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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长在一个由女性主宰的世界。我爸爸很爱我和我们的家庭，但在种族隔离时期，我只能在政策允许的时间和地点与他见面。我舅舅维莱尔——也就是我妈妈的弟弟——跟外婆一起生活，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当地的小酒馆里打架。
在我的生活中，唯一算得上半正常的男性是我的外公，他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他虽然跟外婆离婚了，但还是会不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他的全名是坦普伦斯·诺亚，名字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他可不是什么温和的人
。他性情暴躁，爱大吼大叫。邻居们都叫他“Tat Shisha”，大意是“火爆老爹”。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爱女人，女人也爱他。随便哪天下午，他都会穿上最好的西装，在索韦托的街道上漫步，引得每个人开怀大笑，把所有遇见的女人迷得团团转。他笑起来会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虽然是假牙，但丝毫不减其笑容的闪亮魅力。在家的时候，他会把假牙取下来，我会看着他取假牙，看起来就像在吃他自己的脸。
当他一时兴起想做什么事的时候，你无法阻止他，而且他的情绪波动很大。他年轻时曾是一名拳击手。有一天，他说我对他不敬，所以要跟我打一场拳击。当时他80多岁。我只有12岁。他举起拳头，绕着我转圈。“开始吧，特雷弗！来呀！举起你的拳头！打我！我会让你看到我仍然是个男人！开始吧！”我不能打他，因为我不想打长辈。而且，我从没打过架，我可不想人生的第一场架是跟一个80岁的老头对打。我跑去找我妈妈，她劝他停了手。经历过拳手暴怒，第二天，他一整天都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也没有说一个字。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外公有躁郁症，我们之前一直以为他不过是性情古怪。
坦普伦斯和他的第二个家庭一起生活在梅多兰兹，我们很少去看望他们，因为我妈妈总是害怕被下毒。真的会发生这种事。第一个家庭的人是法定继承人，所以他们很可能被第二个家庭的人毒害。这就像是穷人版的《权力的游戏》。我们走进他们的房子时，我妈妈就会警告我。
“特雷弗，别吃他们的东西。”
“可是我饿了。”
“不能吃。他们可能会给我们下毒。”
“好吧，我能不能直接向耶稣祈祷，然后耶稣就会把毒从食物中拿走？”
“特雷弗，Sun’qhela！”
所以，我只能偶尔见到外公。
我的外婆弗朗西斯·诺亚是家族的大家长。她管理家务，照顾孩子，做饭打扫。她身高只有1米5左右，长年的工厂劳动让她直不起腰来，但她身子骨十分硬朗，现在仍然十分活跃，充满活力。我的外公身材高大，性情暴躁，外婆则沉着冷静，精明能干，头脑敏锐。如果你想了解从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的任何一段家族历史，她都能告诉你哪件事发生在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她记得所有事情。
我的曾外婆也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叫她可可。她年纪非常大，已经90多岁，弯腰驼背，身体虚弱，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她的眼睛因为白内障而蒙上了一层白雾。没有人搀扶她就没法走路。她常常坐在厨房的煤炉旁，身上套着长裙，头上裹着头巾，肩上披着毯子。煤炉总是燃着。我们用它来做饭、取暖和烧洗澡水。我们让她坐在那儿是因为那儿是家里最暖和的地方。早上，有人会把她叫醒，然后把她带到厨房坐好。晚上，有人会把她带回房间睡觉。她整天就做这一件事，日复一日。在煤炉边坐着。她对这一安排完全没有异议，感到很满足。她只是看不见，也动不了。
可可和我外婆会坐在一起聊很久，但作为一个5岁的孩子，我并不觉得可可是个真实的人。因为她的身体不能移动，她就像是一个长着嘴巴的大脑。我们之间的关系仅限于命令提示和回复，就像对着电脑说话一样。
“早上好，可可。”
“早上好，特雷弗。”
“可可，您吃了吗？”
“吃过了，特雷弗。”
“可可，我要出去了。”
“好的，小心。”
“再见，可可。”
“再见，特雷弗。”
我在女性主宰的世界长大成人并非偶然。因为爸爸是白人，种族隔离制度把我们隔离开来。但在外婆生活的索韦托，几乎我所认识的所有孩子的爸爸都因种族隔离制度而缺席，只不过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他们的爸爸也许在某个地方的矿井下工作，只有假期才能回家。他们的爸爸也许进了监狱。他们的爸爸还有可能因为为正义而战，惨遭流放。女人们把整个社区团结起来。
在索韦托，宗教填补了缺席的男人们留下的空白。我曾经问过妈妈，在没有丈夫的情况下独力抚养我是不是很艰难。她答道：“我没有跟男人生活在一起，并不代表我从来没有丈夫。上帝就是我的丈夫。”在妈妈、姨妈西邦吉莱、外婆和我们所生活的街区的所有其他女人看来，生活以信仰为中心。街区的每个家庭会轮流举办祈祷会。这种祈祷会通常只有女人和孩子参加。
举办祈祷会的时候，我们会挤在主人家狭小的起居室，围成一个圈。然后开始转着圈祈祷。奶奶们通常会谈论她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我这周工作很顺利。我升职了，我想感谢您，赞美耶稣。”有时候她们会拿出《圣经》说：“这段经文打动了我，也许它也能帮助你。”然后，大家还会一起唱赞美诗。有一种叫作“拍子”的皮垫子，你可以把它系在手掌上，起到打击乐器的作用。有人会戴着它拍手，在大家唱歌时打拍子：“Masango vulekani singene eJerusalema. Masango vulekani singene eJerusalema.”。
祈祷会就是这样。祈祷，唱歌，祈祷。唱歌，祈祷，唱歌。唱歌，唱歌，唱歌。祈祷，祈祷，祈祷。一场祈祷会有时候会持续数小时，最后总是以“阿门”结束，但她们可以把这句“阿门”连续说上至少5分钟。“阿门。阿阿阿门。阿阿阿阿门。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门。门嗯门嗯门嗯。门门门。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门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然后大家互相道别，各自回家。第二天晚上，再到不同人家，重复相同事情。
索韦托自有其神奇之处。没错，它是由我们的压迫者设计的监狱，但它同时又给我们一种民族自决和自控的感觉。索韦托是我们的。它有一种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进取气质。在美国，人们的梦想是走出贫民窟。而在索韦托，因为没法离开贫民窟，人们的梦想就变成了改变贫民窟。
索韦托生活着上百万人，这里没有商店，没有酒吧，也没有餐馆。这里没有修整好的路，供电量极小，排水系统也不完善。但是，当你把上百万人聚集到一个地方，他们就会自谋生路。黑市经济应运而生，人们在自己家里经营着各种生意：汽车修理、日托班、售卖翻新轮胎。
最常见的是小卖部和地下酒馆。小卖部是非正规的杂货店。人们就在自家车库摆一个小摊子，批发买入面包和鸡蛋，然后再以零售形式卖出去。镇上的所有人买东西的时候都只买一点点，因为大家都没什么钱。没钱一次买一打鸡蛋，但你可以一次买两个，因为那天早上你正好只需要两个鸡蛋。你还可以买四分之一个面包和一杯糖。地下酒馆就是开在一些人家后院的非法酒吧。人们在后院摆上几把椅子，撑起一个雨篷，非法酒吧就开始营业了。男人们会在下班后和祈祷会的时候去地下酒馆喝几杯，或者几乎一整天都泡在那里。
这里的人们还用买鸡蛋的方式建房子：每次建一点。政府给镇上的每个家庭都分配了一小块土地。一开始，你会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胶合板和瓦楞铁皮搭一个临时棚屋。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攒下一些钱，再砌个砖墙。只有一面。接着你再继续攒钱，砌另一面墙。几年后，又有了第三面墙，最后是第四面。现在，你有一间房了，你们一家人就在这一间房子里睡觉、吃饭，以及完成其他所有事情。接着，你再存钱盖个房顶。然后是窗户。接着你再给墙上抹上灰泥。再然后，你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家庭。他们一家无处可去，只能搬来跟你一起住。你会在你的砖房上再搭一个铁皮棚子，过几年又把它变成适合女儿一家生活的房子。现在，你的房子有两间房了。然后会变成三间房。也有可能是四间。慢慢地，一代又一代，你们一直在为拥有一个家而努力着。
我外婆住在奥兰多东区。她有幢两室的房子。不是两个卧室，而是只有两室的房子。一间是卧室，另一间则兼具客厅、厨房和多功能房功能。有人可能会说我们过得像穷人。但我更喜欢用“开放性计划”来形容我们的生活。我和妈妈在学校放假的时候会住在那里。而西邦吉莱姨妈每次跟姨父丁奇闹矛盾之后，就会带着两个孩子姆隆吉西和布勒瓦到那去住。我和妈妈、姨妈和她的孩子们、舅舅、外婆和曾外婆全都挤在一间房里睡地板。大人们各睡一张泡沫床垫，另有一张大床垫铺在房间中央，孩子们全都睡在这上面。
我们后院有两间棚屋，外婆会把它们租给移民和季节工。我们房子一侧种着一棵小桃树，另一侧外婆则修了条私家车道。我一直不理解外婆为什么要修私家车道。她并没有车。她也不会开车。但她却有一条私家车道。我们邻居家都有私家车道，有的还装了气派的铸铁门。但他们也都没有车。这些家庭中的大多数将来都不会有车。这里每一千个人中可能只有一个人有车，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条私家车道。人们好像要以修建私家车道的方式来召唤汽车。索韦托的故事就是私家车道的故事。这是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可悲的是，不论你把房子修得多气派，有个东西你始终无法改善：厕所。索韦托室内没有自来水，通常是六七户人家共用一个公共户外水龙头和一个户外厕所。我们与几户邻居共用一个铁皮厕所。厕所里有块混凝土板，中间有个洞，洞上面放着一个塑料马桶座圈。马桶座圈上面曾经有个盖子，但很久之前就坏了，后来又消失不见了。我们买不起厕纸，所以在马桶座圈旁的墙上挂着一个铁衣架，上面搭着些旧报纸，大家就用这个来擦屁股。报纸用起来很不舒服，但至少我在上厕所的时候还能看点新闻。
公共厕所让我没法忍受的一点是苍蝇。屎要经过很长一段旅程才能落到茅坑底部，而苍蝇就守在下面吃屎，对此，我一直有一种强烈的莫名的恐惧，害怕它们会飞上来，钻进我的屁股。
我5岁那年的一天下午，外婆要出去办事，我要一个人在家待几个小时。我躺在卧室地板上看书。突然我想上厕所，可是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我很害怕去外面上厕所，这时候跑出去全身会被淋湿，雨水会从厕所天花板漏到我身上，报纸湿淋淋的，苍蝇还会从下方攻击我。然后我想到了一个主意：为什么要为公共厕所烦恼？为什么不在地板上铺一些报纸，然后像小狗一样在上面拉屎？这看起来真是个绝妙的主意。于是我就这么做了。我拿出报纸，展开铺在厨房地板上，然后脱了裤子，蹲下，拉屎。
当你坐下开始拉屎时，并没有完全进入状态。你还不是正在拉屎的人。你正从即将拉屎的人变身为正在拉屎的人。你可能要花一分钟时间才能便出第一坨，然后逐渐进入状态，整个人舒畅起来。一旦你进入这一时刻，一切都变得十分美好。
拉屎是一种了不起的体验，自有其神奇之处，甚至可以说意义深远。我想上帝之所以让人类以现有的方式拉屎，是因为它能让我们脚踏实地，让我们懂得谦卑。我才不在乎你是谁，我们全都以同一种方式拉屎。碧昂斯拉屎。教皇拉屎。英国女王也拉屎。拉屎的时候我们会忘记什么架子和尊严，忘记自己多出名或多富有。所有这些都被抛到脑后。
在厨房地板上蹲下拉屎的那一天，我的感觉就是：哇。没有苍蝇，没有压力。太棒了。我真的很喜欢这样。我知道我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我为自己做出这样的选择感到骄傲。然后我随意地环视了一下房间，我向左边瞥了一眼，才发现在不远处，就在煤炉旁边，坐着可可。
当时的场面有点像电影《侏罗纪公园》里的场景，就是电影里的小孩一回头，发现霸王龙就在眼前。可可的眼睛睁得很大，虽然浑浊不清，却仍在四处张望。我知道她看不见我，但她开始皱鼻子，她能闻出来哪里有些不对劲。
我心慌意乱。我才刚拉到一半。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尽量静静地慢慢地拉干净，于是我决定就这么做。接下来：一个小男孩的一截屎落到了报纸上，发出最轻柔的扑通一声响。可可立刻把头转向传出声音的方向。
“谁在那儿？哈喽？哈喽？！”
我僵住不动。我屏住呼吸，等待着。
“谁在那儿？哈喽？！”
我保持安静，等待片刻，然后继续拉。
“有人在那儿吗？特雷弗，是你吗？弗朗西斯？哈喽？哈喽？”她开始挨个喊家里人的名字，“努拜因赛罗？西邦吉莱？姆隆吉西？布勒瓦？谁在那儿？发生了什么？”
这就像一场游戏，我想藏起来，一个盲女人则想通过声呐找到我。每次她一喊，我就僵住不动，同时保持绝对安静。“谁在那儿？哈喽？！”我就暂停下来，等她重新靠回椅子里，然后再继续。
最后，感觉像经过了永远那么长的时间，我终于拉完了。我站起来，拿起报纸——这可没法保持最安静状态——然后我慢慢慢慢慢慢地把它折起来。它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谁在那儿？”我再次暂停动作，等待片刻。接着我又折了几下，走到垃圾桶旁，把我的屎放在了最下面，小心翼翼地用其他垃圾把它盖起来。然后我蹑手蹑脚地走回另一个房间，蜷缩在地板的床垫上，假装睡着了。我拉完了屎，没有去公共厕所，可可什么也没发现。
任务完成。
一小时后，雨停了。外婆也回家了。她一走进房子，可可就朝她嚷嚷起来。
“弗朗西斯？谢天谢地，你回来了。房子里有东西。”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但我听到了一些动静，而且还有气味。”
外婆开始闻空气里的气味。“天哪！是的，我也闻到了。是老鼠吗？死了什么东西？绝对就在房子里。”
她们在房子里找来找去，忧心忡忡，天渐渐黑了下来，我妈妈也下班回家了。她一进门，外婆就朝她嚷嚷起来。
“噢，努拜因赛罗！努拜因赛罗！房子里有什么东西！”
“什么？！你说什么？”
可可把包括声音、气味在内的整件事跟她说了一遍。
然后，拥有敏锐嗅觉的我的妈妈就开始围着厨房到处闻起来。“是的，我能闻到。我能找到它……我能找到它……”她来到垃圾桶旁。“就在这里面。”她把垃圾翻出来，扯出最下面折好的报纸，把它打开来，就看见了我的屎。她把它拿给外婆看。
“看！”
“什么？它怎么会在这儿？！”
可可虽然还是看不见，虽然还是被困在椅子里，但仍然急切地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她叫道，“发生了什么？你找到了？”
“是屎，”妈妈答道，“垃圾桶底下有一泡屎。”
“这怎么可能？”可可说道，“之前没其他人在这里！”
“你确定没有其他人在这里？”
“是的。我叫了所有人的名字。没人来过。”
妈妈倒吸一口凉气。“我们被下咒了！是魔鬼！”
对我妈妈而言，这是符合逻辑的结论。因为巫术就是这样的。如果有人对你或你的家下咒，总会用到某样法宝或图腾，可以是一缕头发或一个猫头，充当灵体的物质形态和魔鬼存在的证明。
我妈妈一发现那泡屎，就怒不可遏。事情很严重。
她们有证据。她走进卧室。
“特雷弗！特雷弗！醒醒！”
“什么？！”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问道，“发生了什么？”
“快过来！房子里有魔鬼！”
她抓起我的手，把我从床上拖下来。大家都准备就绪，随时开始行动。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去把证据烧掉。对付巫术就要这么做，摧毁它的唯一方法就是烧掉实物。我们来到院子里，我妈妈把包着我的屎的报纸放在车道上，划燃一根火柴，把它点着。然后，妈妈和外婆围着燃烧的屎，开始祈祷、唱赞美诗。
这场骚动并没有就此停止，因为只要出现魔鬼，整个街区的人都要加入进来驱魔。如果你不加入祈祷，魔鬼就可能离开我家，去你家，诅咒你。所以，所有人都要加入。警报大作。大家奔走相告。我那矮小的老外婆走出大门，在街区来回奔走，召集其他所有老奶奶来参加紧急祈祷会。“快来啊！我们被下咒了！”
而我就呆立在那儿，看着我的屎在车道上燃烧，我那可怜的上了年纪的外婆惊恐地在街上踉跄而行，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知道没什么魔鬼，可是，我也不能坦白交代。我必须隐瞒下去？天哪。一旦有所隐瞒，诚实就绝不是什么最佳对策。于是，我保持沉默。
过了一会儿，老奶奶们都手捧《圣经》，陆续来到我家，她们穿过大门，走过车道，至少有十几个人。大家都走进房子。房子里挤满了人。这是迄今为止我们举办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祈祷会，是当时我们家历史上发生过的最重大的事件。大家围坐成一圈，不停祈祷，大家的意志十分强烈。这群老奶奶或低声吟唱，或喃喃自语，她们前后摇摆着身体，嘴里念叨着方言。我尽量低下头，想要置身事外。突然，外婆伸手一把抓住我，把我拽到祈祷圈中心，直视着我的眼睛。
“特雷弗，祈祷。”
“对！”我妈妈附和道，“帮帮我们！祈祷，特雷弗。祈祷上帝杀掉魔鬼！”
我吓坏了。我相信祈祷的力量。因此，如果我祈祷上帝杀了留下屎的家伙，而实际上那个留下屎的家伙就是我，那么，上帝就会杀了我。我僵立在那儿一动不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所有老奶奶都在看着我，于是我祈祷起来，尽我所能，结结巴巴地说道：
“亲爱的上帝，请保护我们，嗯，您知道的，不受做下这种事的人的伤害，可是，我们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这只是个大大的误会，您知道的，在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所有情况的时候，也许我们不应该这么快就下结论，我的意思是，您当然最清楚一切。天父，也许这次并不是什么魔鬼干的，因为谁也不能确定，所以，也许您能给做了这件事的人一个机会……”
这不是我表现最好的一次。我草草说完就坐了下来。祈祷继续。大家又祈祷了一会儿。然后，所有人终于觉得魔鬼已经走了，生活可以继续了，我们高声说了句“阿门”，然后大家互道晚安，各自回家。
那天晚上，我感觉十分糟糕。上床睡觉前，我低声祈祷：“上帝，我为这一切感到非常抱歉。我知道这一点也不酷。”因为我知道：上帝会回应祈祷。上帝是天父。他会时刻守护你，照顾你。你祈祷的时候，他会停下来，他会花时间听你祈祷，然而，虽然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痛苦和折磨，他有比我的屎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却还是让他听了老奶奶们两个小时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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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电视台会转播美国电视剧：《天才小医生》《女作家与谋杀案》和威廉·夏特纳主持的《救援911》。大部分电视剧都配上了南非各种语言。《家有阿福》是南非语，《变形金刚》是索托语。如果你想看英语版的，广播电台会同步播放美国原版音频。你可以把电视调成静音，搭配电台音频观看。看这些电视剧的时候，我意识到，每当黑人演员在屏幕上说着非洲语言时，我就会对他们产生一种亲切感。他们好像本就该说这种语言。然后我在广播里收听他们的同步广播，发现他们都有美国黑人口音。于是，我对他们的看法改变了。他们变得不再亲切。他们感觉好像外国人。
语言与身份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或者至少会让人产生这样的认知。如果我们说一样的语言：“我们就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说不一样的语言：“我们就是不一样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缔造者显然明白这一点。他们为分裂黑人而做出的努力之一，就是确保我们不仅在身体上被隔离，而且在语言上也被隔离。在班图学校，孩子们只用他们的母语学习。祖鲁族的孩子们只用祖鲁语学习。茨瓦纳族的孩子只用茨瓦纳语学习。因此，我们都掉进了政府设置的陷阱，相信彼此是不一样的，相互争斗不止。
如果你是种族主义者，你遇到了一个和你种族不同的人，而且他还跟你说不一样的语言，这就会强化你的种族偏见：他不一样，没我聪明。然而，语言的伟大之处在于，你也很容易用它来做相反的事情：说服人们，你们是一样的。如果和你种族不同的人跟你说一样的语言，你的大脑就会短路：“如果他跟我不是同一个种族，他就跟我不一样”这样的种族主义认知，突然与“如果他跟我说一样的语言，他……就像我一样”这样的语言认知发生碰撞。有点不对劲。而且很难把它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