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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党政研究》2019年第6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九十多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在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得来的，是在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
“六个得来”的概括，是在大历史观视域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科学判断，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如何运用这一视角，去研究和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在理论上彻底回答“中国道路从哪里来？身在何处？走向何方？”这些重大问题，是当前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
不管农业革命是不是一个“陷阱”，在经历了大约250万年漫长的采集及狩猎生活之后，伴随着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的结束以及其所带来的气温回暖和降水增多，地球进入到动植物生长的旺盛期，这为农业革命的产生提供了前提。“这一切大约1万年前全然改观，人类开始投入几乎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动植物的生命。从日升到日落，人类忙着播种、浇水、除草、牧羊，一心以为这样就能得到更多的水果、谷物和肉类。这是一场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农业革命。”
这场革命，由于气候和地理位置等原因，集中发生在赤道至南北回归线附近的区域，尤其是以亚欧大陆东端黄河中下游地区和地中海东岸的新月地带为主。
（一）殷周之变及中国“重农抑商型”农业文明道路的开辟。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大致相同，中国也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发生农业革命，进入到农业社会。中国最早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其历史功绩大约都和对农业文明发展的贡献密切相关。由夏及商，中国农业文明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阶段。殷墟的发掘，使我们对商朝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应该说，商朝的农业、手工业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黍、稷、稻、麦等粮食作物和桑、麻、瓜、果等经济作物，特别是青铜器的制造，已经达到十分高的水平。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产生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特别是商朝贵族依靠高度发达的青铜器而进行的贸易，更使得商朝获得大量的财富，商朝也因此被称为“大邑商”。
但是，在从商朝到周朝的历史过渡中，却出现了剧烈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很多历史研究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其却影响了之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走向。对这一重大历史转型，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这里的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是指从周朝开始，建立起“立子立嫡”之制和分封子弟之制，并由此产生宗法制和丧服之制，“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则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在这些制度施行的基础上，以“亲亲、尊尊、贤贤、男女有别”为核心价值观的新文化得以兴起，并蔚然浩荡成洋洋大观的《周礼》。王国维所谓“由是制度，乃生典礼，则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是也”。从中可以看出，从殷商到周朝，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经历了剧烈的转型，但是可惜的是，《殷商制度论》仅仅从制度和文化的角度，而没有更进一步从经济的角度，对这一剧烈的社会转型作出考察。而中西道路的早期分野，恰恰隐藏在殷周之变的经济转型之中。
殷周之际的经济转型，表现在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共同发展向“重农抑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正如前文所说，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商朝的商业和手工业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尤其是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青铜器制造业已经十分发达。及至商朝末年，发源于渭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的“小邑周”，在周文王的带领下，依靠德政，逐渐在诸侯国中取得威信。依靠德政，“小邑周”在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带领下，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军，取得了天下。周朝的统治，首先面临着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在西周之前，中国人形成了“天道观”，认为天是一切权力的来源，因此，遵守天道，依照天道行事，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合一，谓之圣人”；违背天道，则会天怒人怨，要遭受天谴。由于天的权威的神圣性，世俗的统治者称自己为“天子”，强调自己“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且这种授权是无条件的、无法改变的。这种绝对化的君权天授观念，是西周统治者不得不回答的时代之问。
对这一时代之问作出回答的是周公旦，其所提出的“以德配天”思想，把天命转移的原因引向人间，提出天心自是民心、天道亦即人道，实现了天道和人道的融合，在为天命转移提供理论支撑的同时，也实现了中国社会传统政治价值观从神本向人本、从祭祀文化向礼乐文化、从神权政治向伦理政治的转变。自此，“作为一个整体，民众就是‘天下’，恢弘、辽阔，触手可及而又深不可测。因而‘天下’作为一种政治遗产被理解为民心的向背，得天下主要不是指获得土地山川，而是指获得天下民众的认同”
。
在解决政权合法性的同时，周朝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提出完整的礼治的观念，建立起以“亲亲、尊尊、贤贤、男女有别”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封建宗主社会核心价值观。这一核心价值观及其一整套的礼治思想，在轴心时代被孔子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统治中国社会其后几千年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这一思想，由于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因此，在其价值观念体系里，一直存在着“重农抑商”的观念，其职业观念也是按照“士、农、工、商”的序列进行排列。这一方面导致了中国创造出世界上最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当然，这也和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幅员的广阔性和生物的多样性为农业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空间和战略纵深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使得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商业文明一直没有发达的文化根源，导致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二）古希腊文明及西欧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文明并重道路。在亚欧大陆的西端，农业文明发生的时间比中国还要早一些。在地中海东岸，曾经被《圣经》称为“流着奶和蜜的地方”——新月沃地，成为人类农业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如何从兴盛走向衰落，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结论
。但是，古巴比伦文明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的消亡，它的文化基因一直还在，并在和起源于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在地中海交融后，催生出希腊文明，而希腊文明一般被认为是西欧文明的源头。
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在希腊的复活，使得希腊这个地中海的岛国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大放异彩。希腊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南端，境内多山，缺少开阔平原，农业发展自然禀赋很差。在这种条件下，希腊只能走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并重的发展道路。希腊半岛不宜农耕，却因为温和的地中海气候，适宜果树的生长而盛产葡萄、橄榄和无花果。葡萄可以生产葡萄酒，橄榄可以制作橄榄油，无花果可以制作无花果干，但这些都不是人类摄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要想生存，必须进行贸易交换。所幸，希腊半岛处在地中海交通的有利位置，为货物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正是依托于不太发达的农业和便利的交通，走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并重的道路，希腊文明才可能创造出璀璨的辉煌，从而一跃而成为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
希腊半岛虽然不大，但是城邦众多。不同的城邦之间，彼此交融、纷争、竞争、妥协，像极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连横合纵”。同时，希腊半岛还是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试验场。好奇心和进取心旺盛的希腊人几乎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制度，如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等几乎全试验了一遍。这种交往和试验的结果，最终使实行民主制的雅典和实行君主专制的斯巴达脱颖而出。斯巴达和雅典，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类型。斯巴达地处内陆，经济上以农业文明为主，政治上实行君主专制制度；而雅典是海港，经济上以商业文明为主，政治上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度。文明的多元和对立，有其好的一面，也有其不好的一面，这两面在希腊历史上都作出了注脚。其一，不好的一面，文明的多元和对立直接导致在斯巴达和雅典之间长达几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斯巴达的最终胜利而告终，但是战争的结果，却带来了希腊文明的整体性衰落。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斯巴达虽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由于希腊发展农业文明的局限性，即使没有马其顿帝国的入侵，希腊文明也不可能走上完全的农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其二，好的一面，由于文明的多元和对立，为思想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在这一时期，希腊进入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产生了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等一批思想巨人。
古希腊文明，一般可以划分为爱琴文明时期、古典城邦时期和希腊化时代三个阶段。在古典城邦时代，希腊文明达到顶峰。斯巴达和雅典的战争，几乎耗尽了各城邦的所有力量，起源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乘虚而入，希腊亡其国，却没有亡“天下”。马其顿本来接受的就是希腊文化，只是一直没有得到希腊文明的认同。马其顿统治之后，希腊文明不仅没有消亡，反而伴随着马其顿帝国的扩张，走上在亚非欧广大地区扩张的希腊化时代。马其顿帝国灭亡之后，西欧文明的希腊化进程仍然在持续，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最终发展成为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影响甚巨的西欧文明。
当中国走“重农抑商”的农业文明发展道路的时候，西欧一直在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共同发展的农业文明道路。“重农抑商”的农业文明发展道路，把中国带上农业文明发展的顶峰；而西欧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并重的农业文明发展道路，虽然没有能够把西欧社会带上农业文明发展的顶峰，但是，却在经历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在大约公元1500年的时候，把西欧社会带到工业文明的发展阶段，走上一条和农业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开启了人类历史工业化的发展历程。
从本质上来说，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不同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都发生在生产领域，而商业文明却发生在交换领域。也就是说，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由于都发生在生产领域，两者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力不同而产生的高低排序；但是，由于商业文明发生在交换领域，因此，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间是一种并存关系。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可以产生商业文明，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也可以产生商业文明，只是商业文明的发展程度不同。这是其一。其二，由于商业文明发生在交换领域，其并不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而是通过贱买贵卖赚取差价。当这种商业利润过于丰厚的时候，人们会为了商业利润而放弃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也就是说，从一定意义上讲，商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三，正是为了克服商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负面影响，中国在商周之变的时候，通过完整的周礼，走上了“重农抑商”的农业文明发展道路。“重农抑商”农业文明道路的开辟，把传统中国带上农业文明发展的最高峰，中国创造了无可匹敌的农业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东方中心”。其四，在农业文明社会时期，包括从古典文明时期到中世纪，西欧一直走的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共同发展的农业文明发展道路，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欧农业发展没有中国农业发展所具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单纯依靠农业文明不足以支撑西欧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西欧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一直都十分发达。正是在商业贸易需求不断增加的刺激下，西欧的手工业制造技术不断提升，先是人力逐渐被风力、水力所代替，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但生产力布局还受到自然条件的严重限制；及至煤的开发及蒸汽机使用之后，欧洲的工业真正实现了从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大机械工业的提升，标志着西欧从农业文明阶段迈向工业文明的新阶段，亦即通常说的现代化阶段。
从历史范围看，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欧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史。由于现代工业文明是建立在手工业基础之上的，是“手工业文明的2。0版”，因此，在和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农业文明1。0版”）的竞争中，始终处于高维优势。加之，现代工业文明又和欧洲固有的商业文明相结合，产生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封建主义文明的全面超越。
（一）西欧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及其发展进程。欧洲封建社会，由于走的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并重的发展道路，商业贸易对农业和手工业需求扩大的刺激，为农业和手工业领域的技术变革提供了动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
工业革命进一步刺激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并逐渐把生产扩展到全球市场。
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从而加速了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推动了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一方面，由于在商品竞争中失败，原来的手工业生产者失去生产资料，变成不得不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无产者；原来的农民，由于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其占有的生产粮食的土地，也被迫改为工业用地，如发生在英国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在“圈地运动”中丧失土地的农民，也加入到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无产者行列。另一方面，依靠现代工业而在商品竞争中的获胜者，迅速积累起大量财富，巨额的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转化为资本。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是相矛盾的。因此，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迫切要求从思想和理论上对封建专制主义和教权主义进行批判，建立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代的需要，是思想产生的沃土。在这一阶段，西欧先是经历了以“人文主义”为内核的文艺复兴运动和以反封建专制为内核的思想启蒙运动，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坛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美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思想启蒙时期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他们集中力量批判教权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号召追求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为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指导下，在政治上需要做的就是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把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大约从16世纪到19世纪，西欧各国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现代工业文明最有影响力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政府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
从中可以看出，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农业文明时期的“东方中心主义”之后，开始进入到工业文明时期的“西方中心主义”时代，亦即资产阶级时代或者工业文明时代。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兴衰。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经济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从一开始就展现出“血和肮脏”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和资本主义诞生相一致，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就已经出现了。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虽然展现出天才的预见力和淋漓尽致的批判力，但是由于缺乏对资本主义本质的了解，其批判只能停留在道德和正义层面。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之上，空想社会主义才实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飞跃，而社会主义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是上升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西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但是，由于革命时机的不成熟，这些革命运动都失败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革命进行了总结，并从理论上对“两个必然”的历史结论作出“两个决不会”的条件限定，同时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引者注）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一国先胜论”，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一历史新纪元的意义在于，它成功地开辟出一条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是一个开创性的事业。在“一球两制”的格局下，这种开创性，同时面临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竞争挑战，具有更大的难度和复杂性。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一开始采取的是通过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结果在实践中遭遇到失败。在此情形下，列宁提出战略退却的思想，实施“新经济政策”向共产主义迂回过渡。列宁逝世之后，战略退却思想被摒弃，苏联逐渐走上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苏联模式发展道路。苏联模式，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不仅使苏联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形成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冷战”的局面。“冷战”所带来的对立局面，使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交流成为不可能。因此，这一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不是扬弃物而存在的。从理论上看，这种实践的指导思想已经从科学社会主义蜕化为空想社会主义，因此，这种实践的失败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在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在“学什么”的问题上，中国经历了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在“怎么学”的问题上，中国也经历了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再到“走自己的道路”的过程。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意识到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行不通，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道路。可惜的是，孙中山“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其继任者蒋介石甘做帝国主义的附庸，重新回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老路。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担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并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的具体体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几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从中国实际出发确立的“一化三改”过渡时期总路线，确保中国迅速建立起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进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鉴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走自己道路的问题。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宏文，为中国走自己的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党的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作出分析，提出一系列不同于苏联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取得丰硕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在实践上也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可惜的是，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路线没有能够坚持下去。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从1957年夏季开始，中共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大讲阶级斗争等一系列‘左’的错误”
，直至导致“文化大革命”历史悲剧的发生。
“文化大革命”历史悲剧的发生，标志着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出现严重挫折。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契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果断地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同时拒绝走全盘西化的邪路，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把中国带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实践中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的典型特征是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长久以来，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加上资本主义牢牢掌控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世界上大部分人认为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也是为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全球盛行的原因。苏东剧变之后，苏联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探索的失败，一度使得“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早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道路的问题，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历史悲剧的发生，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上也出现了重大挫折。面对国内外的挫折，中国共产党人展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毅然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仅仅用4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所走过的路程，开创出一条发展中国家通过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的成功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回顾历史，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变革：“第一次大变革是由智人演化为原始人，社会进入原始社会。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变革是原始社会经由三次社会大分工，进入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农业社会）。”“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大变革就是现代化，亦即传统社会经由现代化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所谓现代化，是指世界范围内，以工业化为其发端，以及由此引发的，以各个民族（国家）实体为其载体的，整个社会的一系列巨大变革。这种变革的结果是以现代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工业社会）。”
从这一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一）从原始狩猎和采集活动中走出来的人类，一开始都是迈向农业文明社会，并且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手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也逐步发展起来。商业文明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都可以存在，只是交换的物品不同而已。中国在殷商时期，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之上的青铜器手工业也很发达，并在此基础上，殷商进行青铜器贸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形成所谓“大邑商”；古希腊时期，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商业贸易也很发达，并且更多的是依靠商业贸易，希腊文明成为地中海地区最灿烂的文化中心。
（二）大约从轴心时代开始，中国和西欧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中国由于经历了殷周之变，在政治上确立了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血缘等级制度，在文化上确立了维护这种等级制度的周礼，在经济形态上则走上了“重农抑商”的农业文明发展道路。之后，中国社会的这种发展模式，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被儒家思想进一步强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一直统治中国几千年。从历史结果上看，“重农抑商”的农业文明发展道路，使得中国创造出无可匹敌的农业文明，汉唐的繁华，令人惊叹；宋元的强盛，亦登峰造极。即使到了封建社会晚期，“自康熙（1662—1722）经雍正（1723—1735）至乾隆（1736—1795）的130多年，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盛世，史称康乾盛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以致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
。依靠强大的经济、文化和科技实力，中国构建出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天下等级秩序，维持着亚欧大陆东部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但是，由于缺乏商业文明的催化，中国社会一直没能够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阶段。
反而是西欧社会，走的是农业文明、手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并重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使得西欧农业文明的发展一直受到商业文明的侵袭，而无法到达农业文明发展的顶峰。但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在商业文明的长期浸润和刺激下，终于在经历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催生出现代工业，从此使西欧走到了工业文明的新阶段，开启了人类社会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把人类文明的历史提升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三）西欧通过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了对中华农业文明的超越，从此，人类社会进入到西方中心主义时代，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中国人民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带领下，开始向西方学习。在经历屡次的失败之后，在十月革命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先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华民族完成了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之后，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短短40多年的时间内，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证明，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止资本主义一条，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样可以实现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四）通过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更替，以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比较，可以看出五个特点。其一，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具有本质的不同。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都发生在生产领域，而商业文明发生在交换领域。发生在交换领域的商业文明，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二，当文明转型成功之后，由于商业文明的逐利性特征，开始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产生腐蚀性。中国农业文明之所以能够达到别国难以企及的高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农业文明走的是一条“重农抑商”的道路，但同时带来的后果是，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商业文明的刺激，导致中国在农业文明的循环里故步自封。相反，西欧却在商业文明的刺激下，从手工业文明最终发展到现代大工业文明，从而率先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其三，和农业文明有不同的道路一样，工业文明的道路也不止一条。就当前全球范围来看，存在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两条道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由于放任商业文明逐利性特征的发展，在创新性上具有很大优势；但同时，逐利性特征的过度发展，也导致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出现去工业化、空心化发展倾向，导致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出现根本性危机。从这个意义上看，资本主义这次出现的危机，决不仅仅是金融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危机。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实现现代化，而且成效更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由于坚持的核心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中心，因此，其所努力构建的社会发展模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自由主义价值观下的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商业文明的逐利性，从而克服商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腐蚀和空心化，带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面超越。其五，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当今社会进入到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先进技术正在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社会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零边际成本社会呼之欲出，市场经济正在开始向共享经济转型，种种特征表明，工业社会正在悄悄地向信息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上一次是商业文明发挥了关键的催化作用，这一次会是什么能够成为社会转型的催化剂？是技术、信息，还是商业，或者是几者的复合体？这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有了百年前文明转型落后而几乎亡国灭种的教训，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及早布局，抓住文明转型的机会，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