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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写信告知我们唐氏儿病情危急的滨村护士，在那之后也偶尔来信告诉我们宝宝的身体情况，但也许是性格严谨认真的缘故，她一直表示“自己有保密的义务”，始终没有告诉我们医院的名字。如果不知道是哪家医院的话，我们也无能为力。
难道不能找找看吗？我唯一能找到的线索就是她来信的信封上盖着的“××邮局”邮戳。不过，邮局的位置和她住的方向完全不同，虽然都在东京，但距离相当远。她有时要上夜班，甚至结束工作后还会在医院过夜，考虑到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她肯定不会为了寄一封信千里迢迢地跑那么远。医院有可能就在那个“××邮局”的管辖范围内。
我们想到了一个计划。
几天后，我们终于知道了那家医院的名字。在医院儿科新生儿室工作的主管护士，确实有一个名叫“滨村美代”的人。这家医院在东京众多医疗机构中是相当有名的综合医院。
我们来到那家医院，在一个正对着明亮院子的房间里见到了儿科主任。
这位医生是温文尔雅的绅士，一看就是那种受到母亲们信任的类型。
“（唐氏儿的）父亲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明事理的人，但在我们第一次跟他说‘孩子有可能患有唐氏综合征’的时候，他却态度大变，很坚决地告诉我们不能做手术，一定不能。他甚至连孩子的脸都不想看……”
院方想尽办法劝说他们。
“夫妻结婚生子，并非所有宝宝生下来都是健康的。如果因为宝宝不健康就不要他的话，这不就像开车一样，本来没人想到会造成事故，但一出事故，就吓得当场跑了……我甚至告诉这位父亲，他的行为和肇事逃逸没什么两样。”
这位父亲可能曾经学过法律，他试图用“在未经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医生不应该擅自行医”的理论作为武装。
“我对孩子父亲说：‘如果要讨论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去请教一下医院的顾问律师……’于是他问我：‘你的意思是要去告我吗？’我回答说：‘不，我们不会马上告你，但我们作为救死扶伤的医疗机构，绝对不希望成为‘杀害’孩子的同谋，你的所作所为虽然没有直接对孩子造成伤害，但已等同于虐待儿童了。’我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但最后孩子的父母还是坚决不同意手术。”
从主治医生介绍的情况来看，这对父母似乎在潜意识里认为家里有一个残疾的孩子是家族的耻辱。他们不仅拒绝手术——这无异于希望孩子死亡——还一再强硬地要求，绝对不能向外人透露他们的孩子患有唐氏综合征一事。
为了改变这对父母固执的想法，主治医生多次向他们提议：“你们不如去问问那些唐氏儿父母的经历，怎么样？”
“然而，父亲却不愿意接受这一建议。他摆出一副‘我才不会上敌人的当’的态度，医生说的话，他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我也不知道医生该拿这对父母怎么办。
“说到底，医疗只是一种契约行为。患者要求‘给我这样治疗’，我们就照做。如果有一个癌症晚期患者对医生说‘到此为止吧，不要再治了’，我们就不再给他治疗。当下的情况的确有些相似。患者还是个孩子，她还有未来……但我们医院的高层一直秉持这样的方针：除了紧急救命的治疗，未经患者家属的同意是不能进行治疗的，医生尽量不要多管闲事。”
在院长的指示下，医院与唐氏儿家长签署了一份文件。院方在文件中写道：“已向家长说明‘如果不给患儿做手术治疗肠梗阻并发症，孩子的性命将不能维持’，家长接受这一事实并表示不同意手术。万一孩子不幸去世，家长亦不会向医院追究责任。”
这一边是坚持“自我保护逻辑”的大人；而另一边，孩子的病情正在不断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