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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两种显著的并存现象是：一方面，过去30年间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另一方面，社会道德趋于解体。这两种现象都可以指向同一个根源，那就是盛行不止的GDP主义。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GDP来衡量，GDP主义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最主要政策根源。很长时期以来，GDP主义主导了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一整套政策。政府确立一个量化了的发展目标，再把这个目标“科学地”分解，落实到各级官员。很自然，GDP的增长成为官员升迁的最主要的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似乎很难指责各级官员，因为GDP指标是这些官员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运作的内在部分。当然，对各级官员来说，GDP不仅有政治利益，而且也有经济利益。经济发展了，各级官员也就可以获得具有实质性的经济利益。GDP主义盛行多年之后，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央政府力图扭转GDP主义的局面，提倡科学发展观，但都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GDP主义产生的GDP可以估算，但没有任何办法来估算GDP主义的社会成本。很多人已经明白GDP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果，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境恶化等。但最大的社会成本莫过于社会道德体系的全面解体。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是因为存在着所有成员都能理解、接受的道德体系。每一个人不仅自己这样行为，而且预期其他共同体成员也会有同样的行为。但今天的中国社会显然并非如此，社会群体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几乎丧失殆尽，其核心的问题就是道德体系的解体。
那么，GDP主义是如何导致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的呢？GDP主义的核心就是促成所有事物的货币化，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化”。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不讲商品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政治化的，就是通过政治权力来加以分配。因为排斥市场机制，经济得不到有效发展，导致贫穷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后，确立了市场经济（80年代叫商品经济）。市场机制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很难想象中国经济的成功。
问题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导致了从“以人为本”到“以钱为本”的转型，钱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最重要标准。从经济学意义上，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如宗教）就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阻止货币化，或减少货币化对社会道德的冲击。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在这方面成为资本的有效助手，而在保护社会方面建树甚少。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是协助资本加速社会关系的货币化。在这方面，各级官员“发明了”很多的方式。在很多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包括非道德或者对道德有非常负面影响的方法）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甚至鼓励和纵容老百姓发展“卖血经济”（这在河南造就了很多“艾滋病村”）。党政官员“包二奶”和其他种种形式的腐败，也是推动社会关系货币化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为了促进经济，政治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收入。在任何市场经济社会，人们必须商品化或者货币化的就是自己的劳动力，这是任何一个个人和整体社会、经济的结合点。这就表明，人们出卖的劳动力必须在最低限度上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生存，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但在资本和权力的支配下，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力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例如，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工资在营运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在中国的企业中，这一比例则不到10%。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但在中国，这个比例不足42%。
这种情况一方面促成了收入的高度分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财富过分集中本来就是社会道德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另一方面，由于出卖劳动力不足以维持生计和生存，人们便不得不出卖其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包括身体。当然，偷盗、抢劫、劫富济贫和种种为了生计而衍生出来的暴力行为，在当事者那里也具有了合理性（尽管是非法的）。
GDP主义恶劣的另一方面就是各级政府帮助资本摧毁了旧的社会保障机制，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社会成员全身赤裸裸地投入一个不确定的市场社会中，道德也无从谈起。从世界范围内看，任何社会的高速经济发展都会对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方社会的早期发展也是一样。人们发现，不仅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是市场社会的产物，而且人对自身的暴力（如自杀）也和社会的市场化有关。正因为如此，政府必须提供社会保护机制。这是西方社会产生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劳动工资等）的背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政府提供社会保护机制并非是为了反对资本。恰恰相反，一方面是为了阻止和减少货币化和商品化对社会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资本更具人性的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方，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在拯救市场经济的同时也促成了市场经济的转型。
在中国，政府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是失职的。实际上，在GDP主义的指导下，社会保障根本不是政府所考虑的主要议程，恰恰相反，社会领域的货币化成了各级政府GDP增长的主要来源。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主要表现在生产领域，即一些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在公共服务领域，私有化则遇到了来自民主力量的强有力抵制。但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新自由主义在生产领域尤其是国有企业领域，遇到了既得利益的有效抵制；但在社会领域，则因为政府失责而大行其道。这表现在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和与此相关的土地）等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可以说，在GDP主义侵入和主宰了社会领域之后，所有的GDP都是带血的。很多人在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感到骄傲的同时，往往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其社会服务的水平要高于中国。
经济发展（钱）本来是服务于人的工具，但现在则成了最终的目标。在缺乏社会保护机制的情况下，对普通人来说，把包括自己身体在内的所有东西货币化，成了维持生计的唯一办法。但当所有东西都被货币化了之后，人也就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追求金钱的工具。当一切都被货币化了之后，人的灵魂将寄身于何处呢？显然，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拯救人的灵魂了。但现实是，人毕竟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人不可能完全被货币化。货币化和反货币化体现了当代中国人内在的冲突。当这个冲突变得不可解决之时，各种暴力（包括对自身的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不过，反货币化力量的存在也表明了社会道德重建的可能性。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在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或者社会动荡出现之前，能否有足够的时间来重建社会道德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又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很显然，如果不放弃GDP主义，无论政府作什么样的选择，除了加速道德的解体，在社会政策方面都只会背道而驰。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9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