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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也导致了任何一个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现状,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当前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脆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当然对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采用哪一种标准,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缺失中产阶级导致种种后果

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于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史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性就会表现得十分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都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当然,各个经济体内,中产阶级产生和成长的来源和路径不同,但他们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尽管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显然区别于东亚其他经济体,而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社会上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社会缺失中产阶级,已经在各方面导致了层出不穷的问题。不难理解,这些问题在其他东亚社会并不普遍,而在拉美国家则比较普遍。消费社会难以建立,可持续经济增长缺乏基础。多年来,内生型技术进步不显著,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外在资源(出口、资源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依附性的发展模式。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就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整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价值和理想面上激进化现象严重,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思潮所主导,互相折腾撕裂,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性。

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主流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他们本来就很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

问题在于,本来应当与经济奇迹共生的中产阶级去了哪里,是谁“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为何发育不良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层面来看,培植中产阶级实际上一直是执政党的一个目标。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手段,“共同富裕”才是目标。因此,邓小平也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一直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近年来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

可是,为什么没能实现这个政策目标呢?这里的原因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培植中产阶级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策的角度来透视中国中产阶级弱小的现实,很容易发现,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力是两个重要的根源。在一些领域,不当的政策阻碍了中产阶级的成长;而在另一些领域,尽管政策正确,但没有能够有效执行下去,同样没有能够帮助中产阶级成长。

尽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界定中产阶级,但不外乎两个主要的方面,即以经济收入、财富具有为核心的硬性指标和以价值、文化等为核心的软性指标。从历史经验看,前者是衡量一个社会中产阶级早期发展的最重要的指标。没有经济和财富这些硬性条件的出现,中产阶级难以发展出其特有的价值和文化,中国古典文献中“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说法,指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社会群体中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既是中产阶级发育不良的现实写照,也是中产阶级成长的阻碍。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主要是经济结构所致,即一次分配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失衡。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大多数生活在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大家都有着“贫穷社会主义”的低生活标准。但后来的改革开放很快就改变了这种状况,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容许私有企业的发展,到90年代“放小”的民营化过程,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大致平衡。这段时期,中产阶级成长最快。但是这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部分国有企业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大受挤压。国有企业脱离其原本仅占据具有国家战略地位的产业空间的格局,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扩展,很快就打破了原来大致平衡的局面。这里央企扮演了一个负面的角色。近年来,“央企化”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新特色,即无论是地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纷纷投靠央企,和央企结盟。央企的大扩张造成了社会称之为“国富民穷”的局面。央企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依靠垄断而获得巨额利益。这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生产力的总体水平,更影响着收入分配,加剧社会的不公正。一个个央企都是相对独立的行政组织,其中不少与其说是财富创造者,不如说是财富转移者,把财富从民间转移到国家,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很多年里,央企具有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与监督的“自行分配”机制:盈利了,分配给自己;亏损了,就向国家伸手要钱。

与之相关的就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在任何社会,尤其在东亚,中小型企业是一个社会实现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力量。在中国,在国企越做越大的同时,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变得非常有限。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加以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

在一次分配没有达到其基本使命之后,中国的二次分配面临更为巨大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改革迟缓。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尽管在社会政策的各个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没有找到突破口,社会政策建设还处于非常早期阶段。实际上,社会政策建设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正面效应,还远远抵消不了这些领域(还包括房地产)被“产业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二是劳动者工资水平的低下。除了有效的社会政策,中产阶级的形成需要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但国内劳动者的低工资现在已经尽人皆知了。劳动工资过低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各级政府总是站在资方这一边,帮助资方人为压低工资。先发展国家中产阶级成长过程中,工会在劳资力量平衡方面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但在国内,工会往往更多代表资方和政府的利益。只要劳、资、政府三方的力量不能达成平衡,劳动者还会继续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劳动者进入中产阶层就会遥遥无期。

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执行不力的另一个结构性因素,就是特权阶层的存在。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特权阶层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特权都经历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些原本只有权势人物享受的权力,通过社会政策建设而被社会化。无论是权势人物还是一般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最基本的社会权利。但在国内,这个社会化过程几乎还没有开始,相反,权势阶层的特权化因为种种原因(如政治改革的缺失、国有企业的扩张等)还牢固存在。特权的存在,使得很多方面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执行无力。道理很简单,如果权势阶层可以在政府内部得到特权,那么就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社会改革了。

中产阶级的缺失导致中国失去了社会稳定的基础,现在只有依靠高强度的维稳机制来谋求稳定,但即便是权势和财富阶层,也认识到了这种稳定的不可靠性。在一个缺失中产阶级的社会,各方力量的博弈终究是一场“零和”游戏。所以,社会要真正稳定,必须培植中产阶级,同时要放权社会,还权力和财富于社会。只有当中产阶级成长壮大了,社会才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进程。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5月2日 zmIMkVKHJROt/qIVPeB2HpNWCQYCJZFGPxdLW8hLpMG2+Jm1gkH5DNM4lNiHn3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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