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东亚的“养蚕之道”

前面说到的佐贺县金立神社，那里的祭神除了外来的徐福，还有本土的保食神。这个保食神与蚕桑关系密切。日本现存最古的汉文史书《日本书纪》（720）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创世神伊奘诺尊生下三子，即日神天照大神、月神月夜见尊、海神素戋鸣尊。镇坐高天原的天照大神，听闻地上的苇原中国有一位神通广大的保食神，便命令月夜见尊去探虚实。月夜见尊来到下界，见保食神面向大地口中吐出米饭，面对大海口中吐出鱼贝，面朝山林口中吐出禽兽，然后以这些东西款待客人。这时月夜见尊愤然作色道：“秽哉，鄙矣！宁可以口吐之物敢养我乎？”乃拔剑杀之，然后回高天原复命。天照大神听后大怒，派天熊人下凡查看，只见保食神已死，“其神之顶化为牛马，颅上生粟，眉上生蚕，眼中生稗，腹中生稻，阴生麦及大豆小豆”。天熊人悉取之复命，天照大神大喜，以粟稗麦豆为陆田种子，以稻为水田种子，“又口里含蚕，便得抽丝，自此始有养蚕之道焉”。

这个故事反映出保食神是农耕之祖，而“眉上生蚕”说明此神带给日本蚕种，日本天皇始祖天照大神“口里含蚕，便得抽丝”，以一种极其原始的方式开启了“养蚕之道” 。这使我们联想起《山海经·海外北经》的记载：“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中国“蚕神”嫘祖也是食桑吐丝的，这无疑就是蚕桑的原始形态。保食神神话与徐福传说在传播农耕文化方面有诸多相似之点，可以断定日本的“养蚕之道”是在外来文明影响下开启的。

我们从神话回到史实，看看文献史籍是如何记载这段历史的。《三国志·魏书》记载曹魏与倭国的聘交记事，大多取材于外交档案及鱼豢的《魏略》，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值得注意的是，景初二年（238）女王卑弥呼派遣的使者，向曹魏贡献“班布” ，曹魏则回赠大量丝绸：

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接着正始四年（243），又遣使朝贡。时隔5年，贡品数量种类大幅提升，包括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等物。从“布”到“锦”“缣”“绵”“帛”，以及从原料到成品，说明质量也有了明显提升：

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拘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弣、短弓矢。

关于“倭锦”，唐代张楚金的《翰苑》说是“文锦”，所谓“文”即“纹”，意思是有日本式图案的。唐代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序云：“卑弥遣使，报以蛟龙之锦。”则其图案或作蛟龙纹。

卑弥呼死（推定为正始八年，247）后，先立男子为王，但国中不服而起骚乱，待宗女壹与继位始平。她派使节向曹魏朝贡，所献物品包括“异文杂锦二十匹”：

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政等以檄告谕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

从上述史料来看，倭国频频携带布帛之类向曹魏朝贡的原因是那时倭国已经掌握了蚕桑技术，具备生产丝绸的能力。因此，《三国志·倭人传》说倭人“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

综上所述，“沙漠丝路”是由东而西的单方面输出，而“海上丝路”是输出与输入的互动。至迟在公元3世纪前后，倭国已经有了蚕桑业，能够自产多种丝绸制品，所谓“桑”与“蚕”无神秘可言，因而不会产生“羊毛树”之类的奇谈。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对西方严守“丝绸”制造秘密，那么东方又是如何掌握这个秘密的呢？

日本史籍《古语拾遗》（807）云：“秦汉百济内附之民，各以万计。”古坟时代的大规模移民，主要包括秦人集团、汉人集团、百济人集团。

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四年（283，推定为5世纪初），弓月君从百济来到日本，诉说120县族人被新罗阻在加罗国无法前来，天皇遂遣葛城袭津彦往迎，3年后把秦人集团带回日本。弓月君又称“融通王”，当是移居半岛的秦人集团首领（或国王），在大和朝廷被尊为“秦造之祖”。

关于弓月君的族系，《新撰姓氏录》（815）说是秦始皇五世孙，《日本三代实录》（901）则作十三世孙。这些未必都是事实，移民夸耀门第以自重，古今中外不乏其例。

综合《日本书纪》和《新撰姓氏录》的资料，雄略天皇时（5世纪后期）秦人分92部，达18670人；钦明天皇元年（540）“秦人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按五口之家计算，总数超过35000人。

上述两书还记载，仁德天皇（313—399在位）把秦人分置各郡，让他们专事养蚕织绸，他们所献的丝织品，触及肌肤柔和温暖，于是赐姓为“波多”（Hata），即日语“织机”之意。雄略天皇十五年（471），召集散居各地的秦人归秦酒公管理，他们献给朝廷的绢缣堆积如山，遂赐姓为“太秦公”。 ^[1] 日本京都至今仍存“太秦”地名，靠近风景秀丽的岚山，那里是古代秦人集团聚居之地。

汉人集团迁居日本略晚于秦人集团，《日本书纪》卷十应神天皇二十年（289，推定为5世纪初）九月条载：“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党类十七县而来归焉。”

阿知使主自称汉灵帝后裔 ，《续日本纪》说是曾孙，《日本三代实录》则云三世孙，《新撰姓氏录》并载三世孙和四世孙二说。其后迁居朝鲜半岛南部，再渡海至日本。

汉人集团主要聚居在大和国桧隅郡（奈良），雄略天皇十四年（470）时来到日本的吴人工匠，亦被安置在此地。在日本文献中，汉人又称“绫人”“汉织”“穴织”等，说明他们也擅长纺织丝绸。

以上是丝绸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一条途径，除此之外，还有从中国江南传播的途径。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古事记》（712）中，有关吴国的记事仅“吴人参渡来”一条；然而《日本书纪》中事涉吴、倭交通的记事，从应神天皇三十七年（306）至推古天皇二十年（612）共有12条，明确与丝绸有关的3条。首先是《日本书纪》卷十应神天皇三十七年（306）二月条：

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于吴，令求缝工女。爰阿知使主等渡高丽国，欲达于吴。则至高丽，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者于高丽，高丽王乃副久礼波、久礼志二人为导者，由是得通吴。吴王于是与工女兄媛、弟媛、吴织、穴织四妇女。

大意是说：应神天皇派遣来自百济的汉族移民阿知使主、都加使主，在高丽人的向导下抵达吴国，请求织造丝绸的技术，吴王派兄媛、弟媛、吴织、穴织4名“工女”相随，赴日传授技艺。接着是《日本书纪》卷十应神天皇四十一年（310）二月条：

阿知使主等自吴至筑紫。时胸形大神有乞工女等，故以兄媛奉于胸形大神，是则今在筑紫国御使君之祖也。既而率其三妇女以至津国，及于武库而天皇崩之。不及，即献于大鹪鹩尊。是女人等之后，今吴衣缝、蚊屋衣缝是也。

阿知使主等历经4年回到日本，到达筑紫（今福冈）时被当地豪族索要去1名，当带着其他3名工女抵达摄津国的武库（今兵库县一带）时，应神天皇已经去世，于是将工女献给接任的仁德天皇（大鹪鹩尊），她们的后代称作吴衣缝、蚊屋衣缝，继续从事纺织工作。最后是《日本书纪》卷十四雄略天皇十四年（470）正月条：

身狭村主青等共吴国使，将吴所献手末才伎、汉织、吴织及衣缝兄媛、弟媛等，泊于住吉津。是月，为吴客道，通矶齿津路，名吴坂。……三月，命臣连迎吴使。即安置吴人于桧隈野，因名吴原。以衣缝兄媛奉大三轮神，以弟媛为汉衣缝部也。汉织、吴织衣缝，是飞鸟衣缝部、伊势衣缝之先也。

5世纪后期，雄略天皇派汉族移民身狭村主青出使吴国，带回手末才伎、汉织、吴织及衣缝兄媛、弟媛等，并且有吴国使节随同，从海路抵达大阪的住吉津。雄略天皇大喜过望，为迎接吴国使节修缮矶齿津路，将之命名为“吴坂”；嗣后，吴国纺织工匠一行被安置在桧隈野，称此地为“吴原”，成为飞鸟衣缝部、伊势衣缝的祖先。

这里的“吴”泛称中国的六朝，说明4—6世纪时日本主要与南方诸王朝通聘。7世纪以后，推古王朝开始向隋唐派遣外交使团，两国关系发生本质性变化，史书也不再称中国为“吴”，而以“唐”泛称中国。

[1] 《日本书纪》卷十四雄略天皇十五年（471）条：“秦民分散，臣连等各随欲驱使，勿委秦造。由是秦造酒甚以为忧而仕于天皇，天皇爱宠之，诏聚秦民赐于秦酒公。公仍领率百八十种胜，奉献庸调御调也，绢 充积朝廷，因赐姓曰禹豆麻佐（一云禹豆母利麻佐，皆盈积之貌也）。”《日本书纪》卷十四雄略天皇十六年（472）条：“秋七月，诏宜桑国县殖桑，又散迁秦民使献庸调。” q/2WzXoyoqp0Wj0SMsuQ4fqjUU48ITZXjmALy+PqSdL0qaXLfgQWezy+VPvQ2q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