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周作人的“优孟衣冠”论

20世纪初（1906），周作人追随鲁迅留学日本，在东京住了6年后回国。30年代中期（1936），他在北平寓所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叫《日本的衣食住》（收入《日本管窥》《苦竹杂记》等），回忆当初在日本的感受：

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 ，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的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

所谓“古昔”，作者解释即“中国古俗”，文中还介绍“夏穗卿、钱念勋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因此断言“日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与希腊，及今乃成为东方之德法”。

且不论周作人的比喻是否妥当，大凡中国人踏上日本国土，尤其是去古都奈良、京都观光，多少会产生似曾相识、回归往古的奇妙感觉。在日本急遽西化的近代尚且如此，全盘模仿中国的古代则更不待言。

隋大业四年（608），文林郎裴世清出使倭国，“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隋书·倭国传》），表明7世纪初日本部分地区已经“华化”了。五代义楚著《释氏六帖》，说“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带到日本，“今人物一如长安”。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由此化生出“慧思转世倭国王子”“杨贵妃东渡日本”等的传说 。

如果上述诸例说的是“海上丝路”的景观，那么“沙漠丝路”又呈何种景状呢？兹引录唐代诗人王维的《渭城曲》（一作《送元二使安西》） ：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首脍炙人口的送别之作，堪称千古绝唱。友人元二将离咸阳（渭城），前往安西（唐安西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境）；王维为之饯行，再三劝酒，依依不舍。诗眼即在“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因为出了“阳关” ，再也碰不到“故人”，面对的将是文化习俗迥异的陌生世界，所以读来便觉诗中涌动一股生离死别的悲壮之气。

既然同为“丝绸之路”，东西两地的文明景观为何如此相异？一种解释认为：唐代日本频繁遣使来华，促成中国文化大量东传。其实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日本由于大海阻隔，唐代约300年间，实际成行的来华使团不过16批，平均约20年才一次；相比之下，西域诸国与唐陆路相通，使团往来远较日本频繁。以大食为例，从651年至798年遣使39次，平均3年1次，有时1年数至。

显然，文化的传播并非一定与人员往来的频率成正比，关键是看使团为何而来，携带什么而归。回头再看周作人的随笔，他说日本与中国相似，“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周作人巧用“优孟衣冠”的典故 ，说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超越了模仿皮毛的阶段，而将之化为血、化为肉、化为骨，因而中国文化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

运往西方的丝绸，大抵只能做成“衣冠”，或供权贵炫耀，或为女士增艳，虽然可以暂时装点门面，毕竟无法影响其心灵。那么，不属“优孟衣冠”的日本，是如何学习中国文化的呢？ P4qZi+pxZ0a15BXbf1o+UNiUgRHHfMIlcYUFsrYXgl0DYzm8nftafmMhrkGbcT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