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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振武营兵变是发生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二月的一次哗变事件。振武营之所以发生哗变，其原因是按照惯例，南京军卫“月米有妻者一石，无妻者减十之四，春秋二仲月每石予折色银五钱，及马坤为南京户部尚书，奏减折色银为四钱，诸军始怨。懋官性刻削，各月各卫送支册，必诘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补役军丁妻粮，诸军益不堪。是时，坤已召入为户部，代之者尚书蔡克廉病不事事。比岁大侵，米石至银八钱，军中争求复折色原额，不见理。每月常以初旬给各军粮，是月已再旬，懋官犹未支给”
。南京振武营为南京兵部尚书张鏊为抗倭而招募的人员，其兵员构成为“淮扬矫捷者”
，“大抵皆恶少游手无赖者”
。不难看出，振武营是为抗倭而招募的雇佣军，且兵员素质极差，而南京户部尚书奏减折色银，士兵要求恢复，却不被南京户部理睬。南京户部侍郎黄懋官不仅“刻削”，而且拖延发放军粮，最终引发振武营哗变。何良俊认为，黄懋官的刻薄是导致哗变的主因，因为黄懋官不仅对士兵苛刻，甚至对体制内的中下级官员都不放过，何良俊自己的禄米都被扣减，“一石只九斗四五升矣”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哗变虽名为振武营兵变，但带头人并非振武营士兵，而是孝陵卫士兵周山。《南枢志》记述了叛乱始末：
孝陵卫卒周山等首倡乱，以十九日薄暮入城，分布朝阳、通济门内及栢川桥诸要路。至子夜，诸卫卒欲赴营待操，山等各遮留诸卒勿赴营，俱随我至总督府丐月廪。众从之，遂走会同馆傍围懋官居第，鼓噪不已，山等首破关拥入。懋官仓皇出白金四镒遗之，令其解散。诸乱卒闻之，并众拥入。懋官窘迫，逾墙欲自避匿，堕伤殆绝，其妻先亡，诸卒出其尸，掠其含敛及诸橐装而去，复索得懋官群朴，俱下毙之，仍舁至大中桥，缚系坊上。时新江口操卒闻城中乱，亦鼓拥入，四掠商民，复突入内厂，欲刺守备不得。府部诸大臣闻之，急出示谕，不听。诚意伯刘世延谕之，稍戢，仍不解散。翼日，九卿科道大会于守备厅。兵部侍郎李遂抚安之，且议发赈每卒予一金，以补减折粮饷，令赴演武场，受讫乃去。已而闻军中藉藉有言，朝廷将尽诛之。各营兵阴相约，欲叛入海。遂患之，与尚书张鏊议曰：诸叛卒虽从宜抚处，而首恶未诛，非法也。不闻元魏禁军攻统军张彝之事乎？且众尚汹汹，必俟奏报处，万一泄机，奈何乃托病闭阁卧？给各军安家小票各一纸，以安众心。密召坐营官华恩等入卧内受计，令刺访首恶，得周山等二十五人，各掩捕下狱，因驰奏请处分。三月，南京守备太监何绶、魏国公徐鹏举、临淮侯李庭竹、兵部尚书张鏊、侍郎李遂以振武营兵变闻。
在南京的何良俊也目睹了当时南京城内的危机状况：
殛杀黄侍郎懋官，悬其尸于大中桥牌坊上，大众喧哄，憾犹未释，自下攒射之。南京大小九卿集议于中府，大众拥至中府，诸公惶遽无措，逾垣而出，去冠服，僦蹇驴，奔迸逸去，人情汹汹。是日苟不定，若至夜中一放火烧劫，则事不可解，而贻祸于朝廷者不小矣。幸刘诚意招诱至小校场，户部出银四万分给之，众稍定。是日余适携酒于鸡鸣寺，请袁吴门尊尼在寺后冈上，亲望见军士以枪杆击魏国纱帽，诚意慰谕，移时乃稍稍散去。
通过上述两段史料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出，由于事发突然，南京留守官员多数手足无措，威风扫地，竟纷纷越墙、骑驴逃窜。只有诚意伯刘世延、南京兵部侍郎李遂二人处变不惊。与惊慌失措的南都公卿相比，刘世延、李遂面对乱兵辱尸，群情激愤，四处劫掠，用枪杆敲击魏国公纱帽示威的危险局面，敢挺身而出，尽力平息哗变。刘世延先在南京中军都督府宣谕乱军，称“尔辈但求赏易耳，能从我，惟尔所欲”！李遂则公开表示向上汇报时，对乱军“不得称叛”，使乱军稍安
。既而刘世延、李遂又亲赴小校场安抚乱军，暂时缓和局面。
刘世延能挺身而出，应对危机，处理危局，看似勇气和能力远胜留都众多文武，实则不然。刘世延当时只是一个不经世事的袭爵少年，虽然其行为可以善意地理解为初生牛犊不怕虎，但由于刘世延“少年佻脱，轻许至十万金”，其信口开河、随意承诺的行为使南京兵部侍郎李遂面临极大的麻烦。李遂只能软硬兼施，先承诺对乱军不称“叛乱”，又反复强调自己亲眼看见黄懋官跳墙不慎摔死，而非被乱军所杀，稳定住哗变士兵的情绪。李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按照明律，军队叛乱属于诛九族的重罪，而以下犯上，打死官长，属于“十恶”之中的“不义”行为，亦是不赦之罪。故李遂以此方式来缓和矛盾，稳住哗变军士的情绪。既而李遂发放拖欠银两，而乱军认为刘世延已经许诺重金，李遂发放的钱有些少，因此李遂只能以刘世延“不晓事”，又是待罪“闲住”之身等言语来敷衍。同时，李遂威胁乱军，声称自己平倭寇时编练的三万精兵驻扎在扬州，已经闻讯驰援南京，如果乱军再纠缠不休，四处劫掠，这三万精兵渡江后一定会武力弹压，届时对乱军将很不利，难以收场。李遂又以给“各军安家小票”的形式继续进行安抚，稳定军心。同时，又令坐营官密捕兵变带头士兵二十五人，使参与哗变士兵群龙无首，遂为乌合之众，难成燎原之势，最终平息兵变
。
南京兵变，虽名为振武营之变，但事实上涉及南京诸多军卫，其带头人之一周山也并非振武营士兵。之所以用振武营之名，大概是因为参与哗变者以振武营士卒居多，且振武营为招募士卒组建，而非世袭军卫。史家将这次哗变以振武营命名，可能也是晚明时期士大夫对“祖宗之法”的世袭卫所制度与募兵制孰优孰劣争端的缩影。虽然这次哗变始末缘由并不复杂，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次哗变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仅是南京军卫积弊的大爆发，更是明代南京治安混乱、应急处理突发事件能力薄弱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南京部分官员刻薄少恩，对南京军民敲骨吸髓、竭泽而渔般搜刮行为的缩影。故何良俊慨叹“此风一长，民何以堪？不但军家杀黄侍郎，百姓亦将操戈矣”
。
迁都后南京防卫、社会治安管理形同虚设之弊由来已久，景泰元年（1450），大理寺右丞李茂言奉命巡视南京兵备，发现“南京兵备实多废弛”，操军竟然“止用纸布盔甲”
。景泰四年（1453）正月，由于南京都察院裁撤巡捕官军，随即发生了“羽林卫千户吴海、曹隆等聚众行劫”的恶劣案件
。是年九月，“南京守备宁远伯任礼、尚书张凤、都督赵伦等不严守卫，致奸人身服黄绢衣擅入皇城至阙右门”。景泰帝对此次奸人混入宫禁事件的处理结果，居然是“诏置不问，但录状以示，如仍怠忽必重罪”
。皇城居然能让社会闲散人员混入，其防控之松弛可见一斑。这种不痛不痒的处理结果，不仅不能整顿南京混乱的防控，反而只能助推守备官员玩忽职守的态度，“南京城中盗出入自如”
，正德六年（1511）又发生了洪武门金兽环在有士卒看守的情况下被盗的恶性案件。南京御史周朝佐明确指出南京“军士占役私门，其把总管队官又皆非材，何以御寇”
？“大小教场并神机营士卒皆为豪门私占”
，训练废弛，战斗力薄弱，守备空虚的状况，在正德初已成常态。
不仅南京城防、皇宫守卫松弛，连戒备森严的南京刑部天牢，在正德七年（1512）、嘉靖二年（1523）竟然也发生了集体越狱事件。迁都后，南京刑部天牢内已无因言获罪的官员，羁押的囚犯基本为恶性刑事犯罪的未决或已决罪犯。关押这类暴力犯罪人员的羁押场所，无论古今，防卫不可谓不严。然而正德七年（1512）六月的一个午后，在押犯韩颜等六七人，越狱上了夹道墙，并抛墙瓦击打追捕者。路过的牧马所军人韩北斗发现后，纵马持弓箭追赶，向越狱犯射箭，这些犯人用木板作为盾牌遮挡，从都察院附近跳河逃跑，韩北斗的马不能过河，只能放弃追捕。这些囚犯过河后，出神策门脱逃。事发于中午，神策门守卫官兵竟然视而不见，让六七个穿囚服的人从城门脱逃，亦可见城门守备形同虚设。越狱者中只有一人因受伤行走不便，躲在城外坟地的棺中养伤，两日后才被搜捕人员抓获，其余越狱人员竟全部成功逃离。事后，当值主事朱表、郎中萧世贤及“司狱官皂各议罪”。
人们大多知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道理，然而从古至今，这句成语多数时候都被人们停留在口号中，“亡羊”后能真正“补牢”者，却又寥寥无几。正德七年（1512）集体越狱事件的恶劣影响，似乎并未使南京守备官员和司法官员警醒，以致嘉靖二年（1523），南京刑部天牢再次发生了影响更为恶劣的集体越狱事件。
嘉靖二年（1523）七月二十九日夜，羁押在重监的四名囚徒明祥、李升、钟山、李盈四人，打开刑枷，合力顶开山墙望板后出逃。监管人员发现后大声呼喊，值守的提牢主事胡森在禁卒朱谏的帮助下，爬上墙查看情况，又险些被值守警卫人员持刀误伤。另一主事龚亨派皂隶汤寿紧急查点囚犯，但为时已晚，此时四名越狱案犯已从大理寺沿京畿道水洞，翻越紫金山墙逃脱。这四名案犯越过紫金山墙后，竟然肆无忌惮地在墙外池中洗浴后，由红门墙潜入孝陵的乌鸡房，捆绑值守人员，杀鸡做饭，睡了一觉。次日再次作案，于夜二更时潜入孝陵卫指挥家，抢劫财物衣帽，出城逃走。逃出应天后，四人一路作案，流窜至宁国府，又在府城东门继续抢劫店铺，得手后去徽州销赃，最后返回芜湖散伙。除了李盈在休宁县宿娼时，因被乐妇发现杖痂，怀疑其为逃犯，去官府举报而落网外，其余三人均成功脱逃，不知所终。李盈被捕后，被休宁县解送南京刑部，李盈供出实情，四人之所以能成功开枷锁越狱，竟然是内外勾结所致，由看管重监的禁卒马奎私自提供给他们开枷锁的钥匙。虽然最终越狱事件相关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但松散之弊已是积重难返
。
通过上述事例，我们不难看出，南京自迁都后，虽然留守军卫众多，但武备松弛，城防形同虚设，社会治安混乱，防御力量有名无实。驻南京军卫疏于训练，一遇敌情，即成乌合之众。部分官员减少、克扣、拖延发放粮饷，使矛盾愈加激化。南都官员在太平时期，文恬武嬉，缺少应急方略，面对京营哗变这样的突发事件，文武公卿多数狼狈逃窜。魏国公徐鹏举、临淮侯李庭竹虽然没有狼狈逃窜，但却方寸已乱，束手无策。南都有应变能力的官员也仅李遂、刘世延二人。李遂之所以能够迅速平息事件，是因为他能准确判断哗变士兵的诉求和心理活动。如前所述，刘世延在南京中军都督府公开声称“尔辈但求赏易耳，能从我，惟尔所欲”。也就是说，只要离开南京中军都督府，不再闹事，不仅军饷会立即补发，而且还有其他赏赐，刘世延虽然信口开河，胡乱许诺，但他试图最大限度满足哗变士兵的诉求，最终将哗变士兵引出南京指挥中枢——中军都督府。李遂不仅及时补发钱饷，而且还公开表示向上汇报时对乱军“不称叛”，并发放安家票，解除哗变士兵后顾之忧，又密捕哗变带头人，使哗变士兵失去领导和指挥，哗变士兵在基本满足拆求的前提下，偃旗息鼓，事件平息。
时任刑部尚书的郑晓主张严惩乱军，以儆效尤。故三法司对南京兵变的处理意见是将带头的二十五人依律定斩刑。由于郑晓与严嵩关系对立，严嵩“故宽假之”
，在严嵩的一再唆使下，世宗执意推翻三法司的量刑结果，对振武营兵变的最终处理结果竟是“止坐首恶周山等三人，余各以矜疑戍边卫”
。排除严嵩唆使的因素，世宗如此处理也许是想息事宁人，不想牵连过多，打击面过大，引发更大的事端。然而历史事实证明，世宗对哗变的处理方式，实际上是在重蹈大同兵变、辽东兵变处理方式的覆辙。大同兵变、辽东兵变之所以愈演愈烈，就是这种剿抚失当的处理方式造成的。尽管殷鉴不远，但世宗仍固执己见，其因循旧例，假仁假义的做法，不仅未能使士兵感恩，反而更加有恃无恐，助长了骄兵气焰，“诸军矫肆，或矢射部门，或殴骂官长，白昼劫人，恬不为怪”
。不久江北即发生了池河兵变，直至明亡，各地类似的非叛乱性的军队哗变、地方民变事件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