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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上丝路博物馆”探秘

图2-10 唐写经《成唯识论》卷第四(日本正仓院)

2001年10月,第53届“正仓院展”在奈良开幕,翌日传出一个令人惊愕的信息:展品《成唯识论》卷第四的卷末,发现“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墨书文字。其时,笔者正在当地主持“往返丝绸之路的遣隋使·遣唐使”国际会议,即与几位同行前去核实,初步确认纪年墨书与经文出自同一人之手。

《成唯识论》10卷,系玄奘西天求法携归之佛经,从显庆四年(659)闰十月开译,同年十二月完成,其徒窥基(慈恩大师)担任笔受(记录)。“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的墨书,表明第四卷译完的时间,按照一般程序,再经润文、缮写等之后才上呈朝廷。

现藏正仓院的《成唯识论》卷第四很可能是未经润文、缮写的窥基手稿,在佛教史上意义重大。查考同一时期日本的入唐僧,道照(一作“道昭”)和尚曾在玄奘门下求学,回国时玄奘“以所持舍利、经论咸授和尚”;道照回国后创建禅院,“此院多有经论,书迹楷好,并不错误,皆和尚之所将来者” 。由此看来,这部《成唯识论》大概是他回国时玄奘所赠,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又可增添一桩美谈佳话。

正仓院被称为“海上丝路博物馆”,与其独特的历史密切相关。奈良时代(710—794)原是东大寺的校仓,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圣武太上天皇去世,光明皇太后捐入先帝庋藏的“国家珍宝”600多件,其后光明皇太后又4次捐物。这些皇室至宝多为遣隋唐使带回的唐代文物(包括西域文物),如抄录六朝至隋唐诗文的《杂集》,光明皇太后临书《乐毅论》《杜家立成杂书要略》,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真迹,王羲之书法摹本20卷,等等。(《东大寺献物帐》)

正仓院宝物品种繁多,包涵书籍、文具、礼器、佛具、玩具、服饰、食具、药物、武器等,虽然不乏丝绸制品(如服饰、佛具),但比起金银器、玻璃器、漆器等要逊色很多,而至宝中的至宝莫过于文献典籍。

正仓院究竟收藏多少文献典籍,笔者尚未做过精确统计,其数量当以万计。比如,庋藏佛教书籍的“圣语藏”,就有隋代写经22卷、唐代写经221卷、宋版114卷,总数达4960卷之多。前面提到的《成唯识论》卷第四,只是其中的一卷而已。

笔者多次参观“正仓院展”,匆匆浏览丝织品、陶瓷器、金银器后,总是伫立在书籍展台前面,时时陷入沉思:若论对日本文化影响之巨大,对日本人心灵渗透之深远,究竟是色彩斑斓的丝绸残片,还是深奥难解的汉文典籍呢? ESTquC6RHSrImHQwllQce9qQtFmA5r34GSwzBVa3/Z+vmNyCi+741dvEgfL/Yg3K



六 周作人的“优孟衣冠”论

20世纪初(1906),周作人追随鲁迅留学日本,在东京住了6年后回国。30年代中期(1936),他在北平寓所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叫《日本的衣食住》(收入《日本管窥》《苦竹杂记》等),回忆当初在日本的感受:

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 ,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的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

所谓“古昔”,作者解释即“中国古俗”,文中还介绍“夏穗卿、钱念勋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因此断言“日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与希腊,及今乃成为东方之德法”。

且不论周作人的比喻是否妥当,大凡中国人踏上日本国土,尤其是去古都奈良、京都观光,多少会产生似曾相识、回归往古的奇妙感觉。在日本急遽西化的近代尚且如此,全盘模仿中国的古代则更不待言。

隋大业四年(608),文林郎裴世清出使倭国,“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隋书·倭国传》),表明7世纪初日本部分地区已经“华化”了。五代义楚著《释氏六帖》,说“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带到日本,“今人物一如长安”。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由此化生出“慧思转世倭国王子”“杨贵妃东渡日本”等的传说

图2-11 日本节庆中的裴世清花车(日本大阪府)

如果上述诸例说的是“海上丝路”的景观,那么“沙漠丝路”又呈何种景状呢?兹引录唐代诗人王维的《渭城曲》(一作《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首脍炙人口的送别之作,堪称千古绝唱。友人元二将离咸阳(渭城),前往安西(唐安西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境);王维为之饯行,再三劝酒,依依不舍。诗眼即在“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因为出了“阳关” ,再也碰不到“故人”,面对的将是文化习俗迥异的陌生世界,所以读来便觉诗中涌动一股生离死别的悲壮之气。

既然同为“丝绸之路”,东西两地的文明景观为何如此相异?一种解释认为:唐代日本频繁遣使来华,促成中国文化大量东传。其实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日本由于大海阻隔,唐代约300年间,实际成行的来华使团不过16批,平均约20年才一次;相比之下,西域诸国与唐陆路相通,使团往来远较日本频繁。以大食为例,从651年至798年遣使39次,平均3年1次,有时1年数至。

显然,文化的传播并非一定与人员往来的频率成正比,关键是看使团为何而来,携带什么而归。回头再看周作人的随笔,他说日本与中国相似,“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周作人巧用“优孟衣冠”的典故 ,说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超越了模仿皮毛的阶段,而将之化为血、化为肉、化为骨,因而中国文化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

运往西方的丝绸,大抵只能做成“衣冠”,或供权贵炫耀,或为女士增艳,虽然可以暂时装点门面,毕竟无法影响其心灵。那么,不属“优孟衣冠”的日本,是如何学习中国文化的呢? ESTquC6RHSrImHQwllQce9qQtFmA5r34GSwzBVa3/Z+vmNyCi+741dvEgfL/Yg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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