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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兵变虽然成功，善后工作却任重道远。宋太祖首先要直面的，便是军事叛乱。
建隆元年（960）四月十四日，距离宋朝开国仅三个月，昭义军节度使（治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李筠便以匡复周室、讨伐叛逆为名起兵造反；淮南节度使（治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李重进也蠢蠢欲动。六月，平定李筠。九月，李重进反；十一月，李重进战败自尽。
李筠和李重进除了都姓李外，还有一些相同点。比如，两人都曾任职中央禁军，都曾建有赫赫战功，都在军中有极高的人望，最后都以节度使的身份在地方起兵叛乱。
不过，李筠盘踞昭义军长达十年，是地方实力派。他能够在昭义军发动全面动员，给宋太祖造成了不小的压力。而李重进作为昔日的侍卫都指挥使，基本盘全在中央。一旦被派驻淮南，李重进的实力便迅速削弱。他在淮南立足未稳，兵寡将弱，宋太祖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他消灭掉了。
平定二李事件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力。各地心怀怨愤、厉兵秣马的节度使纷纷遣使入朝，表示愿与新王朝合作。宋太祖成为暂时做稳皇帝的人。
但他知道，在这个皇帝人尽可做、朝廷威信扫地的时代，举国上下都充斥着另一种人——想做皇帝而不得的人。
五代兵祸的直接源头是禁军和藩镇。前者是腹心之患，后者是肢体之祸；前者关系生死存亡，后者关系长治久安。
目睹、参与过多次兵变，最终靠兵变上台的宋太祖深知，要保住大宋江山，摆脱短命厄运，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禁军，或者说是能够左右政局的禁军高级将领的问题。
宋初延续了后周制度，禁军两司共有九名高级将领：
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 韩令坤
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 石守信
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 张令铎
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 张光翰
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 赵彦徽
殿前都点检 慕容延钊
殿前副都点检 高怀德
殿前都指挥使 王审琦
殿前都虞候 赵光义
在这九位高级将领中，除了赵光义（即赵匡义，因为赵匡胤称帝后，要避皇帝名讳，所以赵匡义改名叫光义）是以皇弟身份任此高职外，其他八人都是陈桥兵变的功臣，可谓开国元勋。
另外，八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后周时就已是禁军的重要将领，甚至绝大多数是高级将领。他们手握重兵，在军中有一定的威望，与宋太祖的地位不相伯仲。他们是否位列禁军高级将领，与宋太祖的提拔赏识关系并不大。与其说他们是宋太祖的心腹大将、开国元勋，倒不如说是大宋朝的“合伙人”。
换句话说，他们同样具备发动兵变、篡夺皇位的潜质，而并不受宋太祖个人恩惠的约束。“合伙人”一旦想独立，宋太祖根本拦不住。
“想做皇帝而不得的人”，首先指的就是这八位开国元勋。
对于这样的人，最直接的解决办法，便是像刘邦那样，兔死狗烹。这也是五代时期的惯用伎俩。但对宋太祖来说，这实在是下下策。
首先，皇帝猜忌功臣将帅，动辄诛杀，结果搞得人人自危，人心不宁，反而会造成政局更大的动乱。对一心求治的宋太祖而言，开国元勋不能杀。
其次，开国元勋可能居功自傲，甚至弄权枉法，但毕竟不是谋逆作乱。只要能够抑制这些人的野心，使他们不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那么开国元勋就不必杀。
最后，开国元勋个个都跟宋太祖交情深厚，这也是宋太祖能够兵变成功的重要原因。韩令坤是宋太祖从小玩到大的发小；慕容延钊被宋太祖当作亲哥哥对待，即便是称帝以后，宋太祖仍然叫他大哥；石守信、王审琦是宋太祖的拜把子兄弟；高怀德、张令铎跟宋太祖的关系也不一般，尤其是高怀德，在宋朝开国的第八个月，就娶了宋太祖的“擀面杖”妹妹燕国长公主，成了宋太祖的妹夫；张光翰和赵彦徽，跟宋太祖也有些交情，宋太祖还因为赵彦徽也姓赵，跟他论起了同宗之谊，认他当了大哥。对于重感情的宋太祖而言，这样的开国元勋自然也不愿杀。
不能杀、不必杀、不愿杀，宋太祖决定不杀，改而尝试采用更加温和的方式，去解决八大元勋的潜在威胁。
建隆元年（960）八月初一，为了庆祝平定李筠，宋太祖在万春殿大宴群臣。此前，对平叛军功的赏赐工作已经展开。5天之后，张光翰和赵彦徽分别出任永清军（治贝州，今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西北）、建雄军节度使（治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市），成为八大元勋中第一批被解除兵权的人。
与其他六人相比，张光翰、赵彦徽与宋太祖的关系相对疏远；陈桥兵变前夕，也仅是禁军中级军官，并非高级将领。骤升高位，觍居元勋，两人整日提心吊胆，生怕皇帝秋后算账。现在罢落军职，外放藩镇，反而说明皇帝给自己留了一条活路。
张光翰与赵彦徽的落职悄无声息，以至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对这样重大的人事调整都缺失记载。一场削夺禁军高级将领兵权的好戏，就此拉开帷幕。
建隆二年（961）闰三月，又一场酒宴在广政殿隆重举行，这次的主角是刚刚罢落军职的韩令坤和慕容延钊。
韩令坤和慕容延钊是两司“一把手”，但早在陈桥兵变之前，二人就先后领兵出巡河北。韩令坤参与平定二李之事，断断续续地留在京城，勉强还能管管侍卫司的军务；慕容延钊却常年在外，对殿前司的事根本无从过问。
一个像极了韩通，另一个像极了李重进。
毕竟，对皇帝宋太祖也好，对两位曾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大将也好，为了避免尴尬，相见不如不见。这就注定了两人的命运。
罢免军职后，韩令坤与慕容延钊一北一南，分别出任成德军节度使（治镇州，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治襄州，今湖北省襄阳市）。
不过，宋太祖也并没有让二人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对于草创未稳的宋朝而言，北有契丹威胁，南有诸国待战，仍需良将镇守国门。韩令坤与慕容延钊待在中央，那是架在太祖自己脖子上的两把刀；可去了边疆，他俩就成了宋朝的一对活门神。
因此，二人出守藩镇的地点也是宋太祖精心选择的。镇州是北疆重镇，韩令坤兼任北面缘边兵马都部署，威名赫赫，日后成为太祖朝著名的十四边将之一；襄州则是南疆的大门，慕容延钊兼任西南面兵马都部署，尽忠职守，后来成为统一战争的主帅。
为了表达对宿旧元勋的尊重，也为了化解情感上的尴尬，宋太祖在广政殿大摆宴席，亲自为即将赴镇的韩令坤和慕容延钊送行。此后，节度使到藩镇履职，皇帝都依据这次酒宴的规格，举办送别会。
觥筹交错间，八大元勋已去其半。
按照宋太祖的计划，禁军的人事调整到此告一段落。毕竟宋朝要统一天下，还需要依靠这些大将带兵打仗。
然而，已经升任枢密副使的赵普却不同意。他数次向宋太祖进谏说：“不能再让石守信和王审琦统率禁军了。”
“这两人怎么可能造反呢？”对赵普的话，宋太祖非常不屑。在他看来，石守信、王审琦，包括高怀德和张令铎，这些人都是自己的兄弟，靠得住。
赵普却回答：“石守信和王审琦确实不会造反。可据臣观察，他们两个驾驭不了手下的官兵。万一哪天下面的人想拥立他俩搞兵变，恐怕到时候他俩不想造反也不行了。”
赵普的话说得很委婉，但宋太祖依旧不信，他反问赵普：“国家如此重用他们，这两个人怎么会辜负朕？”
没想到赵普硬邦邦地回了一句：“那陛下又怎么能辜负世宗？”
宋太祖不再争辩。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赵普是对的，只是这次要罢免自己最亲近的弟兄，面子上太难看了。
酒宴，也只有酒宴，才能最后一次帮宋太祖化解尴尬。
七月的一天，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和张令铎接到宋太祖的邀请，结伴入宫，参加皇帝老大哥举办的酒宴。兄弟五个开怀畅饮，把酒言欢。
酒至半酣，宋太祖悄悄屏退左右，跟四位兄弟感慨道：“要不是哥几个卖力，我老赵绝对没有今天。你们的功德，我是一刻也没忘记啊！”可说着说着，太祖突然叹了口气，“唉，我太难了，这皇帝当的，还不如当节度使的时候快乐呢，我现在天天失眠，睡不着觉。”
石守信等人直愣愣地看着宋太祖，心说，老大喝多了吧，哪有当皇帝不快乐的道理啊？大家便问：“陛下，您这皇帝当得好好的，怎么睡不着觉了呢？”
宋太祖答道：“这也不难理解，谁不想当皇帝呢？”
此话一出，四人吓得立马从椅子上滚落，跪在地上拼命磕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您就是真命天子，谁还敢有二心？”
宋太祖却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当然没有二心，可一旦你们那些贪图富贵的手下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做不做皇帝，你们说说，还由得了你们自己吗？”
四人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以为皇帝要大开杀戒，一个个痛哭流涕，苦苦央求道：“臣等太蠢了，没想到这一点。求陛下可怜我们，给我们指条活路吧。”
宋太祖见火候已到，这才徐徐劝导说：“人生犹如白驹过隙，一晃就过去了。那些想要大富大贵的人，不过就是想多攒点钱，让自己和子孙享福。既然是这样，兄弟们，你们何不交出兵权，出守藩镇，多买好地好房，留给子孙后代。然后，再多置些歌儿舞女，每天喝酒唱歌，以终天年。我跟你们结为亲家，从此君臣一体，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是很好！”
四人得知捡了条命，连忙拜谢道：“陛下这样为臣等着想，真是让臣等死而复生啊！”
第二天，四人集体递交辞呈，宋太祖见了非常高兴。
七月初九，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侍卫都虞候张令铎罢落军职，出守藩镇。侍卫副都指挥使石守信虽然扶正，但很知趣地只管在侍卫司打酱油；到了第二年，石守信也卸掉了“吉祥物”的空头衔，一身轻松地到地方藩镇赴任去了。
这最后一场酒宴，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后，宋太祖履行了诺言，至死也没有为难石守信等人；他与诸将结为亲家的承诺也得到兑现。除了高怀德已经做了宋太祖的妹夫外，石守信、王审琦的儿子都娶了宋太祖的女儿，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了宋太祖的弟弟赵光美。
不过，“杯酒释兵权”后仍然有一个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离开中央的前禁军高级将领们，短期内就像李重进一样，对朝廷的威胁已无足轻重。可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雄踞一方的节度使，谁又能保证在足够长的时间后，他们不会变成李筠呢？
宋太祖能保证，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留到下节再说。
继续回到“杯酒释兵权”。
我国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评价说，“杯酒释兵权”“是一种最高的政治艺术的运用。一席酒宴解决了不断兵变和不断改朝换代的祸根”。
柏杨先生只说对了一半。“杯酒释兵权”确实是“最高的政治艺术的运用”，宋太祖只用一席酒宴，便化解了君臣间情感上的尴尬，减少了被罢兵权者的抵触情绪。但仅靠一席酒宴根本不可能解决“不断兵变和不断改朝换代的祸根”。宋太祖罢免八大元勋，都动用了酒宴，但不是一席，而是三席；何况最后一场“杯酒释兵权”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发生过，也一直存在争议。
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八大开国元勋之罢免，充其量只是一次性的人事调动；要永久性地解决兵变隐患，还是要依靠制度，而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抑制和制衡。
首先看抑制。在“杯酒释兵权”后，9个禁军高级将领的职位中，有5个级别最高的职位被长期空置。其中，宋太祖曾经担任的殿前都点检，及其副职副都点检正式废除。侍卫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虽然保留着职位，但在太祖朝始终没有再授予他人。禁军将领的级别被压制下来，在军中的威望也大不如前。这就压制了他们在军中的实力和政治野心。
其次看制衡。由于不再任命统一管理侍卫司的将领，侍卫马军和步军逐渐分离，各自为政。到了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正月，侍卫亲军的三个高级职位也被正式废除，马军司与步军司正式独立。至此，后周以来的禁军两司彻底分裂为三衙，彼此的制衡性明显加强。
与此同时，宋太祖继承了周世宗的做法，进一步强化枢密院对禁军的牵制力量。枢密院虽然手里无兵，却拥有根据皇帝命令调动军队的权力；禁军三衙虽统率千军万马，却只负责日常训练、禁卫戍守、升降赏罚，没有枢密院的调令，连一兵一卒也调动不出来；至于行军打仗时任命谁当将帅，派遣哪支军队，更是皇帝亲自执掌的权力。枢密院的职能最终在宋太宗晚年稳定下来，从而形成“枢密院—三衙体制”。
抑制和制衡的原则被北宋贯彻始终。禁军三衙高级将领的级别在后来也进一步受到压制。三衙的正职都指挥使也开始频繁阙任，甚至连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等副职也不任命，而是找些级别更低的禁军将领来主持部门工作。
至此，禁军高级将领发动兵变的道路被彻底堵死，五代时期禁军大将威风八面的风采彻底成为历史。陈桥兵变的善后工作终于完成，五代时期兵变不断的“传统”被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