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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单纯追求GDP的弊端，并且多年来努力追求改变这个发展思路，但现实的情形是，各级政府已经深陷GDP泥潭而不能自拔。2007年，中共十七大已经提出“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开始质疑GDP主义。2011年开始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也努力淡化GDP主义，虽然还继续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不过，这里所指的更多的是可持续的发展。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想法则不是这样，他们仍然视GDP为重中之重，持所谓“光有GDP不行，但没有GDP万万不行”的说法。不管中国在纠正GDP主义方面有多么困难，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如果GDP主义继续下去，就会出现全面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
在民众已经难以承受GDP主义所造成的负面效果的同时，无论从内部压力还是从外部压力来看，GDP主义都不仅没有消退的趋势，而且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动力。在内部，对各级政府来说，仍然有太多的理由去追求GDP增长，堂而皇之的就是就业问题。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人们都相信，GDP增长率和就业率之间有着正面关联。给人造成的一种认知是：如果GDP增长不达到某一个点，就会造成失业率剧增，从而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第二个相关但不言自明的理由是，GDP和执政党的合法性之间存在着正面的关联。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大家都认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建立在以GDP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之上。如果说西方民主政府的合法性来自选票，那么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就来自基于经济发展之上的、为社会提供的经济利益。一些人把这一认知推向了极端，认为如果经济发展，尤其是GDP增长出现问题，就会危及政权的生存。
在很多人的意识中，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也促使政府继续聚焦于GDP的增长。首先是赶超美国的压力。经过那么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在的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仅排在美国后面。现在人们开始喜欢讨论再过多少年能够赶超美国这一问题了。赶超发达国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长期的心态，并且这种心态已具有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的迷思，很难把它去除。此外，中国也面临着被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赶超的压力。作为中国的邻居，印度的发展越来越为中国所重视。如果中国被印度赶超，领导层也必然面临来自社会的一定的压力。尤其是在国际社会，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速度被普遍视为衡量制度好坏的度量衡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社会成员还是党政干部，都不可避免地被赶超或者避免被赶超的心态所驱使，很难正确和理性地对待GDP的增长。
其实，这些在社会广为流传的认识，并没有与人们观察到的经验证据相一致。从内部来说，GDP的高速增长既没有为社会的大多数人带来更大的利益和幸福，也没有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实际的效果刚好相反。这些年来，中国的GDP增长不可谓不快，即使是在受西方金融危机影响的年度，中国也取得了高速的增长，每年都有大量的富人产生。不过，除了富人和政府让外面的世界感到“嫉妒”之外，普通老百姓感觉到的是生活压力越来越大。GDP的增长已经和建立小康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很显然，社会不满情绪的增长和GDP的增长是成正比的，GDP增长越快，老百姓和社会的不满就越强。这很难说是在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如果说GDP能够强化合法性基础，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政府只有通过“维稳机制”来维持社会的稳定这样一个事实。
从外部来说，和其他国家竞争GDP增长也是误入歧途。前些年，美国依靠所谓的金融创新（实际上是金融投机）取得了高速的GDP增长，但为世界带来的是一场迄今为止还没有恢复过来的灾难。和印度之间的GDP竞争也毫无意义。各个大国，无论是西方老牌国家还是新兴国家，为GDP所展开的竞争最终都会物极必反。实际上，自冷战结束以来，各大国为了单纯的经济发展，不顾一切地推动全球化，已经造成了目前人们所看到的后果，即世界经济的大失衡。经济发展很快，但发展的好处流向了极少数社会群体，即那些控制全球化过程的经济群体，各个经济体之内，各社会阶层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社会的不满已经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如反全球化）体现出来。
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GDP不是不重要，有发展就有GDP，关键是要看什么样的GDP。在经济领域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水平的提高而获得的GDP，就是好的GDP；通过破坏环境、掠夺人民、牺牲未来而取得的GDP，就是坏的GDP。就中国来说，在取得GDP增长的世界奇迹的同时，也在创造另外一方面的“奇迹”，例如生态环境、社会收入差异、老百姓的健康水平、社会公平等方面的指标趋于恶化。（实际上，这些方面才是中国应当和其他国家竞争的领域。）
在所有这些负面指标的背后，是中国GDP增长的来源。简单来说，高GDP增长是通过破坏社会得来的。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但各种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并不是很大。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还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而管理方式上，中国除了表现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中“适者生存”的恶劣面之外，创新很少。在剥削劳动者方面，只有技术高低之分，而没有性质之分。技术高超的企业（如富士康）采用的是先进的貌似人性化的“压力”机制，技术水平低下的企业，仍然停留在早期资本主义式的非人道管理方式上。
和其他经济体相比，除了这些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之外，中国还表现出其特殊的增长模式，即通过政府动员的经济增长。在市场化国家，尽管政府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不是决定性的。在中国则相反，尽管市场也发挥作用，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通过政府动员来发展经济，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大跃进”就是一个典型。在毛泽东时代，因为没有市场，政治和行政动员是主体。现在除了政治和行政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市场的力量，因此具有更强大的动员能力。更强大的动员能力表明更强大的发展动力。中国的经济改革尽管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但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大力动员，很难想象中国的“经济奇迹”。
当然，强大的国家能力也是中国这些年能够有效抵御内生和外生的经济（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如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这些危机中，正是政府的“国家能力”把中国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
但也应当看到，一旦过度使用，“国家能力”很容易造成非常负面的效果，破坏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就过度使用（甚至滥用）“国家能力”。过度使用经济杠杆，尤其是国有企业，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大扩张，从而破坏了危机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相对平衡的格局。过度使用金融杠杆，尤其是过度发行货币，导致流动性过剩，从而加速了通货膨胀。过度使用财政杠杆，导致了许多毫无理性的所谓“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使得财政支持不能导向真正需要的领域，如社会改革。
很容易理解，政治和行政力量加上市场，也使得“国家能力”具有更大的破坏（社会）力。在西方市场国家，政府是市场有效的规制力量。在经济领域，政府要规制有效有序竞争，调解劳资关系；在社会领域，政府限制资本进入；在政治领域，政府禁止政治和资本的勾结；等等。但在中国，政府和资本经常合为一体，一方面无能规制资本有序运作（因为是左手规制右手），另一方面又协助资本冲破社会阻力，进入各个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等。
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封闭和排他的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的好处被少数社会群体所垄断。发展速度越快，财富转移（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从穷人转移到富人）的速度也越快。作为这一过程主体的国有企业，更促成了财富从民间转移到政府部门。又因为国有企业并非真正属于国家，而更多属于国有企业的代理人，这一过程也是一个变相的内部“私有化”过程。数以万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离开私营部门，甚至离开待遇丰厚的外资企业，争相在国有部门谋取一职，就是这种现状的写照。
结果就是，在高楼大厦、大桥公路、高铁机场等这些构成中国GDP载体的事物变得耀眼无比的时候，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甚至细胞，则不仅得不到生长，而且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社会生存的基础遭到破坏，建立在此社会基础之上的政权也就自然失去根基。领导层无疑对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深感担忧，反复强调要对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并且要有突破，但很显然，如果不能有效破除GDP主义的迷思，那么最终的结果将不仅不能使得经济结构有所好转，而且会继续恶化目前的经济结构，从而对社会和政权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