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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5月28日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上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这一数据引起各界的热烈讨论，因为它简单明了地揭示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经济体的另一面。
李克强这里所说的年收入，指的是扣掉个人所得税、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险费之后的收入；这里所讲的人均年收入是指包括劳动人口和老人、儿童等无收入人口在内的所有人口的每人平均年收入。李克强的数据既有统计的依据，也有抽样调查数据的支撑。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0733元。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2359元，月均大概是35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6021元，月收入大概是1300元。因此，农村居民的月均收入状况，本身就已经接近“月收入1000元”，而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更低。2019年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67元，月收入大概为966元，低于“月收入1000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于2019年做了一项调查，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为5．47亿人；而月收入在1000元至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的42．85%。这与李克强所说月收入约1000元及以下的人口规模达到6亿人基本吻合。
北京师范大学的调查报告具体显示，在这6亿人中，有546万人收入为零，有2．2亿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若以月收入1090元至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数达到3．64亿人。也就是说，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人。
调查发现，月收入低于1090元的6亿人中，来自农村的比率高达75．6%，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比重分别为36．2%和34．8%；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5年，处于完成义务教育的水平，其中小学及以下的比重为43．7%，文盲的比率占9．6%；非劳动力占比最高为37．1%，自我雇佣者占比达到18．0%，而工资就业者占比仅为37．4%，明显低于其他收入群体。
概括地说，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绝大部分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多，人口负担重，小学和文盲文化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抽样调查，其实都是人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也与人们的常识相一致。近来“地摊经济”发展起来，就说明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疫情对社会底层的冲击，只是“地摊经济”复苏的一个原因。“地摊经济”当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人们并非天生爱好摆地摊，而是为实际生活压力所迫。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促成了8亿多人口脱离贫困，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人们必须意识到，这里所说的贫困仅仅是指绝对意义上的贫困。脱离了绝对贫困状态并不表明贫困消失了，很多人不仅仍会有一段时间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而且可能还会有返回绝对贫困状态的危险。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要把精准扶贫置于头等政策议程。
不用与欧美发达地区作比较，仅以东亚经济体为例，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贫困人口基数大这一国情。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在经济起飞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不仅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且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使得中产阶层达到60%—70%；中国大陆则不同，尽管也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在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中产阶层占比还是不到30%。
为什么很多人会对这一基本国情感到吃惊呢？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在社会层面，现在的中国是典型的商业社会，优胜劣汰，嫌贫爱富。尽管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伟大，要看这个国家有多少人摆脱了贫穷，而不是看这个国家培养了多少富人，但社会关注的还是富人。
在知识层面，学者多为资本经济学家或资本社会科学家，为财富说话。尽管经济学家为财富说话是普遍现象，但很少像中国的经济学家那样围绕着财富转。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曾经抱怨中国没有穷人经济学家。原因大概在于为穷人说话无利可图。同时，尽管中国有8亿人口脱离贫困，但没有经济学家或社会科学家能够把此现象解释清楚。
在政治层面，最近这些年的民族主义，和改革开放之后的民族主义有了不同的性质。中国因为落后而改革开放，通过向发达国家学习来追求富强。进入21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开始转变为建立在对国家崛起的自豪感上，这种情绪在年轻一代中更为强烈。尽管这种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是自发的，但走过头了就容易引发一个负面的后果，只能说国家“好”的一面，而不能说“坏”的一面，只能显富，不能说穷。“基尼系数”“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等经常成为敏感的概念。很多学者也迎合这股“民意”，过度吹捧国家的成就，避而不谈甚至掩盖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实际上，显富摆富也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错误认知。因为民族主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高涨，西方强硬派便把此作为“中国威胁论”的依据。
中国相对贫困人口多这一国情的长期存在，可以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上来寻找原因。与东亚经济体比较，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不公平增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显现为相对公平增长，这些经济体所体现的公平性，是世界经济史上少有的。这也是这些社会中产阶层比较庞大的原因。不同经济体通过不同的方法培养了中产阶层，例如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收入倍增计划，中国台湾和香港发达的中小型企业，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等。这些经济体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收入差异现象。
中国则不然。早期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呈现公平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全球化导致贫富分化加剧，这是世界普遍现象，中国也不例外。这一波全球化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财富的大部分转移到了少数人手中。在西方，中产社会演变成富豪社会。中国尽管没有产生西方那样的富豪社会，但情况也异常严峻。
第二，无论是中产阶层的地位，还是脱离贫困的人口，其社会制度的稳定基础都不足。在任何社会，社会制度稳定的基础建立在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上。在这些社会公共品领域，中国制度建设不充分，而且不断遭到破坏。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和商业化；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教育产业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房地产产业化。结果，形成了一些人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如果中产阶层的标准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保障中产地位的便是这些社会公共产品。对于穷人也一样，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公共品，脱贫永远没有制度保障。
第三，技术创造动能足，但实际能力不足。科学和技术创新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层现象，因为一方面，在满足了基本生活所需后，人们才有精力去从事创新；另一方面，创新具有风险，中产阶层以上的群体才能负担创新的风险。中国的创新基本体现在管理经营模式和技术应用方面，原创的技术创新少之又少。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可说是一部悲壮的脱离贫困、追求富强的历史，这也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人们相信较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能更有效地达成多数人的富裕。有鉴于改革开放之前“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邓小平提出了“致富光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已经确立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主题——发展和公平。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贫富分化。在新千禧年的头十年，中国经济因为此前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因素而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社会的分化及后果也不断显现出来。中国政府开始转向社会建设。中共十六大就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尽管经济增长是硬道理，但人们必须理解何种类型的增长才是有益的增长。不是所有形式的增长都有利于社会，中国要追求的是公平的增长。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把社会公平的问题提到了最高议事日程上。在过去很多年里，政府动员和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大力推进精准扶贫，促成每年1000万人口脱离贫困。
中国的领导层对国情的认识是高度清醒的，历届领导人都坚持两个基本判断：在内部，中国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外部，中国会长期属于“发展中国家”。
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社会底层所面临的严峻局势，怎么都不会被高估。疫情对社会各个阶层都造成了冲击，但受冲击最大的还是社会底层。美国在5月底因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国暴力，尽管表面上反映的是种族问题，但本质上折射的是阶层或阶级的问题。黑人如果不能改变其阶层或阶级上的位置，种族问题还是会不断爆发。
中国必须引以为戒。如前所述，中国社会的底层依然庞大，社会依然脆弱，经不起危机折腾；而中产阶层发展本来就并不壮大，又缺失足够的制度基础。
中共十九大前后通过制度改革，巩固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现在再次转向改革开放。202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5月11日颁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些都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信号，是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的纲领性改革文件。
在法律层面，全国人大刚刚通过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民法典》，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国家之后最重要的法律成果。在开放方面，继早先的一系列开放政策之后，2020年两会期间通过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并且开始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相关工作。这些比开放政策又进了一大步，即要用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开放政策，使得国家的开放性不以政治意志为转移。
在当代，无论是西方的发展经验还是亚洲经济体的发展经验都表明，中产阶层在社会中的占比没有达到60%至70%之前，社会稳定就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就像古人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不过，即使在达到60%至70%之后，改革仍然不能止步。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今天所面临的民粹主义崛起，就是中产阶层不断缩小带来的后果。
外部是否强大也取决于内部是否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所有发达国家的强大，根源在于其中产阶层的庞大，因为中产阶层是消费社会的代名词。
如果邓小平还在世的话，他肯定会谦虚地说，中国还没有解决好“发展”和“公平”这两个主要问题，既没有解决好做大蛋糕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分配蛋糕的问题。
现在，改革已经再出发，但通向一个富裕公平社会的路途依然遥远。基于贫穷人口依然占多数这一国情，人们只能诉诸行动，而没有任何骄傲懈怠的空间。
原刊于《联合早报》2020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