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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历史文学创作现象做出及时批评回应的同时，吴秀明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历史文学的规律，建构他的历史文学理论，实现从文学批评到文艺学的学科跨越。而这一历史文学理论又是建基于扎实深入的文学批评之上的。80年代初，他相继编选出版了5本当代历史小说与评论选“选本”，还做了“建国三十五年来（1949—1984）历史小说书目辑览”，这实际上是历史文学批评最基础的史料积累与文献准备，也成为其后历史文学理论建构的丰富资源和坚实础石。
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掀起了方法论的热潮，三大论、叙事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接受美学、阐释学、结构主义等一波又一波的新方法、新理论相继引介，当代文学批评几乎成了西方理论的演练场。流行的操作是，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然后套用一种西方文学理论来进行阐释，似乎不用西方理论就无法解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但用西方理论解读当代作品的有效性如何已无人详加辨析。在这样的热潮中，吴秀明反倒沉潜下来，他“有意识压制自己的发表欲，而颇读了一些美学、文化学、心理学、叙事学以及新方法论等方面的书”，“在进行了三四年之长的当代历史小说追踪性评论以后，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出发，由此及彼，逐渐萌生了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立的学科形态、系统整体地研究它的个性特征和基本理论的想法”，“使自己以往的研究藉此能有一个新的质的提高”
。
1994年、1995年先后推出的《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文学论》《历史的诗学》《真实的构造——历史文学真实论》三部历史文学理论专著，实现了吴秀明的学术抱负。这三部专著所论问题各有侧重，不同问题又相互阐发，互为补充，最后在历史文学时代要求与文学自身内在要求这一基点上，探索和建构了属于“这一个”的历史文学理论。
《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
，从真实性的内外层次、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历史题材的艺术转化特征、条件与差异性，读者接受与媒介层面，对历史文学创作中的“翻案”“影射”“现代化”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历史的诗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实践篇”三部分，“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为文学的诗化路径，是历史文学的本体论，“发展篇”和“实践篇”则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来对中外历史文学艺术实践进行总体描述和具体分析，对相关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真实的构造》针对历史文学研究的难点和热点—“历史真实”问题展开专门探讨。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家、美学家以及历史哲学家对“历史真实”的讨论之上，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把历史文学真实理解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涵盖映像性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主体性真实（历史真实与作家主体）、当代性真实（历史真实与当代需要）、认同性真实（文本真实与读者接受）等四个要素，并站在“历史真实”这一逻辑基点，对历史文学的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机制、现代意识及形式规范展开了深入探讨，通过“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
的学术思辨，重构了历史文学理论。这样的理论构架，“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充分显现了跨学科的理论视野与多角度的逻辑思辨特色，它不仅是对此前历史文学批评的总结，同时更是对历史文学的理论建构。正是通过这样的不懈探索，当代历史文学批评才成为“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
。
吴秀明在谈及自己为何选择历史文学为研究对象时曾说：“选择历史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恐怕还是对历史文学当中包含的思辨的东西感兴趣。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我可能比较偏重于理性和思辨。历史文学和一般的文学不一样，它除了审美的元素之外，还有其他必须要涉及的东西，比如说历史哲学、历史观念、历史理性、历史的道德基础、真实和虚构，等等，这些是很基础的东西。这些思辨性的东西，对我的吸引力是蛮大的。”
因此可以说，从历史文学批评，到历史文学理论建构，是吴秀明内在的学术追求与学术理路的自然呈现。而经由历史文学理论探索和建构，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学现象，更能通过理论的批判，达成现实的指向。
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经济、文化与结构的全面转型，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也异常活跃，文化与文学均发生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嬗变与重组，而在新的文学观、历史观的影响下，人们对“历史”及“历史真实”有了全新的认识。历史文学也不同于以往，从题材内容、创作方法到传播媒介、演绎手段显得更加丰富多元。这使原本比较复杂的历史文学，在概念扩大的同时也显得更为复杂。这里既有受到新历史主义影响，只有“虚”的历史形态而无“实”的历史依据的新历史小说，如《红高粱》，也有对革命历史文学的改造与重塑，如黎汝清的《皖南事变》等，将它们都一起归属到“历史题材文学”这一整体概念上来，并分别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概念，这是吴秀明面对时代变化对原有“历史文学”（历史小说）概念所做的一种“扩容”性的调整：即它不再拘囿于与历史原型关联，也不再局限于写实纪实，而是将历史文学视为极具包容性和弹性的一种文学共同体，在内涵上，它同时包括了“传统型历史文学”“新历史文学（小说）”和“革命历史文学”三大板块或曰子系统。
如何把这些主旨各异、形态多姿甚至歧见明显的不同类型的历史文学，放在同一个理论平台进行观照和把握？在这方面，吴秀明此前所建立的历史文学理论就显现出它的阐释与包容的功能来。他在21世纪出版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几部论著，就从当代文化建构的理性高度入手，以中外历史文学尤其是20世纪中外历史文学丰富复杂的创作与批评实践为背景和参照，将审美研究与思想文化考察、文本剖析与文本形成路径追溯、个案研究与综合分析、史实透析与哲理思考结合起来；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不同于前一阶段的历史文学批评，建基于历史文学理论之上的历史文学考察，融会了问题意识、前沿意识、批判意识和整合意识，使得研究既具学理深度、学术厚度，又具有现实针对性。
如对历史文学生产体制的研究着重揭示历史文学与当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体制、市场文化体制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当代社会历史进程复杂性带来的对历史认知的复杂性；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及由此形成的发表、出版、批评、评奖制度对历史文学创作的倡导与控制；作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顺应、超越和曲折形态的批判或批评；市场体制对历史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制约；市场体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在历史文学审美空间中的特殊表现形态；影视和网络等视觉类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对历史文学创作的影响等等。力求从历史文学的发展演变历程，市场与政治体制的多重作用，多元的社会文化语境与人们消费历史的多重欲望，人的解放的现代化进程和民族文化的寻根和认同，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困惑与精神探求等多方面，对当代历史的体制成因进行深入考察和揭示。对历史文学的历史观问题的研究则讨论当代整个社会历史观的复杂内涵与哲学根基，以及创作者和批评研究工作者对历史观的选择及评价；从这一连接沟通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创作实践、影响制约历史文学生存发展的根本核心问题出发，探求和总结历史文学成败得失的深层原因。面对当代历史文学历史观表现的多元性，通过对当代历史文学代表性作品《海瑞罢官》、《刘志丹》、《保卫延安》、《沙家浜》（小说版）等作专题研究，在充分注意历史文学价值内涵特殊性的前提下，一方面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和有益于民族精神健康生长的创作原则，主张符合时代精神的多元价值的兼容和互补；另一方面又倡导探寻与深厚的民族文化和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的大境界、高品位的历史文学价值观。这样的观点既面向现实问题，又有理论思辨。
对历史文学的叙事形态研究，紧契虚实关系（真实观）、审美转换展开。以美学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视角以及现代文体学的内涵和外延标准，重新确立超越传统历史文学知识谱系的三种类型：一是遵循基本史实和旨在探究历史本体的“求实类”文本；二是借叙事层面的历史形态演说现代人的人生感悟与生活欲望的“虚拟类”文本；三是当代文学特有的运用文学形式表达意识形态或个人化的对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实践理解的“革命历史叙事类”文本，并对它们进行细解。重点以“谁在说”（身份审定）、“说什么”（表现对象）、“怎样说”（叙述策略）为逻辑线索和学理基点，探讨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历史文学的意义内涵及艺术特征，并对各种历史叙事之间以及与同时期其他文类之间异同的复杂关系进行剖析。最后从审美价值和精神诉求的角度，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总体特征进行提炼、概括与揭示，以期获得对历史文学的理想层次和境界认识的深化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