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0年是浙江大学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为了一百周年系庆，我们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编写一部浙大中文学科学者访谈录。

浙江大学中文系滥觞于1897年成立的求是书院和育英书院的国文课程，发端于1920年的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和1928年的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1998年四校合并后建立新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并由中文系和古籍研究所融合而成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由之江大学国文系和浙江大学中文系两个源头的汇聚与分合，铸就了百年的历史。产生了夏承焘、姜亮夫、王驾吾、蒋礼鸿、孙席珍、胡士莹、任铭善、郭在贻、徐朔方、吴熊和等著名学者，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

这个优良的学术传统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专家与博雅的融合。由宋至清开启的浙东学派与浙西之学，经过中文学科夏承焘、姜亮夫等诸多大师的弘扬，一直传承至今。“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二者融合的学风，在浙大中文学科的百年传统中得到了很好的凝聚和体现。诸如夏承焘先生以温州人传承浙东学派“学贵专精”与“学究于史”的精神，开启词史之学，又坐镇东南与海内外学者声气相通，建立博雅通达的词学体系，成为“一代词宗”。第二，求实与创新的精神。浙大中文学科值得大书一笔者是它的学统。中文学科滥觞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和育英书院，求是书院的创办就孕育着求实精神，育英书院的创办目的是培育英才。百年历史，浙学影响，名师垂范，形成了我们中文学科求是、求实、求真的学术传统。这一传统，在“三古”即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领域表现最为突出。同时在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诸领域也有显著的表现。第三，包容与开放的胸怀。我们中文学科，在学术上，容纳了各种学说，也创造了各种学说；在思想上，强调包容理念，提倡独立精神。我们坚持开放办学，激发广大师生的创造力，打开了格局，凝聚了精神。

目前的浙江大学中文学科，语言、文学与文献并驾齐驱，形成以文献史料为基础，将文学与语言、传统与现代、文献与文物、文学与影像、编纂与研究融为一体的研究格局，古今汇通，中西兼融，是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既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又有强烈的现代气息的学科。

作为浙大中文学科百年传承的历史，我们将在系史上留下一份积淀，就向全体在职教师征集访谈录，经过一年的努力，共收到21位学者的25篇访谈录。这些访谈录，在学术方面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学术研究的传承。一个学科的建立、稳定和发展，学统的建立、学派的形成、学风的营造至关重要，而这些有赖于学术研究的传承。访谈录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学术研究的传承。如张涌泉教授谈到自己学术起步的时候受到郭在贻老师的影响：“郭老师就有意识地培养我。我也经常把我写的一些小文章请郭老师看。郭老师看了以后，就鼓励我。正是郭老师的影响，加上我古汉语课成绩好，把我对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的兴趣激发出来了。后来我就慢慢地走上语言学的研究道路。”张涌泉又考取了郭在贻老师的研究生，后来与郭老师合撰了“敦煌学三书”。再如王云路教授在访谈录中也深情地说：“我1982年考取杭大中文系汉语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郭在贻先生，毕业后分配至古籍研究所任教至今。1992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姜亮夫先生。我主要研究古代语言，其实我刚读大学时比较喜欢文学，但是语言更像是一门理性的科学，不需要特别多的想象，和我的秉性更相契合。提到求学、治学经历，我马上就想起了两位郭老师。在我的学术之路上，他们是我的启蒙者和引路人。”一百年当中，传承有序的几代学人，支撑着中文学科的发展。

第二，学术道路的艰辛。学术研究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只有不畏艰辛、勇于挑战者才能臻于理想的境地。谈到学术道路的艰辛，翟业军教授回忆自己出生于宝应的小镇，由中师毕业通过自考读本科，毕业后再到扬州大学读硕士、到南京大学读博士而走上学术之路。在南京大学工作多年，学术取得成就后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被浙大中文系作为优秀学者引进。他在访谈录中也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师生，这是一个既酸楚又幸福，因而显得古怪、意味深长的话题，里面潜藏着许多那段历史的信息，值得进一步探究。”目前，翟业军教授取得的学术已有目共睹，这样也就更印证了“英雄不问出处”的古训。无独有偶，访谈录中的庄初生教授，最初也是中师学生，后来又进入正规大学学习，变成了科班出身，学术道路就要顺畅得多。

第三，学术研究的追求。一位学者走上学术研究道路之后，对于学术研究的不懈追求，才是其取得成就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也要坚守学术的底线。如吴秀明教授在访谈中说：“学术研究本应超越世俗功利，以契接历史公意和客观事实或如康德所说的以‘善的意志’来发言，并一以贯之地忠于自己的内心。但在现实的语境中，情况往往并非如此。虽然学术理念发生变化是很正常的，也是常有之事，但这种变化应有内在的逻辑。最起码是‘修辞立其诚’，‘我手写我心’，不能用今天来否定昨天，或是为了今天的某种功利简单地否定昨天。这不仅是对历史、现在和未来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它涉及学术伦理和为人为文的底线。”超越功利、不媚时俗、忠于内心、坚守底线，看起来是学术研究守正创新的基本要求，但在翻云覆雨的时代变迁、眼花缭乱的社会诱惑中，能够持之以恒地追求学术，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四，教书育人的天职。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也是立身之本。从访谈录中，我们看到了各位学者至性虔诚的教学态度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如汪维辉教授谈到自己教学时说：“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教书育人是我的天职，教书是我的本分，而科研则是个人的事。我尤其喜欢给本科生上课，因为不管是在南京大学还是在浙江大学，我们的本科生都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大学生，给本科生上课，我总是享受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乐。我觉得在大学教书，要把课上好，除了教学技巧外，更重要的是要靠内容取胜，这就需要有科研作支撑。我常常把我的研究心得融入教学之中，受到学生的欢迎。”庄初生老师也说：“要教好书，首先要做好学术研究，特别是在大学上的专业选修课。……至于现代语言学，给你们上的课无非就是这六个字的内容：语音、音系、音变。……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拿着别人写的教材来讲，恐怕永远无法讲好。那些知识在经过自己的研究之后，已经内化为自我的东西，上课都能脱口而出，而不是照本宣科。”他们不仅将教书育人作为本分与天职，而且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融化于教学过程当中，不断培养出学术英才。

总之，这部学术访谈录不仅突出表现了受访者的学术贡献，而且通过访谈得到学术成果之外的很多启示，包括受访者的学术背景、学术经历、学术理念、学术个性、治学方法等，同时能够提供教书育人的指引和因材施教的策略。希望这本访谈录在浙大中文学科的百年发展中体现出一定的学术史和教育史意义。

胡可先
2021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