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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很快找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引入市场机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市场机制为中国社会创造了巨额财富。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贫穷国家（或者“贫穷社会主义”），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即使从人均GDP而言，也从当时人均不到300美元提升到当前的近9000美元，大部分家庭拥有包括住房那样的资产。这样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史上罕见，因此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
不过，从总体社会结构上看，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还很小，社会底层占比仍然巨大，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学术界所说的“中产社会”。更为突出的是，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需要大量财富支撑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也是近年来人们争论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中产社会还没有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的收入分配机制出了问题，即财富集中在绝少数人手中。因为中国社会人口规模巨大，这部分“绝少数人”的绝对数量也不少。不难理解，为什么海外会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富裕社会。这种印象当然是虚假的，因为中国社会内部收入差异巨大。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社会奇迹，是由这些经济体的有效收入分配机制造就的，即这些经济体都实现了公平的经济增长，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没有出现巨大的收入差异。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这些经济体也开始出现很大的收入分配差异。
直到今天，中国社会大部分人还是处于低收入甚至贫穷状态。近年来进行的“精准扶贫”运动，就是为了改善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曾经使数亿人脱离了贫穷，但今天仍有很大规模的贫困人口；除了原来没有脱贫的人口之外，新的贫困人口也在出现。
在任何社会，中产阶层是财富的载体。中产阶层没有壮大，表明财富没有积累起来，而是流失了。国家财富去了哪里呢？实际上，研究财富的去向（或者流向），甚至比研究财富的获得更为重要。创造财富固然重要，但保护财富更为重要。如果没有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所创造的财富就会流失。中国的财富流向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量。
第一，财富向海外流出。财富流向海外的现象已经持续很多年，至今没有明显减缓的迹象。在政府控制外汇的时候情况好一些，一旦控制放松就会恢复常态。无论是对外投资、购置不动产，还是存入外国银行或以其他形态，归根结底，都是财富离开中国而长驻海外。
第二，财富不断流转和折腾。财富在海内外倒来倒去，换一个名称，内资变外资。很多中国企业一旦做大了，就到海外注册成为海外企业，但实际上海外并没有多少赚钱的机会，于是再回到国内投资赚钱。这种身份转换尽管可能并没有转换主人，但财富已经不属于中国。
第三，财富的浪费。浪费的现象是惊人的。很多企业因为种种原因到海外投资，但并不能找到理想的投资环境，结果造成损失，甚至是彻底的失败。这里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其中，国企在海外的亏损尤其引人注目。国企“走出去”有其必要性，但往往低估了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风险，甚至仅考虑政治需要，而忽视了经济要素。
不少国企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委内瑞拉、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的大额投资，往往因为政治或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遭受严重亏损。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国企更是获得了走向国际的巨大“动力”，但如果不能有效控制风险，财富浪费会是惊人的。
在国内，许多国企也一直在消耗着大量的国家财富。很多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尽管有大量的亏损，但没有倒闭。无论用财政手段还是金融方法来弥补亏损，都是在消耗财富，因为政府的钱不管用什么方式获取，最终还是来自老百姓。
第四，各种类型的腐败。正如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运动所揭示的，中国腐败的深度、广度和额度都是惊人的。腐败不仅干扰正常的经济生活，影响财富的创造，更造成财富的巨大浪费。对腐败得来的财富，很大一部分贪官既不敢用于消费，也不敢存入银行，而往往是将之“东躲西藏”。
如何理解中国的财富流失现象呢？这里的因素很多，但以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考量的。
第一，没有有效的法治保障，财富缺少安全感。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法制和法治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但离建立一个完善的法治体系仍需要很长时间。再者，即使执政党在理论上一直强调法治，但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时，很多党政官员因缺乏法治观念，对财富或财富的拥有者“乱作为”。
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这方面舆论导向出现偏差，更让人们感到财富不安全。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上层中产，只要有机会，就千方百计往海外转移资产。李嘉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像李嘉诚那样的商人还绝非少数。
第二，缺少社会公平。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过于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引入的可以说是原始市场机制，需要政府确立的社会保护机制不足，甚至还不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创造的大量财富流向少数人，而大部分人没有获得应得的财富，少部分人甚至成为牺牲品。
尽管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独有，世界各国均是如此，但中国贫穷人口过多，部分人仇富心理很重，导致资本和财富对“均贫富”和“劫富济贫”的历史传统产生恐惧心理。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不能说不重视社会政策建设，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只要这种现象继续，社会的激进思潮就不会消失。而激进思潮的存在对财富是一种威胁，世界各国都是如此。
第三，公权力没有约束或不作为。法治不健全就决定了公权力没有约束。在公权力面前，再多的财富也无济于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总体上“亲商”，但某些“亲商”以腐败为前提，即官员和商人的关系表现为“吃了你的、喝了你的、拿了你的，就得为你办事”。在不少地方，政商关系一直没有走出传统的“一朝天子一朝商”的恶性循环，地方官员一变动，会导致一批商人的“死亡”。
除了权力对财富的掠夺，公权力的不作为也影响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财富需要寻求政治权力的保护，一旦掌权者失去提供保护的动机，财富很快就会感到不安全。例如，在反腐败的高压下，一些官员的态度变成“不吃你的、不喝你的、不拿你的，为什么要为你办事”。再者，反腐败运动以来，几乎每一个腐败官员都可以牵连一大批商人，商人感到不安全，就连带其财富出走国外。
第四，没有有效的监管。这也是政府失责的后果。至少有两个后果：第一，没有有效的监管，市场经济盛行“大鱼吃小鱼”的现象，金融业和互联网企业大肆收购实体企业，导致金融、互联网、房地产业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也就是说，实体经济所创造的财富被不当收购。第二，政府为了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往往简单地通过不监管的办法任其发展。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发展最终必然出现大问题。一旦出了大问题，不少地方政府又简单地运用粗暴的方式，采用以行政手段关停企业、“抓人”等办法来整顿，造成财富的巨大浪费。
第五，财富本身失去方向。资本的本质是自我积累和扩张。在中国，这种简单的积累和扩张行不通。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容易产生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因为政府不放心企业财富的“政治化”，企业又需要政府的支持进行再扩张。
在西方，企业可以向慈善发展。但中国的慈善文化还没有发展起来。慈善的不发达不仅仅是由于企业家层面的问题，更是由于政府层面的问题，如有关慈善的税收体制不完善等。
如何留住财富呢？明白了上述财富流失的根源，这个问题也就不难回答，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加紧建设法制与法治。这是根本，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经济。市场与法治的关系人们已经讨论很多，在此不再赘言。
第二，追求公正社会。政府不仅要推进社会政策建设，而且要尽快推行房地产税、遗产税等有利于社会公平的政策。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难以安全，法治也缺乏任何社会保障。
第三，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原来扭曲的政商关系不可行，现在已经提出要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如何把这个目标落实到制度层面呢？显然需要认真周密的思考。
第四，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政府放任企业在无政府状态中发展并不是“亲商”，因为最终当企业出现问题，有关部门必将简单粗暴地对待，甚至加害于企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有待有效的监管。
第五，通过实行“基金制度”等方法来解决“富不过三代”的问题。引入基金制度等可以实现财富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让专业人员管理财富，避免财富处于纯消费状态。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积累很丰富的经验，可以借鉴。
一个穷人占多数的社会永远是不稳定的，所以古人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恒产者”即中产者。无论是穷人的减少，还是中产阶层的壮大，都关乎财富。没有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和财富创造机制，很难保证国家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更不用说进入高收入社会了。在找到财富创造机制后，人们更要找到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实际上，只有同时拥有两者，一个国家的经济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7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