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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也导致了任何一个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现状，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当前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脆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当然对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采用哪一种标准，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于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史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性就会表现得十分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都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当然，各个经济体内，中产阶级产生和成长的来源和路径不同，但他们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尽管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显然区别于东亚其他经济体，而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社会上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社会缺失中产阶级，已经在各方面导致了层出不穷的问题。不难理解，这些问题在其他东亚社会并不普遍，而在拉美国家则比较普遍。消费社会难以建立，可持续经济增长缺乏基础。多年来，内生型技术进步不显著，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外在资源（出口、资源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依附性的发展模式。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就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整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价值和理想面上激进化现象严重，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思潮所主导，互相折腾撕裂，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性。
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主流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他们本来就很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
问题在于，本来应当与经济奇迹共生的中产阶级去了哪里，是谁“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层面来看，培植中产阶级实际上一直是执政党的一个目标。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手段，“共同富裕”才是目标。因此，邓小平也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一直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近年来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
可是，为什么没能实现这个政策目标呢？这里的原因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培植中产阶级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策的角度来透视中国中产阶级弱小的现实，很容易发现，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力是两个重要的根源。在一些领域，不当的政策阻碍了中产阶级的成长；而在另一些领域，尽管政策正确，但没有能够有效执行下去，同样没有能够帮助中产阶级成长。
尽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界定中产阶级，但不外乎两个主要的方面，即以经济收入、财富具有为核心的硬性指标和以价值、文化等为核心的软性指标。从历史经验看，前者是衡量一个社会中产阶级早期发展的最重要的指标。没有经济和财富这些硬性条件的出现，中产阶级难以发展出其特有的价值和文化，中国古典文献中“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说法，指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社会群体中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既是中产阶级发育不良的现实写照，也是中产阶级成长的阻碍。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主要是经济结构所致，即一次分配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失衡。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大多数生活在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大家都有着“贫穷社会主义”的低生活标准。但后来的改革开放很快就改变了这种状况，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容许私有企业的发展，到90年代“放小”的民营化过程，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大致平衡。这段时期，中产阶级成长最快。但是这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部分国有企业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大受挤压。国有企业脱离其原本仅占据具有国家战略地位的产业空间的格局，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扩展，很快就打破了原来大致平衡的局面。这里央企扮演了一个负面的角色。近年来，“央企化”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新特色，即无论是地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纷纷投靠央企，和央企结盟。央企的大扩张造成了社会称之为“国富民穷”的局面。央企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依靠垄断而获得巨额利益。这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生产力的总体水平，更影响着收入分配，加剧社会的不公正。一个个央企都是相对独立的行政组织，其中不少与其说是财富创造者，不如说是财富转移者，把财富从民间转移到国家，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很多年里，央企具有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与监督的“自行分配”机制：盈利了，分配给自己；亏损了，就向国家伸手要钱。
与之相关的就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在任何社会，尤其在东亚，中小型企业是一个社会实现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力量。在中国，在国企越做越大的同时，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变得非常有限。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加以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
在一次分配没有达到其基本使命之后，中国的二次分配面临更为巨大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改革迟缓。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尽管在社会政策的各个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没有找到突破口，社会政策建设还处于非常早期阶段。实际上，社会政策建设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正面效应，还远远抵消不了这些领域（还包括房地产）被“产业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二是劳动者工资水平的低下。除了有效的社会政策，中产阶级的形成需要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但国内劳动者的低工资现在已经尽人皆知了。劳动工资过低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各级政府总是站在资方这一边，帮助资方人为压低工资。先发展国家中产阶级成长过程中，工会在劳资力量平衡方面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但在国内，工会往往更多代表资方和政府的利益。只要劳、资、政府三方的力量不能达成平衡，劳动者还会继续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劳动者进入中产阶层就会遥遥无期。
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执行不力的另一个结构性因素，就是特权阶层的存在。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特权阶层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特权都经历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些原本只有权势人物享受的权力，通过社会政策建设而被社会化。无论是权势人物还是一般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最基本的社会权利。但在国内，这个社会化过程几乎还没有开始，相反，权势阶层的特权化因为种种原因（如政治改革的缺失、国有企业的扩张等）还牢固存在。特权的存在，使得很多方面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执行无力。道理很简单，如果权势阶层可以在政府内部得到特权，那么就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社会改革了。
中产阶级的缺失导致中国失去了社会稳定的基础，现在只有依靠高强度的维稳机制来谋求稳定，但即便是权势和财富阶层，也认识到了这种稳定的不可靠性。在一个缺失中产阶级的社会，各方力量的博弈终究是一场“零和”游戏。所以，社会要真正稳定，必须培植中产阶级，同时要放权社会，还权力和财富于社会。只有当中产阶级成长壮大了，社会才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进程。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