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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明之所以选择历史文学批评，一方面是因为新时期以来历史文学尤其是历史小说的繁荣，而与之相应的文学批评却显得十分冷落，基本还停留在古代历史小说的印象式点评，现代文学领域茅盾、郭沫若等“古为今用”的理论框架中。另一方面，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当代历史文学从新时期传统历史小说的集中爆发，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新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等风格迥异的各体历史小说，正同步应和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与文化演变，它在思想艺术蕴含诸方面较之一般的现实题材作品要开阔得多，也丰厚得多。而相对其他文学样式，当代历史文学批评更需要扎实的文本细读和深厚的理论思辨能力，方能廓清历史价值判断中的种种误区，将当代历史文学背后的问题与意义阐发出来。
吴秀明1981年在《文艺报》刊发的《虚构应当尊重历史——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探讨》和发表于《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的《评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创作》，是他历史文学批评的成名作。他对历史文学创作现象的及时回应，已经显现了文学审美批评与理论问题探讨相结合的学理性批评特色。历史文学既是历史的诗化，又是诗化的历史，“历史＋文学”的质变，使历史文学创作难上加难：“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更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又难。”
面对难上加难的评论对象，作历史小说批评正是迎难而上，被常人视为畏途。姚雪垠的感慨就揭示了历史小说批评所要求的历史素养与理论能力，他说：“几年来，出现了几部写历史的小说。我看了几篇评论文章，都写得不能令人信服，不能让人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写文章的人，或者不熟悉历史，或者不熟悉小说艺术，历史小说中错误地虚构历史，评论者不仅没有指出这些描写不符合前人生活，反而加以吹捧。这原因可能就在于评论者自己也不晓得不认识这些描写不符合历史生活。”
吴秀明迎难而上，与“我评论的就是我自己”的轻盈不同，他的历史文学批评甚至显得有些笨拙。为了弄清历史小说《陈胜》中秦二世观看“人兽相斗”的细节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吴秀明请教了精通文史的姜亮夫等老先生们，又在老先生们的指点下查阅了《史记》《汉书》《秦会要》《太平御览》等大量历史文献、稗官野史和笔记小说，于是有了《文艺报》重点刊发的评论《虚构应当尊重历史——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探讨》。《评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创作》则是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历史小说创作的总体扫描，并对历史小说的思想艺术特色、真实性和成败得失进行了全面的归纳，这是最早对当代历史小说大潮的系统理论总结。吴秀明把文本阅读与史料查询相结合，追求文史互证的学术品格，开始了他在历史文学批评这块贫瘠而又艰难的领域里的辛勤耕耘，开始建立他的学术根据地，并逐渐显露出理论、文本、史料三者结合的治学理路与方法。
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虚构应当尊重历史——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探讨》和《评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创作》，特别注重历史小说中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关系问题的探讨。这恰恰契合了新时期伊始整个社会拨乱反正的思潮。如何看待历史背后体现了历史观和价值观，“历史真实”正是当时的时代话语和重要命题。论文发表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华文摘》《文汇报》《文摘报》都全文摘要或转载了那两篇文章。而吴秀明对历史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选择，及其围绕着历史文学的批评，一直针对时代发声，渗透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
进入90年代以后，历史文学热持久不衰：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政的传统现实主义写作；苏童、刘震云、格非、莫言、赵玫等灵动飞扬、形态各异的新历史写作以及周而复、李尔重、王火等的革命历史写作；乃至戏说类、新编类、反讽类的先锋历史写作，历史文学日益呈现出驳杂多元的状态，承载了审美、文化及价值导向等重要而丰富的内蕴。另一方面，历史文学热正在不断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学事件：从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热销并获奖，到电视剧《雍正王朝》《少年天子》的热播，乃至“品三国”“读论语”……围绕着历史文学创作展开的重重矛盾、种种争议，正激烈地表达着我们这个时代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艺术审美等诸多方面发生的全面而深刻的嬗变。用文学叙事的方式反思历史，应和社会转型的时代脉动，转型期社会正把历史文学推向时代价值思想选择的峰尖浪顶。有关历史文学的评价，纽结着本时代许多重大关节问题的思考。需要我们从文本细读出发，发现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凭借“史识”与“诗思”的辩证思维方式，通过缜密的理论推演，以宏阔的批评视野，进行透彻的论述评价，并在观点背后蕴藏着学术激情、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
如评价俆兴亚《金瓯缺》时，吴秀明指出：“要真正形象而深刻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只有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内部，深入到时代风云中去，准确有效地写好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面貌才行。”
这是他从审美感受出发的，对历史文学真实性做出的一种判断。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一书中，吴秀明更是站在现代性的基点上重新反思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发展与变迁。他在“前言”中指出：“历史题材小说虽然写的是过去的历史生活，但它却与传统历史文化具有难以切割的精神联系”，“从当代中国文化文学的总体建设来说，立足于民族‘根’性基础上进行创化”，是可以“使由于现代性而产生的文明取得平衡或再平衡”，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新时期历史小说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历史”对“现代”的融入，才使得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发展史成为当代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几近忠实的一面镜子。传统历史与文化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再现生机是历史文学的核心价值，也成为历史文学能够不断呼应时代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以“现代性”这一阿基米德点，全面归纳和梳理了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总体构架与现实谱系，并进一步从文化的宏观论述深入历史小说的文学审美层面。这样一种学术思路，突破了谈文学仅限于文本，谈文化作空蹈之舞的虚诞性，而恢复了一种恢宏的学术视角与扎实的审美批评方式。
从这样的学术立场和视野出发，吴秀明将长篇历史小说的发展，看作是一部丰富的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文化启示录。研究定位在文化阐释，为研究对象找到了一个最契合其精神本质的考察视角。在开放宏阔的文化视角观照下，对当代历史小说蕴生的文化转型语境及其本体演变做了清晰的勾勒，把阶级立场、人文立场与新历史的叛逆立场都纳入统一的视野，突破了传统研究的画地为牢、各自为政，进而全面考察了历史小说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本土文化立场，对其中有关明清叙事、历史翻案、另类写作等重要文化现象做出了富有时代新意和深度的独特思考。许多问题不仅在谈历史小说本身，更旨在通过对历史小说的评析表达吴秀明对时代文化思潮的隐忧与反思。如在谈到历史翻案时，吴秀明敏锐指出这股对戡乱治世的帝王将相进行“翻案”的文化热背后，其实寄托着作家对人文理性的执着追求；而新历史的翻案则又进一步颠覆了人文理性本身。这样，就把两种从精神价值到美学追求截然不同的历史叙事，有效地纳入了文学文化发展的链条中，并在相互比较参照的基础上指出它们在急切翻案的同时，程度不同地表现对阶级斗争、民间意识的排斥心理，对底层苦难与反抗正义不应有的忽视，从而使其明显缺乏历史的厚重感，隐忧之情溢于言表。再如分析历史文学热潮的缘起时，吴秀明认为，这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文化立场以及传统文化对西方式现代历程的一种富有意味的纠偏。这既出自一种学术理性的分析，更融入了他对本土文化坚定的自信力。
以文化研究的视角深入作品的审美层面，浓重的理性思辨色彩与独到的审美感悟结合，将文学现象与文化意义交融在一起的精到论断，立足理性感性化与感性理性化的认知方式，使吴秀明的历史文学批评逸出传统的文学批评，成为批评、史证与理论三者的有机结合，不断表达着对当下价值、文化问题的批判，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时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