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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以来，在“以人为本”的亲民政策构架中，中国领导层逐渐把社会改革摆在了改革的头等议程。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系列或一整套社会制度。这场改革的意义并不亚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的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社会改革远较经济改革困难。对这场改革的意义，人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社会改革是为了应付和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在前30年，经济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主题，经济发展就是一切。中国在短短时间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此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民脱离贫困状态，帮助这样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提高生活水平。但经济主义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各级政府GDP主义盛行，非经济方面的发展大多被严重忽视，导致环保恶化，资源大量浪费，贫富差异扩大和社会分化严重。这些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后果，加上党政官员的大面积的深度腐败，反映到社会层面就是政府在人民眼中的合法性越来越低，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多数表现为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对立。很显然，经济主义的后果不加以纠正，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这一点无须再多说。这些年来领导层努力加以确定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这种单向面发展反思的产物，而社会改革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主题。
其次，社会改革要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前面30年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来说来源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但迄今，经济改革的很多方面已经很难深入下去，说明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达到了顶点。进行社会改革和建设社会制度的目标是推动中国从一个非消费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笔者已经多次论述消费型社会是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很简单，经济增长有两大来源，即投资和消费，而投资的最终目的也是消费。中国在过去30年里建立了一个外向型经济。增长来自投资，但投资是为外部市场，主要是西方市场服务，或者说中国的经济体基本上是为外国人服务的。这就是中国制造、西方消费的模式。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来自西方的需求遽然下降，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中国要向消费社会转型，就必须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社会发展的社会制度，例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没有这样一套制度，就不可能出现消费社会。
金融危机不仅表明中国增长模式已经缺失新增长动力，更表明这种模式下发展出来的经济体是脆弱的。人们一般认为中国是个大陆型经济体，就是说对外来危机应当具有很强的抵御能力。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中国大陆型经济体的优势根本体现不出来，西方一发生危机，马上就会影响到中国。这说明，中国的经济体尽管从量上说非常庞大，但还是非常脆弱，没有消化西方危机的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还没有建成大陆型经济体。中国只有沿海一带通过和西方市场的整合发展起来了，成为经济增长源，而中部和西部没有发展起来；城市发展起来了，而乡村没有发展起来。内陆和农村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不够。要发展，就必须把眼光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立既有助于减少区域间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异，也有助于在促进发展的同时鼓励消费。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要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这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到21世纪初，一直是以经济改革为主。21世纪初以来也就是中共十六大以来，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应当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随后。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更需要诸多基本国家制度成为其基础结构。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得好的国家，民主化过程就比较和平，新建立的民主制度也能够有效运作。反之，在缺乏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如果发生民主化，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社会不稳定和政治的恶斗。现在，亚洲很多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危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过去30年中，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国家经济制度，但社会制度则远远没有建立。如果在基本国家制度中缺失社会制度这一块的情况下发生政治民主化，那么必定出现动乱频繁发生的政治局面。
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改革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医疗卫生改革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但还是没有一个让各方都能普遍接受的好方案；社会保障制度有了一些进展，但远离社会的客观需求；教育改革也缺失一个好的方向；环保恶化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尽管国家税收能力大大提高，但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化继续恶化。另一方面，社会群体事件的频繁发生，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表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还会遽然增加。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但是，各方面的利益集团一直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休。在很多领域，一会儿集权，一会儿分权。尽管谁都说改革很重要，但就是解决不了谁来改革的问题。这背后无非是既得利益在抵制改革。
在任何国家，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都是一场攻坚战。在当今发达国家，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是和持久的充满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甚至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不难看到，从原始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转型到现代福利型资本主义并非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社会改革的结果。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能够实行“铁血”政策，超越既得利益，进行自觉的改革；但另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则受制于既得利益，没有能力进行改革，从而导致暴力式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有一点很明确，到现在为止，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都是保障其市场运作和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础。
中国的社会改革如果继续流于形式，深入不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上面所说，不仅应对不了已经出现的由单向面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经济增长也将没有新的、持续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民主化可能会提前到来。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一支比较独立的队伍，而农民工（工人阶级的变种）则更为独立。不管有关部门的管制功能如何健全，一旦造就了全国性的工人阶级运动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运动，管制功能很难行使。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的事实表明，国际力量很容易找到影响中国内部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多种力量结合在一起，释放出来的能量谁也阻挡不了。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本应成为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的好机会，但结果，政府推出的各种拯救经济的举措，其重点还是在原来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式上。例如，还是通过各种途径来促进外贸，但谁都知道，这种方式已经无效。大量的资金因为背后存在着庞大的既得利益而流向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央政府尽管也强调民生经济，但因为其背后没有“既得利益”，资金很难流向民生经济。
要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一要好的思路，二要坚定的政治信心，更为重要的是要确定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社会制度属于基本国家制度，其建立不可能自下而上，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可以把责任推给各级地方政府。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集中了足够的财力，现在也是时候把社会改革这份责任集中起来了。基本社会制度的确立既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更是国家真正崛起的制度基础。这一关必须闯过去；否则，不仅中国社会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国家难以长治久安，执政党的执政危机都随时会发生。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9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