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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富去哪儿了

“贫穷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很快找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引入市场机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市场机制为中国社会创造了巨额财富。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贫穷国家(或者“贫穷社会主义”),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即使从人均GDP而言,也从当时人均不到300美元提升到当前的近9000美元,大部分家庭拥有包括住房那样的资产。这样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史上罕见,因此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

不过,从总体社会结构上看,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还很小,社会底层占比仍然巨大,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学术界所说的“中产社会”。更为突出的是,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需要大量财富支撑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也是近年来人们争论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中产社会还没有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的收入分配机制出了问题,即财富集中在绝少数人手中。因为中国社会人口规模巨大,这部分“绝少数人”的绝对数量也不少。不难理解,为什么海外会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富裕社会。这种印象当然是虚假的,因为中国社会内部收入差异巨大。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社会奇迹,是由这些经济体的有效收入分配机制造就的,即这些经济体都实现了公平的经济增长,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没有出现巨大的收入差异。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这些经济体也开始出现很大的收入分配差异。

财富去哪了

直到今天,中国社会大部分人还是处于低收入甚至贫穷状态。近年来进行的“精准扶贫”运动,就是为了改善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曾经使数亿人脱离了贫穷,但今天仍有很大规模的贫困人口;除了原来没有脱贫的人口之外,新的贫困人口也在出现。

在任何社会,中产阶层是财富的载体。中产阶层没有壮大,表明财富没有积累起来,而是流失了。国家财富去了哪里呢?实际上,研究财富的去向(或者流向),甚至比研究财富的获得更为重要。创造财富固然重要,但保护财富更为重要。如果没有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所创造的财富就会流失。中国的财富流向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量。

第一,财富向海外流出。财富流向海外的现象已经持续很多年,至今没有明显减缓的迹象。在政府控制外汇的时候情况好一些,一旦控制放松就会恢复常态。无论是对外投资、购置不动产,还是存入外国银行或以其他形态,归根结底,都是财富离开中国而长驻海外。

第二,财富不断流转和折腾。财富在海内外倒来倒去,换一个名称,内资变外资。很多中国企业一旦做大了,就到海外注册成为海外企业,但实际上海外并没有多少赚钱的机会,于是再回到国内投资赚钱。这种身份转换尽管可能并没有转换主人,但财富已经不属于中国。

第三,财富的浪费。浪费的现象是惊人的。很多企业因为种种原因到海外投资,但并不能找到理想的投资环境,结果造成损失,甚至是彻底的失败。这里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其中,国企在海外的亏损尤其引人注目。国企“走出去”有其必要性,但往往低估了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风险,甚至仅考虑政治需要,而忽视了经济要素。

不少国企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委内瑞拉、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的大额投资,往往因为政治或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遭受严重亏损。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国企更是获得了走向国际的巨大“动力”,但如果不能有效控制风险,财富浪费会是惊人的。

在国内,许多国企也一直在消耗着大量的国家财富。很多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尽管有大量的亏损,但没有倒闭。无论用财政手段还是金融方法来弥补亏损,都是在消耗财富,因为政府的钱不管用什么方式获取,最终还是来自老百姓。

第四,各种类型的腐败。正如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运动所揭示的,中国腐败的深度、广度和额度都是惊人的。腐败不仅干扰正常的经济生活,影响财富的创造,更造成财富的巨大浪费。对腐败得来的财富,很大一部分贪官既不敢用于消费,也不敢存入银行,而往往是将之“东躲西藏”。

财富需要法律保障

如何理解中国的财富流失现象呢?这里的因素很多,但以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考量的。

第一,没有有效的法治保障,财富缺少安全感。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法制和法治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但离建立一个完善的法治体系仍需要很长时间。再者,即使执政党在理论上一直强调法治,但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时,很多党政官员因缺乏法治观念,对财富或财富的拥有者“乱作为”。

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这方面舆论导向出现偏差,更让人们感到财富不安全。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上层中产,只要有机会,就千方百计往海外转移资产。李嘉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像李嘉诚那样的商人还绝非少数。

第二,缺少社会公平。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过于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引入的可以说是原始市场机制,需要政府确立的社会保护机制不足,甚至还不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创造的大量财富流向少数人,而大部分人没有获得应得的财富,少部分人甚至成为牺牲品。

尽管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独有,世界各国均是如此,但中国贫穷人口过多,部分人仇富心理很重,导致资本和财富对“均贫富”和“劫富济贫”的历史传统产生恐惧心理。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不能说不重视社会政策建设,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只要这种现象继续,社会的激进思潮就不会消失。而激进思潮的存在对财富是一种威胁,世界各国都是如此。

第三,公权力没有约束或不作为。法治不健全就决定了公权力没有约束。在公权力面前,再多的财富也无济于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总体上“亲商”,但某些“亲商”以腐败为前提,即官员和商人的关系表现为“吃了你的、喝了你的、拿了你的,就得为你办事”。在不少地方,政商关系一直没有走出传统的“一朝天子一朝商”的恶性循环,地方官员一变动,会导致一批商人的“死亡”。

除了权力对财富的掠夺,公权力的不作为也影响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财富需要寻求政治权力的保护,一旦掌权者失去提供保护的动机,财富很快就会感到不安全。例如,在反腐败的高压下,一些官员的态度变成“不吃你的、不喝你的、不拿你的,为什么要为你办事”。再者,反腐败运动以来,几乎每一个腐败官员都可以牵连一大批商人,商人感到不安全,就连带其财富出走国外。

第四,没有有效的监管。这也是政府失责的后果。至少有两个后果:第一,没有有效的监管,市场经济盛行“大鱼吃小鱼”的现象,金融业和互联网企业大肆收购实体企业,导致金融、互联网、房地产业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也就是说,实体经济所创造的财富被不当收购。第二,政府为了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往往简单地通过不监管的办法任其发展。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发展最终必然出现大问题。一旦出了大问题,不少地方政府又简单地运用粗暴的方式,采用以行政手段关停企业、“抓人”等办法来整顿,造成财富的巨大浪费。

第五,财富本身失去方向。资本的本质是自我积累和扩张。在中国,这种简单的积累和扩张行不通。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容易产生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因为政府不放心企业财富的“政治化”,企业又需要政府的支持进行再扩张。

在西方,企业可以向慈善发展。但中国的慈善文化还没有发展起来。慈善的不发达不仅仅是由于企业家层面的问题,更是由于政府层面的问题,如有关慈善的税收体制不完善等。

多管道留住财富

如何留住财富呢?明白了上述财富流失的根源,这个问题也就不难回答,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加紧建设法制与法治。这是根本,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经济。市场与法治的关系人们已经讨论很多,在此不再赘言。

第二,追求公正社会。政府不仅要推进社会政策建设,而且要尽快推行房地产税、遗产税等有利于社会公平的政策。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难以安全,法治也缺乏任何社会保障。

第三,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原来扭曲的政商关系不可行,现在已经提出要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如何把这个目标落实到制度层面呢?显然需要认真周密的思考。

第四,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政府放任企业在无政府状态中发展并不是“亲商”,因为最终当企业出现问题,有关部门必将简单粗暴地对待,甚至加害于企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有待有效的监管。

第五,通过实行“基金制度”等方法来解决“富不过三代”的问题。引入基金制度等可以实现财富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让专业人员管理财富,避免财富处于纯消费状态。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积累很丰富的经验,可以借鉴。

一个穷人占多数的社会永远是不稳定的,所以古人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恒产者”即中产者。无论是穷人的减少,还是中产阶层的壮大,都关乎财富。没有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和财富创造机制,很难保证国家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更不用说进入高收入社会了。在找到财富创造机制后,人们更要找到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实际上,只有同时拥有两者,一个国家的经济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7年8月8日 wIOUnVQALm1nxdW8reLReCZli75x4A+3vk+L1KISIQ3H30Hhk0iKCbStm6Qq2o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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