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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的两则互为关联的新闻尽管并不轰动，但却引人深思。一则是香港高校今年招收了1400多名内地高考尖子，另一则是关于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的。据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富商（富有的中产阶级），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等方式，前往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居住。这两则新闻都是关于移民的，前者属于知识移民，后者属于财富移民。无论是出国或到香港留学还是移民国外，都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近代以来，为了向先进国家学习，中国留学生前仆后继。移民更不必说，向往美好生活的或者被生活所迫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移民国外（境外）的希望。改革开放之后，这两大趋势仍然在继续。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这两则很平常的新闻很容易使人想起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O．Hirschman）的一篇文章。赫希曼1933年离开德国，移民到美国居住。他本人是“退出”者。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两德统一之后，他从民主德国移民史的角度写了一篇题为《退出、声音和民主德国的命运》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世界政治》1月号上。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音和忠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的著作。在其中，赫希曼讨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家是如何衰落以及如何防止衰落的几种途径。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了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如何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呢？有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组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如果组织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者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其发出“声音”，或者在组织成员发出“声音”后依然不改善其服务，那么如果存在“退出”机制的话，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一旦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衰落将变得不可避免。
在这篇文章中，赫希曼把“退出”和“声音”的概念用于解释民主德国的消亡。经验材料显示，民主德国早期逃亡（“退出”）到联邦德国的人数众多。起初，民主德国政府容许这种“退出”，因为“退出”者多半出自“阶级敌人”的群体。“阶级敌人”的“退出”表明内部的稳定。但不久，民主德国政府发现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成为逃亡（“退出”）者，就开始阻止“退出”。1961年修建柏林墙也有阻止移民潮、阻止“退出”的意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柏林墙的确控制了移民潮。但民主德国政府发现这种方法很快就失去了效用，依旧有人在寻找各种渠道离开民主德国。于是，对于那些历经千难万险“退出”成功的人，政府采用了强制性“退出”方法，即如果阻止不了人们出走到联邦德国的话，政府就会吊销出走者的护照，使得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回到民主德国。但是无论政府怎么做，依然无法阻止人们的“退出”；同时，吊销出走联邦德国者的护照也引起了联邦德国社会的高度不满。在柏林墙内外不满的结合下，1989年，这堵墙很轻易地被推翻了。
笔者不想对中国目前的移民、留学潮作过分的解读，因为中国目前的移民方式和当时的民主德国非常不同。正如有关部门所指出的，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内在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不过，人们的确可以从当今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中，看出国家存在的诸多制度弊端，可以反思制度，并作制度的改进。
简单地说，目前出现的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性的东西失去了信心，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也就是日常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
高考尖子生到国外和中国香港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教育移民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高考尖子生毫不犹疑地选择“退出”中国高教体系，到海外寻找他们认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国内的一流大学已经竞争不过海外的一般大学，对国内的高考尖子生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里还应当考虑的是，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人“退出”高考，即不参加高考。这两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们对国内教育体系高度失望，因此作了“退出”的选择。
对国内教育制度的不满，这些年社会上的“声音”不可说不大，但是，这些“声音”显然没有产生任何作用。不满者发“声音”，教育管理者还是我行我素。尽管也有些教改出现，但总体上是改善不大。每次改革总是被既得利益者所操纵，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机会，从而恶化教育体系。在“声音”不发生效用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作“退出”的选择。
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人才的竞争（无论是从海外吸引人才还是吸引高考尖子生）越来越激烈，对人才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好像也越来越好。但现存高教和研究体制却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没有迹象表明它可以培养好人才、使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这几年人们对钱学森的“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大师”这一问题作了很多讨论，但对教育制度的反省依然很肤浅。就拿钱学森的事例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国家“一穷二白”，钱学森毅然“退出”美国，毫无条件地回到祖国，并且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没有建国初期大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初期贫穷的中国吸引了那么多游子回来报效祖国，而经济高速成长的今天，知识精英却纷纷移民海外？再回到钱学森的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中国却培养不出大师？“钱学森之问”也是很多人想要问的问题。在钱学森去世后不久，中国所发生的与钱学森相关的一个悲剧，明白并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2010年7月17日，钱学森创办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实验室遭暴力强拆，被夷为平地。这个事件表明，在愚昧的权力主导下，知识、创新、大师等对中国人来说，将可能仍然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梦。
财富的“退出”也有几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数是社会的底层，是贫穷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层）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作“退出”的选择，同样说明了这个群体对有关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个群体的“退出”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从发财致富的角度看，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作“退出”的选择。实际上，很多作了“退出”选择的人仍然离不开中国。他们把在国内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安置到海外之后，继续在国内发财致富，只不过是今天赚了钱，明天就存到海外。这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对有关的体制信心不够。
实际的情形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培养出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造就了这个中产阶级群体。之后，中国修改宪法和法律来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执政党也随之向这个群体敞开大门，接纳他们参与政治。这是中国体制转型非常成功之处。但在执行层面，宪法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纸空文。私营企业仍然受种种政策的限制，发展空间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力者盯上。一旦被权力者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力者不作为，过度“亲商”，和资本一体，导致群体之间收入差异过高，社会高度分化，结果仇富心理流行于一些社会阶层，有产者感觉到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财富自然作“退出”的选择。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本来就不大，随着中产群体选择“退出”，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必然扩大。这也是当前社会的一个趋势。
根据赫希曼的研究，如果人们选择“退出”，那么结果就是“声音”的消失，而“声音”消失的结果，就是体制改革压力的消失，这样一个体制就会走上衰落的不归路。简单地说，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体制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者和财富者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再者，人们还可以继续问，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社会还能留下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愚昧的权力和持续的贫穷。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持续的贫穷是愚昧的权力的结果。权力具有建设和摧毁的两面性，它可以创造世界史上的经济奇迹，可以在短时期内造就千万富人，可以建设巨大无比的大学城，但只要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权力，那么权力就可以毁灭一个经济奇迹，迫害财富和知识，摧毁一个教育系统，结果社会总体还是继续贫穷。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把权力的创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而忽视了如何通过改革制度来遏制权力的毁灭特性的问题。如果权力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改造和改革权力体系，很显然是中国目前和今后长期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