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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字文》经由百济传入日本一事，关乎中日书籍之路开启的关键时间节点，因此有必要梳理其传播之脉络、辨明其事实之真伪。
首先，关于《千字文》的成书背景，唐代李绰《尚书故实》、韦绚《刘宾客嘉话录》等皆有载录，兹引《尚书故实》如下：
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
这则记事包含诸多信息：（1）事情发生在梁武帝治世，梁武帝于公元502年即位，周兴嗣死于537年，则《千字文》成书于502—537年间；（2）编撰的初衷是梁武帝为了“教诸王书”，即出发点是为皇室子弟启蒙；（3）最初，殷铁石奉敕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一千，仅供习字，并不连贯；（4）周兴嗣再奉命“韵之”，使之文意连贯、音韵生动。
唐人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也有一段相关记载：“梁大同中，武帝敕周兴嗣撰《千字文》，使殷铁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赐八王。”值得注意的是，武平一认为事情发生在梁大同年间（535—545），则《千字文》成书时间可以框定在535—537年之间。
其次，百济国王遣使向日本传送《千字文》一事，成书于712年的日本史书《古事记》中卷是这样记载的：
亦百济国主照古王以牡马一匹、牝马一匹付阿知吉师以贡上（此阿知吉师者，阿直史等之祖）。亦贡上横刀及大镜。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人，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此和迩吉者，文首等祖）。
上文中出现的几个人名，“阿知吉师”与“和迩吉师”分别对应的是《日本书纪》中应神天皇治世来自百济的“阿直岐”与“王仁”，他们分别被奉为“史”与“文”的始祖，其首传文化之功毋庸置疑；百济国主“照古王”，经比对朝鲜史书《三国史记》，即“近肖古王”（346—375）。无论是应神天皇治世，还是近肖古王在位期间，时间均远早于周兴嗣奉命次韵《千字文》。
由于《千字文》成书晚于东传日本约半个世纪，于是就出现了各种猜测，一种观点认为《古事记》《日本书纪》把后世之事误记入前史，其纪年不可信；另一种意见主张王仁传入日本的是钟繇的《千字文》，而非周兴嗣的《千字文》；近来韩国学者提出“百济版《千字文》说”
，推测是百济时期根据中国传入的《千字文》加以再创作，并由王仁带入日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千字文》的注本寻找突破口。《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小学家”著录隋唐时代传入日本的《千字文》注本5种，即“李暹注”“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东驼固撰”“宋智达撰”“丁觇注”。这些注本大多散佚，现存的注本敦煌出土文献有两种，《斯坦因劫经录》S.5471著录为《千字文注》，《伯希和劫经录》P.3973v著录为《千字文注残卷》。两本皆首尾残缺，未详作者、书者、抄写年代。值得注意的是，伯希和P.2721《杂抄》列举诸多童蒙书及其作者，《千字文》下有“钟繇撰，李暹注”双行小字，其下又单行大字标注“周兴嗣次韵”。
此外，日本现存两种李暹注本，一为上野本《注千字文》（以下略作“上野本”），弘安十年（1287）抄本；一是《纂图附音增广古注千字文》（下文略作“纂图本”），元和三年（1617）刻本。两书均完整，并附有《序》。以上两本之《序》提供了极其珍贵的信息，但两本互有异文，兹据上野本并参照纂图本引录如下（据纂图本补字以［］示之）：
图1-6 和刻本《纂图附音增广古注千字文》
《千字文》者，魏太尉钟繇之所作也。梁邵陵王萧论评书曰：钟繇之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人间难遇。王羲之书，字势雄强，如龙跳渊门，虎卧凤阁，历代宝之，［传］以为训，藏于秘府。逮永嘉失据，迁移丹阳，然川途重阻，江山遐险，兼为石氏逼逐，驱驰不安，复经暑雨，所载典籍，因兹糜兰，《千字文》几将湮没。晋中宗元皇帝恐其绝灭，遂敕右军琅琊之人王羲之缮写其文，用为教本。但文势不次，音韵不属，及其将导，颇以为难。至梁武帝受命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令推其理致，为之次韵也。
从上文推之，可以获得以下信息：（1）《千字文》原创者是钟繇，而秘府藏有钟繇写本与王羲之写本；（2）西晋后期发生“永嘉之乱”（311），衣冠南渡过程中“《千字文》几将湮没”，于是晋中宗（司马睿，317—322年在位）令王羲之“缮写其文”，但因“文势不次，音韵不属”难以推广；（3）梁武帝命周兴嗣“推其理致”，重新次韵，以期流通。经过以上梳理，可知历史上《千字文》存在过以下几种主要传本：
（1）钟繇（151—230）原创本《千字文》；
（2）王羲之（303—361）缮写本《千字文》；
（3）周兴嗣（469—537）次韵本《千字文》；
（4）李暹（6世纪）加注本《千字文》。
如果信从《古事记》《日本书纪》的记载，《千字文》从百济传入日本的时间是4世纪末或5世纪初，那么极有可能是钟繇原创本或王羲之缮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