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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夺兵权:温情脉脉地拔除祸根

陈桥兵变虽然成功,善后工作却任重道远。宋太祖首先要直面的,便是军事叛乱。

建隆元年(960)四月十四日,距离宋朝开国仅三个月,昭义军节度使(治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李筠便以匡复周室、讨伐叛逆为名起兵造反;淮南节度使(治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李重进也蠢蠢欲动。六月,平定李筠。九月,李重进反;十一月,李重进战败自尽。

李筠和李重进除了都姓李外,还有一些相同点。比如,两人都曾任职中央禁军,都曾建有赫赫战功,都在军中有极高的人望,最后都以节度使的身份在地方起兵叛乱。

不过,李筠盘踞昭义军长达十年,是地方实力派。他能够在昭义军发动全面动员,给宋太祖造成了不小的压力。而李重进作为昔日的侍卫都指挥使,基本盘全在中央。一旦被派驻淮南,李重进的实力便迅速削弱。他在淮南立足未稳,兵寡将弱,宋太祖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他消灭掉了。

平定二李事件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力。各地心怀怨愤、厉兵秣马的节度使纷纷遣使入朝,表示愿与新王朝合作。宋太祖成为暂时做稳皇帝的人。

但他知道,在这个皇帝人尽可做、朝廷威信扫地的时代,举国上下都充斥着另一种人——想做皇帝而不得的人。

五代兵祸的直接源头是禁军和藩镇。前者是腹心之患,后者是肢体之祸;前者关系生死存亡,后者关系长治久安。

目睹、参与过多次兵变,最终靠兵变上台的宋太祖深知,要保住大宋江山,摆脱短命厄运,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禁军,或者说是能够左右政局的禁军高级将领的问题。

宋初延续了后周制度,禁军两司共有九名高级将领:

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  韩令坤

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 石守信

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   张令铎

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   张光翰

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   赵彦徽

殿前都点检  慕容延钊

殿前副都点检 高怀德

殿前都指挥使 王审琦

殿前都虞候  赵光义

在这九位高级将领中,除了赵光义(即赵匡义,因为赵匡胤称帝后,要避皇帝名讳,所以赵匡义改名叫光义)是以皇弟身份任此高职外,其他八人都是陈桥兵变的功臣,可谓开国元勋。

另外,八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后周时就已是禁军的重要将领,甚至绝大多数是高级将领。他们手握重兵,在军中有一定的威望,与宋太祖的地位不相伯仲。他们是否位列禁军高级将领,与宋太祖的提拔赏识关系并不大。与其说他们是宋太祖的心腹大将、开国元勋,倒不如说是大宋朝的“合伙人”。

换句话说,他们同样具备发动兵变、篡夺皇位的潜质,而并不受宋太祖个人恩惠的约束。“合伙人”一旦想独立,宋太祖根本拦不住。

“想做皇帝而不得的人”,首先指的就是这八位开国元勋。

对于这样的人,最直接的解决办法,便是像刘邦那样,兔死狗烹。这也是五代时期的惯用伎俩。但对宋太祖来说,这实在是下下策。

首先,皇帝猜忌功臣将帅,动辄诛杀,结果搞得人人自危,人心不宁,反而会造成政局更大的动乱。对一心求治的宋太祖而言,开国元勋不能杀。

其次,开国元勋可能居功自傲,甚至弄权枉法,但毕竟不是谋逆作乱。只要能够抑制这些人的野心,使他们不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那么开国元勋就不必杀。

最后,开国元勋个个都跟宋太祖交情深厚,这也是宋太祖能够兵变成功的重要原因。韩令坤是宋太祖从小玩到大的发小;慕容延钊被宋太祖当作亲哥哥对待,即便是称帝以后,宋太祖仍然叫他大哥;石守信、王审琦是宋太祖的拜把子兄弟;高怀德、张令铎跟宋太祖的关系也不一般,尤其是高怀德,在宋朝开国的第八个月,就娶了宋太祖的“擀面杖”妹妹燕国长公主,成了宋太祖的妹夫;张光翰和赵彦徽,跟宋太祖也有些交情,宋太祖还因为赵彦徽也姓赵,跟他论起了同宗之谊,认他当了大哥。对于重感情的宋太祖而言,这样的开国元勋自然也不愿杀。

不能杀、不必杀、不愿杀,宋太祖决定不杀,改而尝试采用更加温和的方式,去解决八大元勋的潜在威胁。

建隆元年(960)八月初一,为了庆祝平定李筠,宋太祖在万春殿大宴群臣。此前,对平叛军功的赏赐工作已经展开。5天之后,张光翰和赵彦徽分别出任永清军(治贝州,今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西北)、建雄军节度使(治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市),成为八大元勋中第一批被解除兵权的人。

与其他六人相比,张光翰、赵彦徽与宋太祖的关系相对疏远;陈桥兵变前夕,也仅是禁军中级军官,并非高级将领。骤升高位,觍居元勋,两人整日提心吊胆,生怕皇帝秋后算账。现在罢落军职,外放藩镇,反而说明皇帝给自己留了一条活路。

张光翰与赵彦徽的落职悄无声息,以至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对这样重大的人事调整都缺失记载。一场削夺禁军高级将领兵权的好戏,就此拉开帷幕。

建隆二年(961)闰三月,又一场酒宴在广政殿隆重举行,这次的主角是刚刚罢落军职的韩令坤和慕容延钊。

韩令坤和慕容延钊是两司“一把手”,但早在陈桥兵变之前,二人就先后领兵出巡河北。韩令坤参与平定二李之事,断断续续地留在京城,勉强还能管管侍卫司的军务;慕容延钊却常年在外,对殿前司的事根本无从过问。

一个像极了韩通,另一个像极了李重进。

毕竟,对皇帝宋太祖也好,对两位曾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大将也好,为了避免尴尬,相见不如不见。这就注定了两人的命运。

罢免军职后,韩令坤与慕容延钊一北一南,分别出任成德军节度使(治镇州,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治襄州,今湖北省襄阳市)。

不过,宋太祖也并没有让二人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对于草创未稳的宋朝而言,北有契丹威胁,南有诸国待战,仍需良将镇守国门。韩令坤与慕容延钊待在中央,那是架在太祖自己脖子上的两把刀;可去了边疆,他俩就成了宋朝的一对活门神。

因此,二人出守藩镇的地点也是宋太祖精心选择的。镇州是北疆重镇,韩令坤兼任北面缘边兵马都部署,威名赫赫,日后成为太祖朝著名的十四边将之一;襄州则是南疆的大门,慕容延钊兼任西南面兵马都部署,尽忠职守,后来成为统一战争的主帅。

为了表达对宿旧元勋的尊重,也为了化解情感上的尴尬,宋太祖在广政殿大摆宴席,亲自为即将赴镇的韩令坤和慕容延钊送行。此后,节度使到藩镇履职,皇帝都依据这次酒宴的规格,举办送别会。

觥筹交错间,八大元勋已去其半。

按照宋太祖的计划,禁军的人事调整到此告一段落。毕竟宋朝要统一天下,还需要依靠这些大将带兵打仗。

然而,已经升任枢密副使的赵普却不同意。他数次向宋太祖进谏说:“不能再让石守信和王审琦统率禁军了。”

“这两人怎么可能造反呢?”对赵普的话,宋太祖非常不屑。在他看来,石守信、王审琦,包括高怀德和张令铎,这些人都是自己的兄弟,靠得住。

赵普却回答:“石守信和王审琦确实不会造反。可据臣观察,他们两个驾驭不了手下的官兵。万一哪天下面的人想拥立他俩搞兵变,恐怕到时候他俩不想造反也不行了。”

赵普的话说得很委婉,但宋太祖依旧不信,他反问赵普:“国家如此重用他们,这两个人怎么会辜负朕?”

没想到赵普硬邦邦地回了一句:“那陛下又怎么能辜负世宗?”

宋太祖不再争辩。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赵普是对的,只是这次要罢免自己最亲近的弟兄,面子上太难看了。

酒宴,也只有酒宴,才能最后一次帮宋太祖化解尴尬。

七月的一天,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和张令铎接到宋太祖的邀请,结伴入宫,参加皇帝老大哥举办的酒宴。兄弟五个开怀畅饮,把酒言欢。

酒至半酣,宋太祖悄悄屏退左右,跟四位兄弟感慨道:“要不是哥几个卖力,我老赵绝对没有今天。你们的功德,我是一刻也没忘记啊!”可说着说着,太祖突然叹了口气,“唉,我太难了,这皇帝当的,还不如当节度使的时候快乐呢,我现在天天失眠,睡不着觉。”

石守信等人直愣愣地看着宋太祖,心说,老大喝多了吧,哪有当皇帝不快乐的道理啊?大家便问:“陛下,您这皇帝当得好好的,怎么睡不着觉了呢?”

宋太祖答道:“这也不难理解,谁不想当皇帝呢?”

此话一出,四人吓得立马从椅子上滚落,跪在地上拼命磕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您就是真命天子,谁还敢有二心?”

宋太祖却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当然没有二心,可一旦你们那些贪图富贵的手下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做不做皇帝,你们说说,还由得了你们自己吗?”

四人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以为皇帝要大开杀戒,一个个痛哭流涕,苦苦央求道:“臣等太蠢了,没想到这一点。求陛下可怜我们,给我们指条活路吧。”

宋太祖见火候已到,这才徐徐劝导说:“人生犹如白驹过隙,一晃就过去了。那些想要大富大贵的人,不过就是想多攒点钱,让自己和子孙享福。既然是这样,兄弟们,你们何不交出兵权,出守藩镇,多买好地好房,留给子孙后代。然后,再多置些歌儿舞女,每天喝酒唱歌,以终天年。我跟你们结为亲家,从此君臣一体,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是很好!”

四人得知捡了条命,连忙拜谢道:“陛下这样为臣等着想,真是让臣等死而复生啊!”

第二天,四人集体递交辞呈,宋太祖见了非常高兴。

七月初九,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侍卫都虞候张令铎罢落军职,出守藩镇。侍卫副都指挥使石守信虽然扶正,但很知趣地只管在侍卫司打酱油;到了第二年,石守信也卸掉了“吉祥物”的空头衔,一身轻松地到地方藩镇赴任去了。

这最后一场酒宴,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后,宋太祖履行了诺言,至死也没有为难石守信等人;他与诸将结为亲家的承诺也得到兑现。除了高怀德已经做了宋太祖的妹夫外,石守信、王审琦的儿子都娶了宋太祖的女儿,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了宋太祖的弟弟赵光美。

不过,“杯酒释兵权”后仍然有一个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离开中央的前禁军高级将领们,短期内就像李重进一样,对朝廷的威胁已无足轻重。可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雄踞一方的节度使,谁又能保证在足够长的时间后,他们不会变成李筠呢?

宋太祖能保证,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留到下节再说。

继续回到“杯酒释兵权”。

我国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评价说,“杯酒释兵权”“是一种最高的政治艺术的运用。一席酒宴解决了不断兵变和不断改朝换代的祸根”。

柏杨先生只说对了一半。“杯酒释兵权”确实是“最高的政治艺术的运用”,宋太祖只用一席酒宴,便化解了君臣间情感上的尴尬,减少了被罢兵权者的抵触情绪。但仅靠一席酒宴根本不可能解决“不断兵变和不断改朝换代的祸根”。宋太祖罢免八大元勋,都动用了酒宴,但不是一席,而是三席;何况最后一场“杯酒释兵权”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发生过,也一直存在争议。

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八大开国元勋之罢免,充其量只是一次性的人事调动;要永久性地解决兵变隐患,还是要依靠制度,而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抑制和制衡。

首先看抑制。在“杯酒释兵权”后,9个禁军高级将领的职位中,有5个级别最高的职位被长期空置。其中,宋太祖曾经担任的殿前都点检,及其副职副都点检正式废除。侍卫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虽然保留着职位,但在太祖朝始终没有再授予他人。禁军将领的级别被压制下来,在军中的威望也大不如前。这就压制了他们在军中的实力和政治野心。

其次看制衡。由于不再任命统一管理侍卫司的将领,侍卫马军和步军逐渐分离,各自为政。到了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正月,侍卫亲军的三个高级职位也被正式废除,马军司与步军司正式独立。至此,后周以来的禁军两司彻底分裂为三衙,彼此的制衡性明显加强。

与此同时,宋太祖继承了周世宗的做法,进一步强化枢密院对禁军的牵制力量。枢密院虽然手里无兵,却拥有根据皇帝命令调动军队的权力;禁军三衙虽统率千军万马,却只负责日常训练、禁卫戍守、升降赏罚,没有枢密院的调令,连一兵一卒也调动不出来;至于行军打仗时任命谁当将帅,派遣哪支军队,更是皇帝亲自执掌的权力。枢密院的职能最终在宋太宗晚年稳定下来,从而形成“枢密院—三衙体制”。

抑制和制衡的原则被北宋贯彻始终。禁军三衙高级将领的级别在后来也进一步受到压制。三衙的正职都指挥使也开始频繁阙任,甚至连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等副职也不任命,而是找些级别更低的禁军将领来主持部门工作。

至此,禁军高级将领发动兵变的道路被彻底堵死,五代时期禁军大将威风八面的风采彻底成为历史。陈桥兵变的善后工作终于完成,五代时期兵变不断的“传统”被彻底终结。 oGI8gOHkJcumxeMEYWoIBMsLHle2NjosDYvigoZwTQrYL94Yw9HP568BfY92J9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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