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隋书·倭国传》记载：“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佛教自百济传入日本当无疑义。据《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十三（壬申）年（552）十月条，百济遣使献佛像、经论的同时，特意说明“于诸法中最为殊胜……周公、孔子尚不能知”。百济王当然清楚半个世纪以来，轮换派遣博士，向日本传授儒学的来龙去脉，所以才说“佛教胜过儒学”，以抬高纳贡品的身价。
图1-9 百济贡佛像经论（一禅居士编、松川半山画《三国七高僧传图会》）
佛教正式传入日本的时间，后世文献多取“壬申年说”，然而比《日本书纪》成书更早的《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账》及《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均作“戊午年（538）”，两者相距14年。虽然“壬申年说”出自正史，但“戊午年说”似乎更近事实。根据之一是，钦明十四年（553）日本要求百济按例轮换博士，翌年百济“皆依请代之”，除了儒学博士之外，还以“僧昙慧等九人，代僧道深等七人”，说明5世纪中叶百济与倭国之间亦存在定期派遣僧侣的协议。
从前述五经博士段杨尔的例子看，轮代周期至少为3年，这意味道深等于钦明十一年（550）以前来到日本，而人数达到“七人”，显然不似最早一批。与道深等同时轮代回国的东城子言，据《日本书纪》所载是钦明八年（547）赴日的，可作为推定道深等7人赴日时间的一个参照。
据此至少可以肯定两点：首先，佛教通过官方渠道，从百济传入日本，时间早于552年；其次，僧侣以定期轮换形式赴日，应该是博士轮换制度的延伸。颇有意思的是，崇峻天皇元年（588），百济国遣使献佛舍利、僧侣及各类技术人才，其中包括炉盘博士、瓦博士多人
。这也可理解为“博士”概念在逐渐发生变化，如同“轮换”对象逐渐扩展一样。
本章无意拘泥于佛教东传的时间细节，如果从书籍交流的视野考察这段历史，《日本书纪》的“壬申年说”依然值得关注，因为这一年（552）百济使节带去“经论若干卷”，这是有关佛经东传最早的确切记录。
纵观悠久漫长的东亚文化交流历史，僧侣作为文化传播者、书籍搬运者的贡献，远远大于以“博士”为先锋的儒学者；僧侣不仅是佛教文化的传播者，他们是多元文化的载体，也把佛教以外的精神文明、技术知识带到日本。
试举一例。日本推古天皇十年（602）十月，百济僧观勒携带“历本及天文地理书，并遁甲方术之书”东渡，日本朝廷选拔“书生三四人”师之，其中玉陈习历法、高聪学天文遁甲、日立攻方术，最后“皆学以成业”。
观勒本业为佛教，自然也会携带佛经之类的书籍，遗憾的是《日本书纪》没有记载具体书名。不过，观勒用以传授玉陈的“历本”，推测是南朝刘宋时期何承天制定的《元嘉历》，而当时百济正施行此历。
观勒的贡献远不止于成功教授几个徒弟，由他传到日本的书籍曾引发一场文明变革。时隔一年稍多，日本朝廷突然于推古十二年（604）正月宣布始用日历。江户时代学者藤田一正在研究《日本书纪》纪年时发现，推古十二年至持统五年（691）干支与《元嘉历》合，持统六年（692）十一月之后则与《仪凤历》合。翻检《三代实录》，持统四年（690）十二月“有敕始用《元嘉历》，次用《仪凤历》”，证明改用《仪凤历》之前，日本通行《元嘉历》。
“始用日历”，意味着遵奉正朔；而施行南朝系统的《元嘉历》，表明一种文明取向。长期以来，日本从百济输入人才与书籍，间接地摄取中国南方文化。这种延续约百年的模式，以推古十年（602）观勒赴日为标志，宣告完成历史使命。取而代之的，将是隋唐时代开通的中日直通的书籍之路。
以上我们追溯了中国书籍东传从传说到史实的曲折历程，大体上讲，这条书籍之路在六朝时期已经开通，下面再提纲挈领简述要点：
第一，书籍之路开启之初，并非从中国直达日本，而是从中国东晋传入百济，再从百济传入倭国。从中国长江流域经百济而至日本的书籍流播主流，在隋唐之前（虽然有“倭五王”朝贡南朝）这一格局基本没有变化。六朝文化对百济、倭国的影响，可谓极其深远。日本史籍（如《日本书纪》）多以“吴”指称隋唐以前的中国，在地域上限定在江南一带，时间上大致与六朝叠合。这一时期影响日本的六朝文化，如使用《元嘉历》，流行谈玄风，喜好骈俪文，等等。
第二，倭国融入汉字文化圈大家庭，其契机当是4世纪中叶，以“神功征坎”为象征的朝鲜经略。倭人在掠夺战争中，有两项意外收获：一是领教了高句丽骑兵的利害，5世纪初迅速从百济引进马匹，改变作战方式；二是明白了从书籍中汲取知识的重要性，苦于国内缺乏识字阶层，5世纪前后从百济招聘文化人才，并在此后形成轮代制度，极大地提高了精神文明程度。如果神功皇后征三韩，与“图籍文书”只是偶然邂逅的话，聘请阿直岐为太子师体现了求学热情，而应神天皇遣使赴百济“征王仁”则属于主动出击。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索求，标志着书籍之路的真正开启。
第三，关于《古事记》所载王仁携带的《千字文》，学术界争议颇多。有人以《千字文》东传比周兴嗣去世早了上百年，因而否定《古事记》此条记事的真实性，似乎有些武断；我们认为，《古事记》所指《千字文》很可能是钟繇原创本或王羲之缮写本；还有人绝对信任《古事记》的记载，不过以周兴嗣卒年为依据，认为王仁赴日当在521年之后。总而言之，书籍东传始于“神功征坎”，《日本书纪》未标明具体书名，或许说明书籍从各个渠道传入，皇室无非是为了读懂这些书籍而延聘阿直岐、王仁为师的。阿直岐、王仁用以启蒙太子的课本，绝不可能是周兴嗣次韵的《千字文》，但必定是《千字文》之类的童蒙读本，因为日本人要学习汉籍，必先掌握汉字，故此，以识字为目的编纂的各种童蒙读本，无疑是最先影响日本文化的中国典籍。
第四，倭国太子菟道稚郎子，先后师承阿直岐、王仁，学习“经典”“典籍”，达到“莫不通达”的境界，可以看作“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的典型。我们举两个例子，看看这位被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人，是如何学以致用的。其一，应神天皇二十八年（297）九月，高句丽上表云“高丽王教日本国”，太子怒责“表状无礼，则破其表”（《日本书纪》）。这个事例说明太子不仅精通汉文，而且熟悉外交规范，恪守儒教礼数。其二，应神天皇四十年（309），立菟道稚郎子为嗣，次年天皇驾崩，菟道稚郎子执意让位于兄大鹪鹩（仁德天皇），而其兄也坚辞不受，相互推让3年，最终菟道稚郎子自杀明志，大鹪鹩登基而为仁德天皇。这个事例说明菟道稚郎子模仿儒教的禅让故事，有太伯、许由遗风，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
我们以《怀风藻》序言为线索，稽考了神功皇后、应神天皇、阿知岐（直支王、阿知使主）、王仁（辰孙王、王辰尔）、菟道稚郎子等人的事迹，在5世纪前后的时空中，描摹出一条发自六朝建康、途径朝鲜半岛百济，蜿蜒通达倭国的书籍之路。进入5世纪“倭五王”时代，这条书籍通道得到加强。随着遣隋唐使往返东海，书籍之路的源头由南而北，追溯到中原地区。这是后话，兹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