而成千上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牺牲的烈士们，不是古代的游侠，而是用民族复兴的使命武装起来的现代革命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以及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告诉我们，中国的道路来之不易，我们要加倍珍惜。
研究中国的道路选择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并清楚认识到，对近代历史起作用的各种因素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等。只有在比较鉴别中，我们才能懂得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方向，为什么必须重视中国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为什么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在全党进行主题教育，就是要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不要忘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不要忘记为这条道路战斗和牺牲的英雄们。无论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还是为改革作出贡献的人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在人类历史上，迄至十月革命开辟社会主义制度之前，资本主义社会曾经是最进步的社会形态，给人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新的科学技术和不同于封建专制制度的现代国家政权。资本主义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新世界。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和不可能选择资本主义，而是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呢？
西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祥地。虽然从历史来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远远落后于中国，但首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却是一些西方国家。当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由强而弱、由盛转衰、由衰到败的时期。从明代中叶开始，西方一些耶稣会教士在华传教时曾带来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清代的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对西方科学技术也表现了一定兴趣，但终究只是为了个人消遣和好奇，而没有使发展科学技术成为国家政策。中国仍然挟几千年发展的成果而以天朝上国自居。当时没有对科学技术产生需要的社会化大生产，整个社会占主导的仍然是农业生产方式。虽然《清明上河图》显示出宋代城市经济发展的繁华景象，虽然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也很发达，但经济构成仍然是农业和手工业产品，或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茶和盐，而非工业品。康熙、乾隆时期的繁荣已经是大清帝国的黄昏。此后日益像《红楼梦》后四十回描写的荣宁二府，露出后半世的衰落光景。当政者没有危机感。中国封建社会自身的没落、人们思想守旧、政治腐败的内在因素，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向外扩张结合形成的历史合力，完全阻断了中国社会缓慢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时机和可能性。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维新变法，以及各种改良主义方案，都无法挽救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命运。
在自己国内貌似文明的资本主义，在海外表现得极其野蛮。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的扩张与殖民，使其他国家逐步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也没有逃脱这个命运。资本主义向外殖民和入侵往往以传播文明与开展贸易为先导，或以传播上帝福音为掩护，伴随的是军事入侵的炮舰政策，以及敲骨吸髓的不平等条约，其发家史并不光彩。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中，发达与落后、强与弱的国际关系在进行重组。
历史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和廉价商品征服落后国家的过程，也是血与火的殖民过程。但资本主义在掠夺别国财富富足自己的同时，也促进了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和反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关中国的论文中对此有过极其深刻而有预见性的判断。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并且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清王朝的腐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人民的反抗——这种合力的作用，既注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又激起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历史上杰出的革命人物和思想家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由此产生了新的合力运动。这种合力，已经不再是腐朽的清王朝和种种守旧力量与西方帝国主义入侵者的合力，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为新的历史主体的一方，与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为另一方进行斗争而构成的新合力。中国既已出现新的历史主体，就必然出现对新的道路的探索。
一是革命之路——农村包围城市。“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1925年秋，毛泽东同志独自在长沙橘子洲头，眺望着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岳麓山，俯视着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的湘江，头顶上是鹰击长空，脚边是鱼翔浅底。看着“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壮丽景色，发出了“谁主沉浮”的疑问，这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之问。
中国共产党1921年已经成立了，走革命之路已经确定，但具体的道路如何走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方式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城市反动统治势力相对雄厚的国家。农村天地宽广，反动统治薄弱，尤其是因军阀混战，省界之间“三不管”的地方不少。毛泽东同志带领队伍上井冈山，从此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中国农民革命的传统。中国农民革命都是开始于农村。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在历史发展中，革命往往是新制度的助产士。资产阶级革命如此，无产阶级革命更是如此。如何看待革命，是一个人政治价值观的集中表现。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肯定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以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博爱为理想的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这样描述：“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坚持朝前看，承认资产阶级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但也明确指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弱点，他们明确号召：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证明，真正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革命，而不是告别革命。革命自然不是铺满鲜花的浪漫之路，但是是改变旧制度和推动社会前进所必需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和革命胜利开始的。
二是建设之路——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历史，是成就卓著辉煌灿烂的70年，也是艰苦探索并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70年，是具有历史连续性又包含重大转折的70年。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才能在饱含曲折的历史迷雾中厘清发展的主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表明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开始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历程。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在辽阔的中国国土上，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逐步建设雄伟的社会主义大厦。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昂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像火山喷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本质上也是一种合力，它依靠党的领导，集全国人民之力，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形成一种无坚不摧、无难不克的力量。
闭关锁国并非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策。毛泽东同志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可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军事企图失败后，长期采取封锁禁运制裁政策，在政治上企图孤立中国，在经济上企图困死中国。封锁禁运是一种阻力，同时也能激发一种反作用力。毛泽东同志豪迈地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全国之力，在30年不到的时间里改变了工业极端落后的面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两弹一星”标志着国防现代化迈出了坚实步伐。在前进和探索中，我们有过错误，但成绩是巨大的。邓小平同志对此作过公正的评价：“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三是复兴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链条。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历史的发展会有曲折和挫折，当然也会有跳跃。挫折往往是跳跃前的下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种曲折后的一次飞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新的飞跃的集结号。它在前30年取得的成就基础上，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踏上了改革开放道路。这是一条富民富国之路，也是强军强国之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仍然是历史的合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群众实践的合力，是在共同理想信念凝聚下的合力。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不少领域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
我们仍然面对着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但这阻止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站在新起点上，中国的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是顺历史潮流而动，而不是逆潮流背道而行。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当然，改革开放和自力更生不是对立的。饭碗要端在中国人民手里，我们要掌握核心技术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进一步改革开放所凝聚的新合力，将更快地推动朝着党中央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定目标前进。
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新中国成立前100多年的历史是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历史。中国人民对侵略战争带来的灾难有着最为深刻的痛苦记忆。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这不是因为我们致力于解决国内发展问题，无暇他顾；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科技和军事实力还不如某些西方大国，无力争霸；而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文化中没有扩张的基因，我们的文化是“和”的文化，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而内政则决定于国家制度的本质。我们的国家性质决定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就有专章论及“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明确提出“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强调“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国强必霸”的逻辑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成长和发展的历史，是与向外扩张的历史相重叠的。两种制度，两种逻辑，两条发展道路。“国强必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丛林法则，而“和平发展”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法则。翻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可以看到，从来就没有任何向外扩张的理论，没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理论。西方少数鹰派政治家和“精英”宣传他们制造的“中国威胁论”“中美必战论”，为制造中国企图与美国争霸和“中国威胁论”寻找历史根据。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戳穿了这个谎言。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平等贸易和友好交往，都显示了作为踏上强国之路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下最鲜明的时代特色，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处在这个历史交汇点上的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和平与世界新格局形成有举足轻重的关系。中美应该建立的是互利共赢的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我们有一千条理由和美国搞好关系，但这不单纯决定于我们。中国有句俗话：一个巴掌拍不响。极限施压必然引起强烈的反作用力量。它只会更加凝聚中国人民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种力量的强度可能出乎始作俑者的意料。
我想起了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写的《念奴娇·昆仑》。其中下阕是：“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那可是1935年，是红军最困难的时期。这是何等的世界观、人类观和博大胸怀！
三、坚持中国道路的“制”与“治”
“制”与“治”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合理性与治理能力、执行能力的关系问题。制与治的矛盾或分裂，往往会导致制度的失败。柳宗元在《封建论》中以周朝与秦朝为例谈到“制”与“治”的得失。柳宗元说，周朝之失，“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朝的郡县制，优于周朝分封制，但在治理上，秦则“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朝的暴政治理，导致二世而亡，“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郡县制度虽适合时代要求，但治理无方，照样不能发挥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是最善于总结自身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启示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失败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偶然作用，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总结革命失败教训时说，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失之在制，而且失之在治。苏联在列宁、斯大林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过几十年运转后不仅没有得到自我完善，反而遭到后继者在改革旗号下的彻底破坏。从赫鲁晓夫全盘反对斯大林开始引发的意识形态混乱，加上延续几十年的西方思想意识形态的侵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已经非常脆弱；苏联共产党内特权阶层的形成，使苏共脱离群众，人心丧失、思想混乱、治理无方，完全失去有效治理能力。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鼓吹新思维和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失败，失之于“制”，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已经被取消，社会主义已经完全蜕变；也失之在“治”，长期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使政府的威信消失殆尽。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某个单一因素作用，而是西方长期和平演变和苏联内部自我演变结合的合力。可以说，既失之在“制”，也失之在“治”。
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表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表明永远先进。中国共产党最有忧患意识。国际资本主义尤其是西方霸权主义，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中国的施压。从接触促变的策略到把中国确立为战略对手，采取极限施压和遏制中国发展的策略；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都不容小觑。要保持中国共产党永不变质，社会主义永不变色，需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保持十年、二十年，也不是三十年、五十年，而是代代相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制”与“治”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新中国70年，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实践探索形成的，这是最具科学性和优越性的制度。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我国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深深懂得“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的历史经验，从“制”与“治”两个方面为中国之治、为长治久安提供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方案，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制度保证。
中国以辉煌的成绩胜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必将以更加辉煌的成就迎接建党100周年。现实既是历史的延续又是未来走向的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越大，中国的脱贫攻坚成就越大，中国人民的生活越好，中国的改革开放越是取得伟大成就，就越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持续性和不可逆转奠定牢固的基础。任何外来势力都不可能通过施压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任何国家都不能改变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传统，不能改变中国现实的成就，不能改变中国近十四亿人拥护中国共产党、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因而也不可能改变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现实和人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天下至理，是历史屡试不爽的真理。
历史发展的总方向是上升的前进的，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又具有世界影响，因为它与世界人民要求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对立，追求公平、正义、平等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