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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江海学刊》2020年第2期
现代化是工业文明发展推动的全球性浪潮，我们为什么要考虑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为什么中国进入现代化，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东亚的国家在现代化来临之前都是农业国家。日本和韩国也是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他们大体上选择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当然也保留了儒家文化的一些特点。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中国特色？仅用人口众多、一穷二白，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认为需要从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入手，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
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如果总结起来，叫作多元结构。英国的汉学家马丁·雅克在《了解中国的崛起》的讲演中说：“为什么西方帝国总是在昙花一现之后就灰飞烟灭，而中国能得以永远传承？中国其实是一个文明，但是他却‘伪装’成了一个国家的存在。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西方帝国衰败后就再无崛起的可能而中国总是能不断地复兴。这是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文明！文明没有出现断层，国家兴衰只不过是一个摔倒再站起来的动作而已。”
中国的社会结构具有四大特点：
第一，超大型的社会结构。从规模上看，中国相当于一个洲，而不仅仅是一个国。与欧洲相比，中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欧洲面积1060万平方公里；中国人口14亿，欧洲人口7。4亿；中国政区34个，欧洲国家50个；2019年GDP总量，中国超14万亿美元，欧盟约19万亿美元。考虑土地面积、人口规模等综合因素，与中国类似的国家有美国、俄罗斯、巴西等。如果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因素，这些国家发展水平、发展模式和社会结构各有其自身特点和问题。
第二，多民族的社会结构。全世界比中国民族数量多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刚果、尼日利亚、俄罗斯、印度和菲律宾，中国排第七。如果考虑现代民族的综合标准，印度尼西亚、刚果、尼日利亚和菲律宾的许多民族尚属于部族。与中国类似的国家只有俄罗斯和印度。据外交部网站刊载，截至2019年1月，美国非拉美裔白人约占62。1%，拉美裔约占17。4%，非洲裔约占13。2%，亚裔约占5。4%，混血约占2。5%，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约占1。2%，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约占0。2%（少部分人在其他族群内被重复统计）。但美国是移民国家，拉美裔白人、黑人、亚裔来自亚非拉等许多民族，都没有传统的集聚地。
第三，内部差距大的社会结构。一是城乡发展不协调。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1元，城乡收入差距约2。6倍。二是区域发展不协调。2019年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第1名北京市约为16。4万元，第15名辽宁省为5。7万元，第31名甘肃省约为3。3万元，三者比例为5∶1。7∶1。省区第1名（全国第3名）江苏省12。4万元，与辽宁省和甘肃省相比约为3。7∶1。7∶1。美国2017年50个统计区中，第1名哥伦比亚特区人均生产总值约为18万美元，第25名罗德岛州人均生产总值约为5万美元，第51名密西西比州人均生产总值约为3万美元，三者比例为5∶1。5∶1。第2名纽约州人均生产总值约为7万美元，与后两者相比为2∶1。5∶1，整体差距比较平稳，呈现匀速递减趋势。
第四，多重跨越的社会结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正经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社会跨越。中国不但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且是多种社会发展阶段并存。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
所谓文化的多元复合性是指任何一种现代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融合而生成的，是多元文化要素层层叠加、不断累进的。原有的文化作为痕迹都会在后来的文化中存在，不会被完全擦掉。
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是多元复合的过程。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化形成的“满天星斗说”。他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就是传统意义上作为中心的黄河文化；二是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其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仰韶红陶文化的黑陶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其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西南地区，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以及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原生型、次生型与续生型。依据他的结论，所谓正统的中原文明，其实并不是在中原土生土长的，而是来源于北方草原。它或许只是北方草原文明的一个支系而已
。吉林大学的历史学家张博泉先生提出了中华一体论，阐述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多元一体性。他认为中国的中华一体认识经过前天下一体（春秋战国）、天下一体（秦汉魏晋）、前中华一体（南北朝隋唐）、中华一体（宋元明清）的发展过程，最终形成了包括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和华夏在内的中华一体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
。
依据张博泉先生的观点，中华一体不是中原王朝简单的扩展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包容、融合其他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前天下一体时代即春秋战国时代，既是周天子分封列国之间的兼并过程，也是商周民族集团、东夷（如徐夷、淮夷、莱夷、明夷、嵛夷、孤竹、令支等）、北狄（中山、娄烦、屠何等）、西戎（氐、羌、绵诸、邽、冀、獂、义渠等）、南蛮（巴蜀、吴越等）融合的过程。这一融合过程主要发生在与中原华夏民族接壤或犬牙交错的地域，处于中华文化统一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也奠定了中华多元地域文化形成的人类学基础。
天下一体时代即秦汉魏晋时代。随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闽浙、粤桂、辽东、交趾、云贵、河套、河西走廊、西域等地相继纳入中国版图，百越、西南夷、东胡、乌桓、匈奴、西域诸胡等始与中原民族融合或接受中原文化影响。这一融合过程不但发生在与中原接壤或犬牙交错的地域，而且扩大到近现代中国版图的大部分地区，甚至有所超出，促进了中华文化统一体系的基本形成。
前中华一体时代即南北朝隋唐时代。这一时代的转折点是五胡乱华，即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形成了长期的地方政权割据，推动了各民族冲突与融合，并扩大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一时期的冲突与融合，改变了传统的华夷界限，许多汉族以外的地方政权纷纷登场，甚至与汉族政权平分秋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格局。
中华一体时代即宋元明清时代。这一时代的特点是北方游牧渔猎民族不但长期建立与中原王朝并存的强大对峙性政权（辽、金），而且建立了统一全中国的封建王朝（元、清）。用传统的狭隘的华夷观念已经不能包容改变了的中国，因此代之以“中华民族”这一新的观念来概括包括中国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新的文化格局。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多元复合性结构的文化特征，主要体现为游牧和农耕的二元对立的依存结构。如果以华夏加上四夷这种文化结构看，主要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融合。我们长期强调农耕文化，忽略了游牧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双方虽然长期存在军事冲突与对抗，但同时也存在着经济上的依存关系。中原的农耕文化主要生产工具是马牛等牲畜。只有马匹才能解决交通，只有牛和马才能解决耕作，所以说我们需要游牧民族。同时游牧民族的食物单一、经济结构单一，他们需要纺织品、盐和茶，这些主要由中原来供应。这种游牧和农耕的二元对立和依存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中央集权、超级军备、大一统国家三大特征。中原的常备军如果要抵抗游牧民族的话，总数大致要达到一百万左右，这就需要国家的统一。因为如果没有统一庞大的人口作基础，就没有强大的兵源，也就不可能抵抗几十万的骑兵。强大的军事力量需要一个全国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以控制和平衡周边的游牧民族，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既强调华夷区别又暗含包容蛮夷于华夏之中的中国文化多元复合的精神文化特征。一是华夷互变的文化复合论。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韩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孔子删诗书，编春秋，以周礼为标准，别华夏夷狄，可视为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化自觉。从此，古代中国识别民族的标准，不是种族，而是文化。华夏和夷狄之间可以互变，关键看是否遵守以周礼为代表的文化与社会秩序。二是天下一家的文化依存论。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家是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从个人与世界的发展进程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扩大为家庭，家庭扩大为家族，家族扩大为国家，国家扩大为天下，家放大即国，国缩小即家，家国一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则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在文化圈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华夏与蛮夷的边界是可以融合、互相依存的。三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论。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中国传统文化承认文化的多样性，用海纳百川的境界包容不同文化。
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我这篇论文将回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差异是不同社会发展条件和发展历程的产物。不同的生产方式形成不同文化的经济基础，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始终存在的。文化差异既是历史差异、民族差异，也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文化的统一性与文化的多样性的矛盾，恰恰是文化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就性质而言，文化是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其基本特征、发展规律受制于生产方式的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这既是文化统一性的基础，也是文化多样性的根源。同时，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又有其相对独立性。不同的环境与生产条件，中国古代各民族不同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差异，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为不同文化取长补短、互鉴互通提供了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
文化的不同会影响社会差异，但并不是造成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冲突，文化矛盾是利益冲突的反映。正因为如此，文化矛盾可以是社会冲突的导火索，也可以是缓和与化解社会冲突的融合剂。
中国的多元社会结构和多元文化精神，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社会文化基础，也是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文化基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也在不断碰撞、交流、融合。目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时期，人类社会发展呈现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观是体现全球化要求的多元复合性的文化观。文化的多元复合性是指民族国家时代的文化是创造继承与传播交流复合而成的统一整体，是内在多样性与外在多样性的双重复合体。天下一家的文化依存论、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论、华夷互变的文化复合论，是中国文化多元复合性的显著特征。中国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交流、借鉴，融合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而形成的多元复合性文化，有着悠久丰富的文化包容性和亲和性，自身适应面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四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在包容、吸收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广阔文化胸怀和巨大融合潜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我们在新时代推动中国文化繁荣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