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日本遣使唐朝之目的

日本从630年开始派出遣唐使，由于造船技术落后和航海知识匮乏，途中船毁人亡事件频频发生。贞观五年（631），第一批遣唐使到达长安时，唐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并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 。高表仁历经艰险回国后，“自云路经地狱之门，亲见其上气色蓊郁，又闻呼叫锤锻之声，甚可畏惧也” 。

高表仁的表述或许有夸大之嫌，但千余年前横渡东海，确实要经受生死考验。比如说鉴真大师，5次东渡失败，途中死亡36人，280余人退出，最后仅24人抵达彼岸（《延历僧录》）。以此察之，日本人甘冒鲸波之险，必肩负着重大使命。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与来自西域的使节不同，主要目的不在于购求丝绸。当西方人深信赛里斯人从树上采集羊毛编织丝绸时 ，日本人已学会“蚕桑缉绩”，生产“细纻、缣绵”，甚至向中国出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异文杂锦等 。

在唐代的中日文献史料中，我们没有找到遣唐使从中国大量进口丝绸的记录，倒是发现遣唐使带来的贡品以丝绸为主，日本朝廷支付给使团成员的经费也全部是丝绸、布帛之类 ^[1] 。既然遣唐使携带丝绸作为贡品和货币，他们远道而来意欲得到什么呢？其实，《旧唐书·日本国传》已经给出答案：

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遗玄默阔幅布以为束脩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人亦疑其伪。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

日本使以“阔幅布”作为束脩之礼，“所得锡赉”则“尽市文籍”，其“好书籍”如此。所谓“锡赉”当指钱币，而非实物 。假设《新唐书》列为“西戎”的波斯、大食、拂菻等同年入朝，且也获锡赉的话，会不会“尽市文籍”而去呢？相信不会，来自“沙漠丝路”的使者，大概会满载丝绸西归。这就是东西使者之不同，他们从唐朝携归的物品，反映出各自的文明取向。

关于唐代中日关系，日本学者池田温教授概括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指出“当时交易等经济关系尚处于不太发达的阶段，非生活必需品的高度的文化产物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笔者以为，上述见解也适用于遣唐使之目的，“非生活必需品的高度的文化产物”则可置换为“书籍”。

遣唐使源于遣隋使，两者在日本历史上首尾衔接，前后300余年。其间，日本使团肩负的具体使命并非一成不变，但购求书籍一直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这从中日文献中可以找到充分的佐证。如《善邻国宝记》卷上引《经籍后传记》 （原文双行夹注，改为括号内单行注）：

以小治田朝（今按推古天皇）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始用历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隋天子。

这是文献所载日本派往中国的第一个求书使团，“小野臣因高”即遣隋使小野妹子，入隋后改名苏因高，赴隋之目的是“买求书籍”。自此中日之间的书籍流通渠道开通，并在遣唐使时代得到进一步拓展。遣唐使官员的求书情况，除前述《旧唐书·倭国传》之外，据《日本书纪》记载，第二次遣唐使回国（654）后，大使吉士长丹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获封户、晋位、赐姓，可见求书成果甚至会影响仕途。

唐朝约300年，日本先后任命20批遣唐使，他们肩负的使命不可能一成不变，有招聘高僧硕学的，有学习佛教文化的，有引进典章制度的，有输送僧俗学生的，但与朝鲜半岛诸国侧重军事、外交、政治的遣唐使不同，目标始终锁定于文化，而在人员往来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书籍则是文化的最佳载体，于是在漫长的时光岁月中自然而然形成一条“书籍之路”。

“沙漠，驼队，西方，夕阳西下，背负的是鲜艳的丝绸，这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大海，船队，东方，旭日东升，运载的是飘香的书籍，这是古代的书籍之路。”我曾经如此描述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的不同景观 。但是，两者的区别不仅限于地理特征，应该根植于更深的文明内核。

古代输往西域的丝绸，现在即便从深埋沙漠的遗存中出土，大概也已经腐朽而不堪穿用；然而，当年遣隋唐使携归的书籍，直到今天依然是人们智慧的源泉。这些书籍犹如文明的种子，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根发芽，继而开花结果，长成参天大树。

丝绸与书籍的关系，有点类似于米粒和稻种。假如中国出产的大米，成千上万吨地输往西方，一时或许会掀起“中国米”热，但当大米被消费完之后，其影响也就随之烟消云散，因为米粒无法再生米粒；假如中国出产的稻种，只要一颗掉入东方的土壤，如果有人去呵护，便会生根发芽，便会抽出稻穗，便会形成稻田，继而改变那里的生活方式，因为稻种具有自我再生的机能。

书籍也如稻种，一旦播撒在人之心田，就会生根发芽，继而开花结果，在精神世界营造出一片绿洲，直接影响人们创造文明的活动。近代以前，中日之间人员往来及物资流通受到自然条件的阻遏，但日本却最大化地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倘若隋唐以来，日本不是冒鲸波之险孜孜求索书籍，而是大量购买丝绸、陶瓷、漆器之类，那么最多也只是“优孟衣裳”而已。

笔者在探索中国典籍东传史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清代以前，日本人来华求书，往往每种只取一本，很少有带复本回国的。 仔细想来，路途凶险，跨海不易，为了多带书籍，求阙本、购新书乃是效率最高的方法。

众所周知，文化的传播主要依赖人和书。日本由于自然环境限制，自古无法像新罗那样把大量学生送入太学（日本人入太学者，仅阿倍仲麻吕一人），而且中国士大夫渡海传授者罕见其人（少数僧侣除外），因此通过书籍汲取大陆文化，遂为不得已之策。然而，事实证明，书籍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比之人的持续时间更长、涵盖空间更广。

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那么书籍则凝聚着更多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创意，因而具有强大的再生机能，可以超越时空惠及后代。遣隋唐使携归的书籍，经过传抄、翻刻而流布世间，再经阐释、翻译而深入人心，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时下讨论日本文化的特点，强调其独创性者有之，突出其模仿性者亦有之。然而，从书籍之路的角度审视之，日本文化的创造模式往往介乎两者之间。比如假名文字，均从汉字的草书及略笔蜕化而来，多少留下模仿的痕迹。但是，假名并非为了描摹汉字、标记汉语而创制，只是借助汉字的部分形体以表达日本人的思维，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创意。再如汉诗，日本人自隋唐以来吟咏了大量作品，清末俞樾所编《东瀛诗选》录诗4800首，这仅限于17世纪以后的佳作（偶含古代作品），其总数之巨实无法估算，而这些数以万计的诗歌，只是借用汉诗的形式以歌咏日本人的心声，也不能说是纯粹的模仿。

明治维新（1868）之前，“四书五经”之类是日本公私学塾的启蒙书籍。虽然大多数日本人不通汉语，但可以读懂汉文书籍。他们通过阅读中国典籍，与中国人接受大致相近的熏陶，由此形成类似的道德观念、审美意识、行为规范、艺术情趣。他们的知识构造与心灵世界，具有东亚的普遍特征。那么，由心灵的发露而创造的文化，自然也具有东亚的普遍特征。

书籍本身是一种奇特的生命体，她在传播过程中不断繁衍子孙，构成大小不等的血缘家族。17世纪前期，清人商舶把《水浒传》带入日本，引起彼地知识阶层的关注，很快有人编出《水浒传解》《水浒传抄译》《水浒传译解》等，对小说进行注释和编译。18世纪，《通俗忠义水浒传》《水浒传画本》《水浒画潜览》等全译本、图解本相继问世，在庶民中形成“水浒热”。与此同时，日本人作家受此启发，创作了《本朝水浒传》《日本水浒传》《女水浒传》《天明水浒传》《天保水浒传》《倾城水浒传》等几十种类本。这些类本不同于译本，虽然大多借用“水浒”题名和某些故事框架，但登场人物、时代背景、表演舞台、故事细节都是日本的，既不是中国文学的模仿，也难算日本文学的独创，笔者把这些书籍看作是中日文学混血的后代。

历史上，中日两国交往甚少，为何文明景观极为相似？这个谜底现在可以揭开：中国典籍犹如文明的种子，经由书籍之路播撒到日本列岛，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虽然不免出现种种变异，但中华文明的遗传基因始终传递着古老的信息。

[1] 《延喜式·大藏省》载有贡献“大唐皇”的礼单：“银大五百两，水织 、美浓 各二百匹，细 、黄 各三百匹，黄丝五百絇，细屯绵一千屯。别送彩帛二百匹，叠绵二百帖，屯绵二百屯，纻布三十端，望陁布一百端，木绵一百帖，出火水精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 jAi2gg7el9kHGu6dXWgQluTrxFC1QI8vgUQ3WU1xhtZVDHymeU7KIYdel2vj5f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