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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加速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总是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一个社会既能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又能消化变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那变动便是进步的；如果一个社会有能力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却不能消化变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那这个社会就会充满风险；如果一个社会既不能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又不能规避变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这个社会就处于险境中了。
从当今世界各国的现状来看，大部分国家似乎都面临着后两种情形。在极端的收入分配差异和社会分化方面，情况尤为突出。尽管一个社会很难实现完全平等，但如果缺失基本的社会平等和公平，那这个社会就会很难治理。历史上，高度分化的社会往往会引发生动荡甚至革命。无怪乎，今天为数不少的人越来越担心是否革命将再次来临。
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最近，专注于收集收入和财富分配数据、分析世界不平等现象趋势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TheWorld InequalityLab）发布了一份题为《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的报告。包括法国学者皮凯蒂（ThomasPiketty）等诸多著名学者在内的研究团队发现，1980年至2016年间，收入前1%的人掌握了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和西欧实际收入总额的28%，而收入后50%的人只得到其中的9%。
北美比西欧的不平等情况更为严重，更为糟糕。在西欧，收入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与收入后51%的人相当；而在北美，收入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与收入后88%的人相当。
报告还发现，尽管收入差异扩大是一个世界性大趋势，但各地区和国家之间有差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北美和亚洲迅速攀升，在欧洲适度上升，在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巴西则稳定在极高水平。二战前，西方各国收入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相对较低，但二战以来，收入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在英语国家开始大大增加，尤其是在美国；而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不难看出，收入差异恶化最严重的，是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东亚经济体早期在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收入差异的最小化，成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世界典范。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这些经济体也以不同形式引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收入差异快速扩大。
联合国的一份关于美国的考察报告也带来了同样糟糕的消息。该组织的赤贫和人权问题报告员到美国各州考察，发现平均每八个美国人中就至少有一个人生活处于贫困，而处于贫困中的近半数深陷赤贫，绝大部分无法摆脱困境。美国官方数据显示，14%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而这份考察报告则认为20%更接近现实情况。
这里还有一个就业“假象”问题。尽管美国的失业率不高，但就业并不意味着脱离贫穷。以沃尔玛超市员工为例，一般工人单靠一份全职工作无法生存，还必须依赖政府发放的票证来维持生活。今天的美国，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孩子，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摆脱贫困，穷人家的孩子缺乏或根本就无法吃上有助发育的营养食品，难以获得基本的卫生保障和教育机会。
同样严峻的是，尽管不平等是由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因素造成的，但很多国家采取的政策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恶化了不平等。以美国为例，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开始采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在医疗改革等方面向穷人倾斜，但特朗普上台之后，马上中止了奥巴马的政策。不仅如此，特朗普推出新的税收改革，大幅度削减企业税率。普遍估计，这一税改会导致社会福利和医疗津贴等政策的削减，结果会使得贫困与不平等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实际上，很多年来，不平等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讨论的热点。从这些年围绕着皮凯蒂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inthe Twenty' FirstCentury）一书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就可见一斑。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巨大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已经开始威胁到西方民主政治。因为贫困使得穷人越来越边缘化，他们的声音没有机会让人听到，因而无法影响公共政策。
西方传统上是少数人的精英民主，民主意味着少数人的政治参与。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所有民众都可以参与政治。不过，前提是需要普及大众教育，人们能够理性地获取信息，理性地分析信息，理性地做出选择。贫困者不见得不能参与，但贫困的确影响人们理性地参与政治。贫困状态下的参与，经常导致人们不想看到的结局。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公投的结果既不是反对公投的中产阶层所想看到的，也不是很多支持公投的人所想看到的。
西方发达国家如此，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以中国为例，收入分配差异问题实际上已经非常严峻，以至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具有敏感性。仅如此之小的中产阶层规模，就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巨大的收入差异。
在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在经济起飞后的20多年间，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近40年里甚至高于这些经济体，但中产阶层规模仍然非常小。在西方看来，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消费社会，但这只是基于中国中产阶层的绝对人数多这一事实而得出的结论。在中国社会内部，高消费社会群体占人口的比率非常小。
和西方一样，经济结构和技术的变化也使得收入差异急剧拉大。尽管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缓解了就业压力，但服务业的很多从业人员至多维持在基本的生存水平。快递、出租车、保安、房地产建筑和其他服务业领域的大量从业人员，能维持生存就已属不易了，根本不会有条件跻身中产阶级。以快递业为例，几乎所有快递公司都是以拼命压低快递人员的工资来获取高额利润。资本方的获利水平和普通快递人员的工资差异巨大。
为什么收入差异问题很难得到有效的改善？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在既得利益集团牢不可破的情况下，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这其实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逊（Mancur Olson）的命题。奥尔逊在《国家的兴衰》（TheRiseandDeclineof Nations）一书中，深入探讨了既得利益集团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尽管奥尔逊探讨的是经济增长问题，但他的理论对解释收入差异扩大问题也是有效的。
奥尔逊认为，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必然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集团是分利集团，他们会置其他群体的利益于不顾，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都会致力于分到最大的一块经济“大饼”，把发展转变为分配，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奥尔逊进一步观察到，一个社会经历战争或动乱后，经济增长会比较快，因为战争和动乱会削弱既得利益集团。
收入分配方面何尝不是这样呢？既得利益集团往往就是“自我服务”集团。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在二次分配政策上，既得利益群体制定政策都是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他们的政策尽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穷人受惠，但大部分利益会流向既得利益群体自身，从而加大收入差异。
从历史角度来看，似乎并不存在有效解决巨大收入差异问题的方法。不过，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历史上有效地解决收入差异问题的方法往往是灾难，包括战争、革命、瘟疫和饥荒，虽然这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
瘟疫和饥荒是自然灾害，而战争与革命则是人为的。其实，战争和革命往往是一个事物的两面。统治者往往为了转嫁内部矛盾而引发国家间的战争。例如，一战和二战都与西方国家内部矛盾有关。尽管当今时代不同了，但战争的风险仍然存在。
这些年来，地缘政治在快速变动，并且与各国（尤其是大国）内部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全球化在西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各国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尤其在美国，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急剧上升，并把责任推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身上。不排除在内部矛盾尖锐时，一些国家会选择军事方面的冒险。
就革命来说，历史上出现过三种，对缩小收入差异、增进社会公平发生过重大作用。
第一种，西欧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种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的“革命”。原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高度剥削，引发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为了资本主义的正常运作，西方国家进行了“自我革命”，通过税收政策进行二次分配，建立了福利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社会，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一次最伟大的转型。如果这种福利社会是可持续的，那么社会就能稳定下去。今天欧洲福利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于其不可持续性。
第二种，苏联式的暴力革命。暴力革命用最直接的方法消灭了既得利益，实现所有人财物的重新分配，从而大大减少了社会的不平等。不过，很显然，暴力革命会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
第三种，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的社会革命。这些经济体一方面接受了资本主义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接受前面两种革命的教训，政府主动进行社会建设，既避免了苏联式的暴力革命，也避免了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它们都在经济起飞后的30年时间内，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实现了社会公平的目的。
今天，很多国家再次面临极端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都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前面所说的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方法，尽管其意图是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但就解决收入差异问题来说，并不被看好。欧洲也在寻找方法，在一些北欧国家，不管人们工作与否，都能得到一份工资。这种方法可以说是传统福利方法的延伸版。中国则在通过精准扶贫，消灭农村和城市的绝对贫困人口。不管使用何种方法，如果不能守住穷人生活最低线，那“革命”就会出现。
不过，也很容易看出，美国和欧洲的所有这些改革都不是系统性的社会变革，不足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既得利益者主导下的所有改革，其核心仍然是使既得利益者获益，而非普罗大众。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只要既得利益者依然是在巩固自己的城堡，那穷人增加的趋势就不可逆转。
此外，今天的穷人也往往是受过教育的群体，并且拥有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有效武器。任何内外部的因素都很容易触发革命的发生。以前西方国家在非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但现在“颜色革命”已经引向西方自身。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各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自我革命”的勇气，那不同形式的革命可能就会不可避免。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8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