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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定了禁军，宋太祖就控制了中央，解除了腹心之患。然而，要想在全国实施有效的统治，宋太祖还需要把中央的权力有效地延伸到地方，这就需要通过集权，收回地方权力。
唐末五代，地方上设有大量军事行政区，称为“藩镇”。节度使是藩镇的长官，总管境内一切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监察等事务，是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地位和声望极高。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依靠强大的禁军，虽然迫使藩镇称臣纳贡，但对藩镇控制下的地方官府鞭长莫及。藩镇一旦野心膨胀，就可能起兵叛乱，这就是当时的肢体之祸。
在平定二李之后，宋太祖曾向赵普咨询：“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个姓，战斗不息，生民涂炭，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现在想平息战乱，使国家长治久安，应该怎么做？”
赵普回答：“原因无他，不过是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现在要对其治理，也别无他巧，只要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
太祖不待他说完便接道：“卿不要再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今人常称赵普的对策为“削藩三大纲领”。“稍夺其权”是指逐渐收夺藩镇的行政权；“制其钱谷”是指收缴藩镇的财富，收夺藩镇的财政权；“收其精兵”是指收编藩镇的精锐军队，收夺藩镇的兵权。
赵普的对策可谓切中要害，不过提出“削藩三大纲领”并不需要太高的政治眼光。因为自中唐以来，历代在这些方面已经下了很多功夫。所以，赵普刚一提议，太祖马上就心领神会了。
真正需要政治智慧的是对“削藩三大纲领”的落实。要落实“削藩三大纲领”，就一定会触动藩镇利益，如何在此过程中不激化朝廷与藩镇的矛盾，对宋太祖和赵普来说着实是个考验。
首先，宋太祖如何通过渐进政策，逐步收夺藩镇的行政权呢？
节度使虽然威名赫赫，但在唐末五代的正式制度中却始终是“临时工”；因此，藩镇从来都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机构。中央朝廷之下，真正的地方官府只有州、县两级。
然而，绝大部分州、县实际上均由藩镇管辖。藩镇治所所在的州府称为“会府”，其行政长官州刺史或府尹均由节度使兼任。藩镇管辖的其他州称为“支郡”。支郡的长官刺史往往由节度使委派，尽管五代时期朝廷屡次强调，刺史必须由朝廷任命，可大多数时候，这种任命要么是一纸空文，要么是走走形式。州尚且如此，州下辖的县就更可想而知了。
藩镇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控制了地方的州政、县政；而要收夺藩镇的行政权，自然就要收夺州、县的行政权。这种在老虎嘴里拔牙的事情，必须等待时机。
宋太祖一等就是3年。
建隆四年（963）四月，宋朝先后灭掉荆南、湖南两个割据政权，两地旧有的藩镇体系也随之解体。宋太祖抓住机会，没有再在这一地区任命新的节度使，而是将新征服的州、县全部直隶朝廷，实际上罢废了支郡。此后，随着宋朝逐渐吞并南方诸国，越来越多的州、县在行政上直属中央，支郡制度在南方不复存在。
然而，对于雄踞一方的北方藩镇，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
比如，那位曾被周世宗寄予厚望的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论身份，他是周世宗和赵光义的岳父；论实力，他是河北雄藩；论地位，他镇守着京城开封的门户；论威望，他是五代名将，宋太祖还是个毛头小子时，他就已经让契丹人闻风丧胆了。
显然，跟这样重量级的人物硬碰硬，宋太祖肯定会头破血流，因此得想其他的办法。
天雄军虽然只辖有大名府（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东北），但大名府辖有17个属县。不少藩镇虽然支郡众多，但辖县还不及大名一个府。因此，天雄军在北方藩镇中实力仍为翘楚。符彦卿就是通过控制这17个县，成为令天下人高山仰止的头号强藩。
不过，县政虽然重要，但县令的级别并不高，这让宋太祖找到了突破口。他采用了朝官知县的办法，逐渐挖空了符彦卿的统治根基。
朝官，是指宋朝中央有权上朝谒见皇帝的高级文官；知县，是指认他官主持县政的一县之长。
建隆四年（963）六月的最后一天，符彦卿迎来四位不速之客。宋太祖以符彦卿在大名府“专恣不法，属邑不治”为由，派遣大理寺正奚屿知馆陶县（今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祜知魏县（今河北省邯郸市魏县南）、监察御史杨应梦知永济县（今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北）、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县（今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四县都是大名府的属县，四位知县理所应当要受符彦卿的节制。加之符彦卿本身也无意与宋太祖作对，因此对这项任命并没有表现出抵触情绪。
不过，这四位知县终究是带着大理寺正、监察御史等原有的官职来上任的，中央高级文官的身份绝非一般县令可比，符彦卿在礼仪上丝毫不敢怠慢。比如，知魏县的王祜，每次前来拜谒，符彦卿都会让属僚代摆筵席，安排住处，以示自己对知县个人和朝廷的友好。
符彦卿好不容易跟四位知县混熟了，没承想过了大半年，为防止节度使与地方官关系过密，宋太祖一纸皇命，知县全部换了人。符彦卿的公关工作又要从头再来。
新来知永济县的朝官是右赞善大夫周渭，但他对符彦卿的态度，可谓既不赞也不善。周渭去大名府上任时，符彦卿亲自到郊外迎接，这是极大的礼数。但周渭连马都没下，只是朝符彦卿拱拱手，算是还了礼。随后，周渭在公馆与符彦卿正式相见，却毫无下属初见长官的礼数，对符彦卿完全平礼相待。
主持县政后，周渭更是直接听命于朝廷，根本不把符彦卿放在眼里。当时县里有强盗伤了人，周渭立即派人追捕，然后连同藏匿强盗的同伙一并正法。这么大的案子，他连招呼都不向符彦卿打一个。其蔑视符彦卿的权威到如此程度，符彦卿却一声不吭。
就这样，符彦卿在辖区内的权威开始降低。随着朝官知县制度的推广，宋太祖开始将中央的权力渗透到各大藩镇的基层，并在此基础上派遣朝官知州。节度使的行政权力就这样被一步步架空，迁调甚至罢免节度使的时机也随之成熟。
将节度使调离自己苦心经营的大本营，这在五代时期是极为敏感的大事。周世宗时，每调离一位节度使，都会如临大敌，甚至要先发兵做好应对叛乱的准备，然后才敢发布调令。
相比之下，宋太祖就从容多了。开宝二年（969）七八月，宋太祖一纸调令，命符彦卿离开了盘踞15年之久的天雄军，去做凤翔节度使（治凤翔府，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尽管符彦卿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却不敢有任何异议，只能匆匆上路。
这年十月，宋太祖又故技重演，再度上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不过，这次跟他喝酒的不再是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而是一群桀骜不驯、资历比皇帝都老的节度使。
酒酣之际，太祖从容地对他们说：“卿等都是国家的宿旧，却常年镇守藩镇，劳苦疲惫，这可不符合朕礼遇贤臣的本意啊。”
前任凤翔节度使王彦超眼看着符彦卿被强令去接自己的班，已经揣摩出宋太祖的心意，便主动请辞道：“臣本来也没什么功劳，长期冒受荣宠，如今岁数大了，希望能够退休，回家去过田园生活，这是臣最大的愿望。”
然而，其他节度使却不以为然，竞相炫耀起自己的战功，以示自己根本没老。没想到宋太祖冷冰冰地应道：“都是前朝旧事，有什么好提的！”
酒宴过后，包括王彦超在内，五位与会的节度使在一日之内被罢，留在开封城里养老。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与此同时，宋太祖逐渐将藩镇辖下的支郡改隶朝廷。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也就是太祖去世、太宗赵光义继位后的第二年，节度使支郡制度终于被彻底废除。
这事与两位重量级人物有关：一位是曾任宰相的赵普，一位是太祖与太宗的舅舅杜审进。
宋太祖晚年，赵普罢相，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以孟州（今河南省孟州市）为会府，下辖支郡怀州（今河南省沁阳市）。
由于宋太宗曾与赵普势同水火，因此在继位后，他特意委派与赵普关系不佳的高保寅知怀州，希望通过高保寅来牵制赵普。然而，高保寅到任后，不但不能掣肘赵普，还被赵普穿了小鞋。一气之下，他上奏宋太宗，请求废除藩镇统领支郡的制度。宋太宗虽然没有骤然废除支郡，但还是将怀州改为朝廷的直辖州。
怀州“支”改“直”事件，成为新的风向标，首先捕捉到风向的是虢州（今河南省灵宝市）刺史许昌裔。虢州是保平军的支郡，许昌裔上奏称，宋太宗的舅舅、保平军节度使杜审进有许多工作失误。宋太宗随即派右拾遗李瀚前去巡视，李瀚巡视后汇报称：“节度使统领支郡，多任用亲信官吏掌管关津、市场，这非常不利于商业贸易，致使天下的货物流通不畅。希望陛下不再让节度使统领支郡，这也是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强干弱枝的办法。”
这年八月，宋太宗接受李瀚的建议，正式下诏将全国18个节度使的近40个支郡改为朝廷的直辖州。
至此，节度使统领支郡的制度被彻底废除，宋朝彻底完成了“稍夺其权”的任务。整个过程用了14年，竟然没有引发一场藩镇节度使的叛乱。可见，宋太祖的渐进策略发挥了巨大作用。
除了渐进策略，宋太祖在收权过程中还采取了以退为进或专业化等手段，这些手段在更为复杂的“制其钱谷”过程中被广泛使用。
作为大一统王朝，中央的财政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地方征收的。因而，如何对这些财税进行分配，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问题。自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起，中央与地方一直实行财税三分制，就是将地方征收的财税分成三份：一份上缴中央，称为“上供”；一份由节度使调用，称为“送使”或“留使”；一份留给州府自己使用，称为“留州”。
名义上，州府是直属于中央朝廷的地方官府，留州的财税属于朝廷而不属于藩镇。但实际上，中唐以来，各州府均被节度使控制，留州与送使并无区别。这样一来，上供的财税屈指可数，节度使却聚敛无度。
财税的征收包括现钱、粮食、布帛等多种形式。藩镇要养兵，就需要囤积大量的粮食。可相较于粮食，节度使们对现钱的需求反而更紧迫，这种需求是由兵制决定的。
当时，无论中央的朝廷，还是地方的藩镇，都在军队中普遍实行募兵制。士兵完全脱离生产，与朝廷或藩镇建立雇佣关系。士兵为雇主卖命打仗，雇主给士兵发兵饷。这些职业军人本质上与今天拿工资的上班族没有区别。作为货币的现钱方便购买生活用品，因而绝大多数士兵要求以现钱作为报酬。
结果，谁拥有更多的货币，谁就有能力笼络更多的士兵，进而操控军队，呼风唤雨。财税三分制，显然更有利于藩镇聚敛货币，这就成为藩镇割据的经济基础。为了聚敛更多的现钱，藩镇还大收商税，操纵金融，无所不用其极。
宋初，这样的局面丝毫没有改变。当时国家初立，宋太祖不可能去跟节度使“抢钱”，于是只好“曲线救国”，下令宽征商税，以变相减少藩镇的货币收入。
到了乾德二年（964），随着“稍夺其权”开始在南北同时落实，宋太祖将“制其钱谷”提上了日程。在赵普的建议下，宋太祖下诏，命令各州每年所收田租、商税，涉及货币的除了留在州中用于日常开支外，其余的一律送往京师。次年三月，宋太祖又重申了这道命令。
两道《乾德诏令》，事实上是宣布了在货币财税领域废除送使制度，改财税三分制为上供、留州二分制。
如此抢夺藩镇的钱袋子，宋太祖就不怕节度使造反？
当然怕，所以宋太祖做了妥协。尽管州府要将自用经费以外的财税全部上缴，可是自用经费有多少，全由州府说了算，州府完全可以虚报经费。更何况，当时绝大多数州府的行政权还掌握在节度使手里。两道诏令，充其量是把各州府的货币收入在名义上挂在朝廷名下，藩镇并没有太大损失，自然不会有抵触情绪。
可这就意味着，朝廷的国库依然没多进多少钱。
别着急，宋太祖还有后手，这一次，他动用了金融手段。
早在唐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大宗贸易中越来越依赖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可是作为货币的现钱太笨重，运输携带极为不便。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社会上出现了“飞钱”业务。
在京经商的商人，可以将大量现钱交给节度使的进奏院（相当于驻京办事处），或交给京城富商开办的连锁金融机构，然后拿着进奏院或富商开出的票据，到相应的藩镇取款办事，这种汇兑业务就是“飞钱”。
通过飞钱，藩镇吸纳了巨额货币，操控金融，大发横财。唐朝朝廷虽屡下禁令，但由于飞钱符合市场需求，因此屡禁不止。
一心收夺藩镇财权的宋太祖，自然不会放纵节度使靠飞钱敛财，但也知道再下禁令于事无补。他干脆自己做起了“飞钱”业务。开宝三年（970）五月，宋太祖在开封开设便钱务，规定商人可以将现钱交给国库，然后由便钱务发给票据，商人凭票到各州府取款。
由于此前宋太祖的两道《乾德诏令》，已经使地方货币全部以留州名义挂在朝廷名下，这就为便钱务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便钱务成立时，大规模的节度使迁调、罢免工作已经开始，自顾不暇的节度使既不敢也无力公然反抗。
这样，国库不断吸纳商人的货币，而各州府以留州名义虚报截留的货币却被商人兑换走，地方的货币变相流入朝廷的国库。在专业化的金融手段和其他各项政策的配合下，“制其钱谷”完美收官。
在“制其钱谷”的过程中，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事是朝官知场务。建隆元年（960）十一月，宋太祖在平定李重进后，便派枢密直学士杜韡监扬州税务，直接掌控一地的征税大权。这是朝官知场务的开始，甚至比朝官知县还要早。到了太祖朝中期，朝官知场务已经成为一种制度。
另一件事是“杯酒释财权”。据说，宋太祖曾在便殿举行酒宴，席间问一位节度使：“你除了上缴给朝廷的钱帛外，每年自己能留下多少钱？”节度使报了一个数额后，太祖又问：“你看这样行不行？这笔钱我来出，算你个人收入。你也不用守在藩镇了，干脆入朝为官，与朕日日宴乐。你以前每年收的钱，我照数发给你。怎么样？”节度使欣然同意。
“杯酒释财权”颇为传奇，很像是仿照“杯酒释兵权”杜撰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反映出的基本逻辑是真实的。“杯酒释财权”后，朝廷的收入虽然没有增加，但节度使因收入没有减少，而对朝廷收缴藩镇财权的抵触情绪大为减少。这与“杯酒释兵权”一样，都是通过一种经济补偿来达成赎买的目的。
失去行政权和财政权的藩镇，兵权自然也握不长久。
与“制其钱谷”类似，为了“收其精兵”，宋太祖也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早在建隆二年（961）五月，太祖便下诏，要求藩镇提升那些骁勇善战的精锐士兵的个人等级。这道诏令获得了广大藩镇的积极响应，因为藩镇登记的精锐士兵越多，就越有理由截留更多的财税，从而就越有财力雇佣更多的士兵，供养更多的军队，然后对抗朝廷。
藩镇想得很美，却没想到因此掉进了宋太祖的陷阱。
乾德三年（965）八月，宋太祖终于公开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发布了开国以来第一道收编地方精兵的诏令。收兵令要求藩镇将精锐士兵送至开封，由朝廷的军头司负责拣选，符合标准的就留下补入禁军，不符合标准的就退回藩镇。由于有了四年前的准备，朝廷早已掌握了藩镇精兵的实际人数，使得藩镇无法瞒报。就这样，全国的精锐军队被征集到国都开封，藩镇军队走向衰落。
此后，地方精兵被源源不断地送入中央，驻扎在京城的禁军数量迅速膨胀到几十万人，几十万人的军费开支成了严峻的问题。
募兵制下，军人的工资以及军队的粮饷、装备全靠朝廷支付。对朝廷而言，既没钱养这么多人，也不需要这么多人，最佳的解决之道无过于裁军。但在传统募兵制下，军队根本就裁不下去。因为，对职业士兵而言，被裁员就意味着失业，一家老小要喝西北风。这帮人本来就是刀尖舔血的亡命之徒，真被逼到悬崖边上，分分钟就会给你再上演一次唐末五代“炒老板”、抢国都的传统兵变。
既要裁员，又不能裁员，这个矛盾恐怕早就被不少五代时期的掌兵者看穿了。可是在兵变之祸此起彼伏的年代，谁也不敢轻易去捅这个马蜂窝。
直到宋朝建立。
建隆元年（960），宋太祖尝试用一种新方法来协调矛盾。他在禁军中设置剩员，专门安置军中的老弱病残。剩员仍然保留军籍，但不用再上前线，平时只负责铺道路、盖房子、疏河道之类的劳役，因此领取的兵饷只有一般士兵的1/3甚至更少。
剩员的设置巧妙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首先，让老弱病残退下来，使禁军的战斗力大为提升；其次，剩员开支小，朝廷养兵压力大为缓解；再次，由于剩员负责劳役，朝廷就能减少雇佣或征调民夫，原来的劳役人工成本实际上抵冲了剩员的养兵经费；最后，剩员保住了饭碗，于其个人不至于家破人亡，于国家不至于诱发兵变、民变。
由于有了剩员，因此当数十万的藩镇精兵齐聚开封后，宋太祖也有了解决办法。此后，宋太祖严格执行对禁军士兵的甄别拣选，不合格者全部淘汰为剩员，禁军兵力被精简到12万。
随着精兵不断内调，地方军队渐渐只留下了老弱病残。他们也和剩员一样，变成了不再出征的劳役之兵，被称为“厢军”。由于功能相近，“厢军”逐渐取代“剩员”，成为从禁军淘汰的士兵的代名词，这种淘汰被称为“落厢”。禁军与厢军的分别，从中央与地方，变成了是否作战。作为战斗序列的地方军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至此，宋太祖和平收编了藩镇军队，这也标志着他不动声色地落实了“削藩三大纲领”，再造了一个久违的强势中央。
落实“削藩三大纲领”，其实和“杯酒释兵权”一样，只是“收权”。那么，该如何保证收回来的权力不再失去呢？
还得靠制度。
首先是地方行政权。虽然宋太祖用朝官知州、知县取代了节度使，但是他担心知州权力过大，因而又设立了通判。通判地位在知州之下，与知州同理一州之政，俨然是一州的“二把手”；通判还对知州有监察权，俗称“监州”。二者互相制约，都难以一支独大。
通判还握有一州的财政权。另外，掌控地方财政权的官职还有转运使，这本是战时负责筹运军粮的临时职务，宋太祖却将这一职务常态化，让其协同通判总揽地方财权。建隆四年（963），第一批通判和新式转运使在新征服的荆南、湖南旧地诞生。
与收夺行政权和财政权相比，收夺地方兵权后，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浮出了水面：地方军队消失了，谁来维护地方治安和边镇安全？
既然厢军不行，那就只能靠禁军了。
宋太祖晚年，随着宋朝疆域的扩大，禁军兵力增长至19.3万。对于这近20万禁军的使用，宋太祖采取了两个原则。
第一原则是内外相制。宋太祖将10万禁军驻京，10万禁军外派地方。一旦京师生变，各路兵马就能立刻联合起来，讨伐不臣；而一地一州的禁军，又不足以发动颠覆天下的兵变。
第二原则是更戍法。其实，五代时期也用过禁军进驻地方的办法。刚开始的时候，这些禁军的确能够对当地藩镇形成威慑，可是久而久之屯驻在地方的禁军反而成了地方军队，与藩镇兵合二为一，加强了藩镇势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宋太祖在禁军中实行更戍法。屯驻在地方的禁军每隔一两年，最多三年，就要更换一次驻地，或者调入京城休整。更戍法换兵不换将，这样既能保证将领长期驻守一方，熟知地理风俗；又能防止士兵与将帅结成根深蒂固的私人效忠关系，从而降低地方叛乱割据的概率。
对于宋太祖来说，宋初面临的最大历史命题，是如何使宋朝免于沦为第六个短命小朝廷“后宋”，如何使宋朝彻底摆脱五代改朝换代、兵祸不断的诅咒，从而为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奠定基础。宋太祖的一系列集权政策和制度“组合拳”，彻底解决了这些历史难题。中唐以来的兵祸，以及兵祸引发的政治动乱，至此彻底根除。
而上一节里“杯酒释兵权”留下的问题，至此也迎刃而解。
昔日的禁军高级将领在到地方担任节度使后，尽管久踞雄藩，备受优待，却根本没有机会成为下一个李筠。在渐进式集权的大氛围下，他们甚至相当配合和知趣。
最突出的要数王审琦，他在忠正军（治寿州，今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做了八年节度使。当时，他管辖下的某个县的官员犯了法，县令自行免去了这名官员的官职。但是按照惯例，这种人事任免，县令必须请示节度使。忠正军的幕僚大为不满，向王审琦汇报，要求巡察县令。王审琦却说：“五代以来，藩镇强横，使得县令不能专心处理县政。现在天下太平了，我勉强来当节度使，而辖区内的县令能够罢免不称职的官吏，这本来是值得奖赏的事情，有什么好巡察的！”
像王审琦这样深明大势的原禁军高级将领不在少数，不过大多数没他这么好的素养。比如，石守信在担任节度使期间专事聚敛、大兴土木；还有最早被罢军职的赵彦徽，在藩镇内也是不恤民事，成了敛财的土财主。
因此，“杯酒释兵权”后的禁军大将不可能成为威胁朝廷的强藩，这在君臣之间是有相当默契的。
然而，宋太祖的政策也不是毫无问题。禁军大将的兵权是赎买回来的；在渐进式集权过程中，节度使的权力又何尝不是赎买回来的？“杯酒释兵权”也好，“杯酒释财权”也罢，“释”掉权力的那杯“酒”，在避免矛盾激化的同时，也成为一张朝廷颁发的“腐败许可证”。
双刃剑还不止于此。集权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处理不好顶层集权和基层活力的关系，集权就会走向反面。
在这个问题上，宋太祖是理性的，并没有因噎废食，但是他无法逆转历史的惯性。
在完成“制其钱谷”后，地方向中央上缴财政收入的政策被继续留用。不过，宋太祖并没有“立额”。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要求地方官府必须上缴固定数量或比例的财税。当时各州府上缴朝廷的税收之数，完全由通判根据当年的收支之数，上报给统管财政的部门三司，称为“应在”。
但这项政策在宋代第三任皇帝宋真宗时发生骤变。大中祥符元年（1008），三司明确规定了各转运使辖区内每年要缴纳的税收额度。此后，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并解决朝廷的财政危机，这个额度越来越高：王安石变法，增加一倍；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更是增加至十几倍；到了南宋时期，地方能够留用的财赋已经所剩无几。
竭泽而渔的后果是朝廷账目上的收入越来越多，但可供地方支配的钱越来越少。大脑再发达，只要四肢抽筋麻痹，王朝也必然走向瘫痪。
前线军队也一样。为了使军队保持活力，宋太祖在收夺地方权力的同时，授予边镇将领诸多特权。比如，边将可以照旧截留地方财税，甚至可以公开从事边境贸易，以此来壮大边镇财力，提高军队战斗力。
宋太祖还给予边将足够的信任和更大的自由空间，对他们优宠有加。
比如，镇守西山的西山巡检郭进，曾被帐下军校诬告谋反。宋太祖根本不信，直接把那个军校交给郭进，让他自行处置。
后来，宋太祖命有关部门在开封为郭进盖房子，全部使用筒瓦。有关部门表示，按照旧制，只有亲王、公主的宅子才能用筒瓦。宋太祖闻言大怒：“郭进在西山守了十余年，使我没有北顾之忧。我待郭进，难道能比待自己的儿女还差吗？！”遂命有关部门赶紧去给郭进盖房子。
深受信任的郭进得以排除诸多政治干扰，在军事上一显身手，频频击败北汉和辽朝的军队。
像郭进这样的边镇名将，当时共有14人，其中甚至包括韩令坤这个在开国之初便被罢去禁军兵权的高级将领。可见，在太祖朝，收夺兵权防范生变和授予兵权保持活力并不冲突。
可宋太祖的后继者们，无论是皇帝，还是那些文臣士大夫，都一味强调猜忌、制约武将的“祖宗之法”。对于武将，宋朝君臣沉迷于“将从中御”的驭将之术，直到发展出让前线将领按照既定阵图排兵布阵的荒唐举措。无数名将横遭掣肘，甚至在猜忌中不得善终。两宋名将抑郁而终者如狄青、王坚，被迫自尽者如郭进、余玠，当然还有妇孺皆知的杨业、岳飞。宋朝常年武功不振，实不足为奇。
朱熹曾说：“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宋朝的执政者本意是加强朝廷的力量，防止地方分裂，从而长治久安；却未承想，反而导致整个国家的痉挛，直至最后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