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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方面是房地产、农产品价格和股票市场的激荡变化，另一方面是政府似乎缺乏有效的举措来应对这些变化。这里释放出来的既有积极的信息，也有消极的信息。从积极面看，经过了30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已经从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不再能够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干预国家的经济活动；从消极面看，中国的市场力量不受一切约束，政府还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方式来规范市场经济。
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正义和政治稳定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种权力，即经济或者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处于一种均衡状态。这三种权力内部各自存在着巨大的变迁动力，都会随时打破现存的均衡状态。一旦均衡状态被打破，各种权力内部及其三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就要重新加以调整，从而达到新的均衡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权力主导着中国，政治和社会权力处于从属地位。因为要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贫穷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说从改革开放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还在努力探索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希望在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从而是社会权力）之间达到均衡，那么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之后，中国则正式进入一个“资本的时代”，就是说资本的主导地位得到完全的确立。
在“资本的时代”，资本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资本。政治权力的最高目标是推动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政府本身兼任资本的角色，就是学界所说的公司类型政府的确立，在这里，政府本身就是企业，就是资本的主体；其二，政府为资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最明显的就表现在“亲商”政府的确立，几乎是全国各地，引进外资成为各级政府官员的首要任务；其三，为资本提供有效服务成为衡量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政治指标，主要表现在GDP主义的形成，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由于政治权力的全力支持，资本如虎添翼，所向披靡。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短短的20多年里，中国从一个资本奇缺的经济体急剧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经济体。外资的大量倾入和本土资本的扩张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动力。到今天，中国资本开始走出去，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也对发达国家构成竞争态势。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而且它在这么短时间里产生如此巨大的外在影响力，也为历史所少见。
那么社会权力呢？社会权力处于三种权力的最低端，成为事实上的牺牲品。因为政治权力站在资本这一边，农民的土地经常被剥夺，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对资本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尽管这种吸引力有市场的因素（尤其在发展的早期），但这里更有政治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压低了地价和劳动力价格。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主导工业化，农民成为被剥夺者。在这个资本主导的时代，农民再一次被剥夺，当然这一次是“自愿”被剥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奔走于全国各地，为资本贡献着自己的一切，但他们常常连最基本的权益都毫无保障。在资本面前，他们是劳力；在城市居民面前，他们是二等公民。
当然，三种权力的失衡也破坏了任何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公共物品，环境就是其中之一。当资本和政治权力站在一起时，环境也显得软弱无力。尽管中国的环保问题已经异常严峻，但除了一些官员和社会群体微弱的呼唤，并没有出现有效的力量来制衡资本的力量。
不过，当资本过于霸道的时候，政治权力本身也必然成为牺牲品。在和资本的有机关系中，获得利益的与其说是总体政治，倒不如说是个体官员。个体官员显然是赢家，他们在和资本的密切合作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国家的总体政治则不然。一个政权光有资本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得到社会的支持。政治和资本的密切关系甚至一体化已经导致了严重的腐败。一些学者已经看到，精英们（包括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和知识精英等）一次又一次通过各种方法，结成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盟来掠取无权状态的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这就是发展越快，收入差异越大的根本原因。这些精英集团操控着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能够容易地实现财富的转移。
更值得担忧的是，在资本权力毫无节制的情况下，政治和社会权力已经失去驾驭和管制资本的能力。一方面是资本渗透政治权力，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操纵政府政策的决定和实施；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官员和资本关系紧密，很难下大决心来节制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资本主导下的寡头经济甚至寡头政治。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一直没有很大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每当中央政府出台宏观调控举措，就必然遭到资本权力的抵制甚至挑战。
资本霸道的情况甚至也并不符合资本的长远利益。无论是国际资本还是本土资本，试图依赖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以及通过政治权力而得到的垄断地位来维持高额利润，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本身就不会有很大的动力来创新，通过创新提高竞争能力，这一点已经很清楚。近年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纠纷剧增，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往往依靠数量而非质量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社会的失衡。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意味着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党内民主就是要节制政治权力；社会民主在提高社会权力的同时构成对政治权力的制约。但是，如何节制资本的权力呢？在这方面似乎还没有一个大思路。其实我们可从俄罗斯学到一些经验。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形成了经济和政治寡头。到普京时代，通过大力整治经济寡头，不仅巩固了政府的政治权力，而且更使得俄罗斯走上了健康的经济发展道路。普京之所以能够整治寡头，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民主）的结合是关键。
但同样重要的是，要对节制资本有个科学的理解。节制资本并非不要资本，消灭资本，这个沉痛的教训中国本身已经经历过。节制资本是要规范资本的行为。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就是说，法律制度和其他政府法规必须有能力来规范资本的行为。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资本还是毫无节制。从资本时代转型到三种权力的均衡状态，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发展要持续，社会要和谐，这条路不得不走。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