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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在建立宋朝后，通过一系列的集权化改革，逐渐走出了五代乱世。但乱世并未因此而终结，因为天下尚未一统，五代遗留的弊政也尚未革除。
和大多数乱世起家的开国皇帝一样，宋太祖也不得不挥旄舞钺，完成统一。
宋朝建立之初，南方的割据政权主要有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和漳泉；北方除了北汉，还有被它的宗主国即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所占据的幽燕地区等待收复。
为实现统一，宋太祖继承了周世宗定下的先南后北的战略，优先消灭南方诸国。自唐朝中期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加上五代时期战乱频仍，中原王朝无力与劲敌辽朝展开决战。因此，宋太祖认为，只有优先统一南方，才能获取足够的经济资源，支持宋朝最终完成统一。
按照先南后北的战略，宋太祖于建隆四年（963）发动统一战争，到开宝九年（976）宋太祖去世前夕，宋朝已经消灭了绝大部分南方政权，残存的吴越和漳泉即将献土归附。北方的北汉，也在宋朝的连续打击下奄奄一息；甚至连曾经不可一世的辽朝也向宋朝频频示好，希望与宋朝和平相处。天下一统已成大势所趋。
与武功相比，具备基本儒学素养的宋太祖，文治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如果说削夺兵权、集权中央所表现的是宋太祖对武人把持的禁军和藩镇的“严”；那么太祖朝的文治则更多地表现出宋太祖对文臣、百姓的“宽”，这集中体现在推行司法改革和开创宽仁风气上。
五代时期，和行政权、财政权一样，司法权也掌控在武人手里。这些人要么不熟悉法律，要么没有公平执法的概念，由此导致司法领域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有法不依，随意执法，动辄判处重刑。
宋太祖本人也曾是这样的武人。后周显德三年（956），时任周世宗帐下大将的赵匡胤从攻南唐，克取滁州（今安徽省滁州市），并对该城实行军事管制。为了加强治安，赵匡胤一口气捕获了100多个盗贼，准备全部处死。当时正给赵匡胤做幕僚的赵普却认为，应该对盗贼一一进行审讯，然后才能定罪。赵匡胤接受了建议，经过审讯，发现居然有很多人是被冤枉的。
这件事给赵匡胤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因而在做了皇帝后，他便吸取教训，采取了慎刑的态度，尤其对死刑，非常谨慎。建隆二年（961）五月发生的“金州案”就是其中的代表。
宋朝初年，金州（今陕西省安康市）有个老汉名叫马从
，为人忠厚。可他的大儿子马汉惠却是个泼皮无赖，不仅为祸乡里，甚至还谋害自己的族人。乡亲们对他是又恨又怕。马从
实在拿这个儿子没辙，只好与妻子和次子一起杀掉马汉惠，为乡里除了一害。
中国传统社会遵从儒家推崇的孝道，反映在法律方面，便是对“父杀子”罪行的从轻惩罚。宋初，相关法律仍然沿用《唐律疏议》的条文，条文规定：对于违犯教令的子孙，如果祖父母、父母将其殴打致死，就要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如果是用刀砍死的，就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如果杀死的是没有违犯教令的子孙，惩罚就要加一个等级；如果是过失杀死子孙的，则判无罪释放。
因此，按照法律，马从
夫妇以父母身份杀死作恶多端的儿子，应该判处一年半至两年的有期徒刑；至于他们的次子，因为是从犯，所以也罪不至死。然而，金州防御使仇超与他的主要僚佐判官左扶在明知法律条文的情况下，仍然故意以谋杀罪处决了这一家三口。
宋太祖闻讯勃然大怒。他不仅将二人罢去职位，除去官员身份，还在对二人施以杖刑后将其流放海岛。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巨大的轰动。四个月后，宋太祖发布诏令，要求各地平反冤假错案，国家的司法状况开始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
以此为契机，宋太祖开始大力推进立法，完善司法体系。
首先是推进立法工作。
宋初法律以二三百年前的唐律为基础，兼用唐朝中后期及后唐、后晋、后周的相关法律，法令繁多混乱，使得执法者没有统一的法律可依。这简直就是有法不依、随意执法行为的温床。虽然周世宗时曾编撰了《周刑统》，但是条文仍然繁复，且不够严谨全面，使用起来依旧不便。
因此，建隆四年（963）二月，宋太祖命判大理寺事（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窦仪等人，再度修订法律，于当年十二月编成《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30卷，作为固定的律典；同时，又将自《周刑统》编成后，皇帝针对特定人和事发布的敕条编成《建隆编敕》4卷，作为《重详定宋刑统》的补充，颁行天下。
《重详定宋刑统》和《建隆编敕》使宋朝首次有了可供全国统一遵循的法律，也基本奠定了宋朝的法典体系。一方面，它反映了两宋两三百间年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更加适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另一方面，它贯穿着宋太祖“宽仁”“慎刑”的司法理念，对两宋三百余年的法制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推进立法的同时，宋太祖又推动了司法机构改革。
五代时期，各地民事审判机构普遍遭到破坏，负责审理民事案件的几乎都是军事法庭。在中央，刑部和大理寺形同虚设，实际主持司法工作的是军巡院；在地方，则有马步院、子城司这些机构负责审理案件。只是看名字就能知道，这些都是由武人把控的部门。
因此，有多少冤假错案，不在于有多少个仇超和左扶，而在于军巡院、马步院、子城司。最终，子城司被禁止从事司法活动；军巡院从侍卫司划给了开封府，被改造成常规的司法机关；马步院则被司寇院取代。另外，凡是负责司法工作的官员，一律起用文官，严禁武人干涉司法。
建隆三年（962）三月，宋太祖宣布恢复死刑复核制，要求地方判决死刑案，必须将审判的卷宗上报朝廷。在朝廷的大理寺对案件依法决断后，报送刑部复核；刑部复核无误，才能将案件转交给宰相机构中书门下，做最后的裁决。以死刑复核制为代表，宋代的司法体系在太祖朝初步形成，宋人重视证据的司法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
在恢复死刑复核制前夕，宋太祖语重心长地说道：“五代诸侯飞扬跋扈，经常枉法杀人，朝廷竟然置而不问，刑部的职能几乎废止。况且人命至重，朝廷要如此姑息藩镇吗？！”
“人命至重”，这条宋太祖执政的重要理念，为日后大宋三百余年的政治文明画出了准线。
以慎刑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体现了宋太祖宽仁的执政理念，这一理念还进一步塑造了宋朝开明的政治风气。
宋太祖生性豁达、胸襟宽广，这一性格深刻影响了宋初的政治环境。作为宋太祖首席谋臣的赵普，对此最有感触。
赵普（922—992），字则平，幽州蓟县（今北京市）人。在宋初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中，赵普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乾德二年（964）正月，赵普正式出任朝廷里唯一的宰相，而且一当就是10年，足见宋太祖对赵普的信任和倚重。
赵普为了国事，经常顶撞宋太祖。有一次，他提议任命某人为某官，宋太祖不同意。第二天，赵普又奏请此事，宋太祖仍然不答应。第三天，当赵普再度强硬地提出这一议题时，宋太祖大发雷霆，将赵普的奏章撕裂，一把摔在地上。赵普却神态自若，缓缓捡起奏章，回家后修补完整，第四天又呈到宋太祖面前。这次，宋太祖终于批准了赵普的奏章。而赵普推荐的这个人后来也非常称职。
还有一次，某位官员立了功，赵普建议按规定提拔。可是宋太祖因为不喜欢这个人，便怒气冲冲地拒绝了。赵普毫不妥协，声称：“赏罚是天下的，不是陛下您一个人的！”宋太祖气得扭头进了皇宫，赵普就追到宫门口等着。最后，宋太祖只好答应了赵普的请求。
可见，军人出身的宋太祖脾气很不好，动不动就发怒，但他能够容忍甚至接受反对意见。这种政治上的宽容不仅体现在对于赵普个人身上，更反映在对整个宋朝政治环境的塑造上。
相传，宋太祖在太庙里藏了一块石碑，碑上刻了三条誓言。第一条誓言说，不得对后周柴氏子孙动用刑罚，哪怕他们有一天谋反，也只能在狱中赐死，不得公开处决，更不能株连亲属。第二条誓言说，不得杀害士大夫和上书言事的人。第三条誓言说，赵氏子孙如果违背前两条誓言，就要天打五雷轰。这三条内容被称作“太祖碑誓”。
关于太祖碑誓是否真实存在，自古以来就有争议。不过，学者普遍认为，太祖碑誓的内容确实反映出了宋朝真实的政治环境，这离不开赵匡胤本人奠定的基调。
前面提到过，自从永初元年（420）南朝宋建立起，我国历代王朝就形成了诛杀前朝逊帝和宗室的血腥传统。此后，一统太平如隋朝、唐朝，战乱频仍如南北朝、五代，540年间的14个王朝，没有一家一姓试图改变这个传统。
这个传统的终结者，是宋太祖。
如前所述，陈桥兵变后，周室三王得到了妥善安置。那么退位后的周恭帝郭宗训呢？宋太祖也没有对其痛下杀手，而是改封其为郑王，封其嫡母小符后为周太后，将二人迁居到皇宫最西侧的延福宫居住。
宋太祖不仅保全了逊帝，对降王也采取不杀政策，而且这一政策被后来的宋代君主继承。作为后周宗室后裔，柴氏子孙始终受到优待，以至于小说《杨家将》里的柴郡主、《水浒传》里的柴进，都被说成是柴氏后人。那些曾称帝称王者，如南汉后主刘鋹、北汉英武帝刘继元、吴越忠懿王钱俶，都于亡国后在开封安享晚年。至于荆南高继冲、湖南周保权、漳泉陈洪进这些半独立的割据者，后来甚至做起了宋朝的实职官员。
当然，这一切仍然要以不威胁到宋朝江山为前提。曹操曾经说过：“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一旦实祸逼近，残酷的政治杀戮就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
郑王郭宗训后来被迁徙到房州（今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那里四面环山，是一座天然监狱，是历代贵族政治犯的归宿地。而担任知房州的，是宋太祖年轻时的老师辛文悦。在严密的监视下，整日提心吊胆的郭宗训郁郁寡欢，才21岁便撒手人寰。
那些受到优待的柴氏子孙实际上也与周世宗及后周无关。因为周世宗早已过继给周太祖，也早已改姓郭，从未认祖归宗。真正的世宗子孙并非“柴氏子孙”。后来，司马光和王安石还为此产生过争执。司马光强烈要求以郭姓后人作为周室代表，而王安石却执意要求继续以柴氏为周世宗后裔。最终，宋朝官方站在了王安石的一边。在柴氏子孙光鲜耀眼的背后，不仅周世宗的后代淹没于茫茫史海，甚至连周世宗郭荣的大名，也被以“柴荣”的名义遗留在人们的脑海里。
至于在蜀地影响极大的后蜀后主孟昶，思念故国的南唐后主李煜，更是成为当权者不得不除的眼中钉，二人被毒死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
看来，不杀逊帝降王也是有条件的。但比起500年间光明正大的政治杀戮，宋初对逊帝降王不仅杀的极少，而且就算是杀也只能偷偷摸摸杀，因为这种事情已经上不得台面，历史多少还是披上了一抹温情的薄纱。
相比之下，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的真实性更强，影响也更大。
纵观宋太祖在位的17年，除了贪官污吏，宋太祖确实没有杀过文臣，更没有因为别人的言论不合己意而杀人。以此为出发点，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逐渐成为宋代皇帝和官员的共识。即便是在北宋后期政治极为动荡的年代里，这种共识仍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宋神宗在位后期，曾因陕西用兵失利，准备杀掉一名转运使，遭到宰相蔡确的抵制。蔡确指出：“祖宗以来，没有杀过士大夫。没想到这种事要从陛下开始了。”宋神宗又打算将这名转运使发配充军，门下侍郎（副宰相）章惇反对说：“如此，还不如将他杀了。”宋神宗问为什么。章惇答：“士可杀，不可辱！”宋神宗气愤地说道：“痛快的事真是一件也做不得！”章惇继续顶撞说：“像这样的痛快事，做不得也好！”
到了宋神宗的儿子宋哲宗亲政时，变法派的章惇、蔡京、蔡卞等人猛烈抨击反对派，甚至罗织了反对派大臣吕大防、刘挚等人的诸多罪名，欲置之于死地。宋哲宗在接到章惇等人的奏章后问道：“这些人果然要造反吗？”章惇等回答：“确实有这样的心思，只不过行迹还没有暴露。”宋哲宗据此反驳道：“朕遵循祖宗的遗志，从来没有杀戮过大臣，把他们放了吧。”
正因为有了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这样一条“祖宗之法”，宋朝的士大夫才有了安身立命之本。学者们普遍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王朝。正是这种开明，将宋朝的文治推向了顶峰。而开明的奠基者，正是宋太祖赵匡胤。
五代遗留的弊政阴霾，开始在治世的曙光中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