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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浙江大学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为了一百周年系庆，我们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编写一部浙大中文学科学者访谈录。
浙江大学中文系滥觞于1897年成立的求是书院和育英书院的国文课程，发端于1920年的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和1928年的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1998年四校合并后建立新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并由中文系和古籍研究所融合而成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由之江大学国文系和浙江大学中文系两个源头的汇聚与分合，铸就了百年的历史。产生了夏承焘、姜亮夫、王驾吾、蒋礼鸿、孙席珍、胡士莹、任铭善、郭在贻、徐朔方、吴熊和等著名学者，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
这个优良的学术传统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专家与博雅的融合。由宋至清开启的浙东学派与浙西之学，经过中文学科夏承焘、姜亮夫等诸多大师的弘扬，一直传承至今。“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二者融合的学风，在浙大中文学科的百年传统中得到了很好的凝聚和体现。诸如夏承焘先生以温州人传承浙东学派“学贵专精”与“学究于史”的精神，开启词史之学，又坐镇东南与海内外学者声气相通，建立博雅通达的词学体系，成为“一代词宗”。第二，求实与创新的精神。浙大中文学科值得大书一笔者是它的学统。中文学科滥觞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和育英书院，求是书院的创办就孕育着求实精神，育英书院的创办目的是培育英才。百年历史，浙学影响，名师垂范，形成了我们中文学科求是、求实、求真的学术传统。这一传统，在“三古”即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领域表现最为突出。同时在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诸领域也有显著的表现。第三，包容与开放的胸怀。我们中文学科，在学术上，容纳了各种学说，也创造了各种学说；在思想上，强调包容理念，提倡独立精神。我们坚持开放办学，激发广大师生的创造力，打开了格局，凝聚了精神。
目前的浙江大学中文学科，语言、文学与文献并驾齐驱，形成以文献史料为基础，将文学与语言、传统与现代、文献与文物、文学与影像、编纂与研究融为一体的研究格局，古今汇通，中西兼融，是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既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又有强烈的现代气息的学科。
作为浙大中文学科百年传承的历史，我们将在系史上留下一份积淀，就向全体在职教师征集访谈录，经过一年的努力，共收到21位学者的25篇访谈录。这些访谈录，在学术方面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学术研究的传承。一个学科的建立、稳定和发展，学统的建立、学派的形成、学风的营造至关重要，而这些有赖于学术研究的传承。访谈录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学术研究的传承。如张涌泉教授谈到自己学术起步的时候受到郭在贻老师的影响：“郭老师就有意识地培养我。我也经常把我写的一些小文章请郭老师看。郭老师看了以后，就鼓励我。正是郭老师的影响，加上我古汉语课成绩好，把我对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的兴趣激发出来了。后来我就慢慢地走上语言学的研究道路。”张涌泉又考取了郭在贻老师的研究生，后来与郭老师合撰了“敦煌学三书”。再如王云路教授在访谈录中也深情地说：“我1982年考取杭大中文系汉语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郭在贻先生，毕业后分配至古籍研究所任教至今。1992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姜亮夫先生。我主要研究古代语言，其实我刚读大学时比较喜欢文学，但是语言更像是一门理性的科学，不需要特别多的想象，和我的秉性更相契合。提到求学、治学经历，我马上就想起了两位郭老师。在我的学术之路上，他们是我的启蒙者和引路人。”一百年当中，传承有序的几代学人，支撑着中文学科的发展。
第二，学术道路的艰辛。学术研究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只有不畏艰辛、勇于挑战者才能臻于理想的境地。谈到学术道路的艰辛，翟业军教授回忆自己出生于宝应的小镇，由中师毕业通过自考读本科，毕业后再到扬州大学读硕士、到南京大学读博士而走上学术之路。在南京大学工作多年，学术取得成就后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被浙大中文系作为优秀学者引进。他在访谈录中也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师生，这是一个既酸楚又幸福，因而显得古怪、意味深长的话题，里面潜藏着许多那段历史的信息，值得进一步探究。”目前，翟业军教授取得的学术已有目共睹，这样也就更印证了“英雄不问出处”的古训。无独有偶，访谈录中的庄初生教授，最初也是中师学生，后来又进入正规大学学习，变成了科班出身，学术道路就要顺畅得多。
第三，学术研究的追求。一位学者走上学术研究道路之后，对于学术研究的不懈追求，才是其取得成就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也要坚守学术的底线。如吴秀明教授在访谈中说：“学术研究本应超越世俗功利，以契接历史公意和客观事实或如康德所说的以‘善的意志’来发言，并一以贯之地忠于自己的内心。但在现实的语境中，情况往往并非如此。虽然学术理念发生变化是很正常的，也是常有之事，但这种变化应有内在的逻辑。最起码是‘修辞立其诚’，‘我手写我心’，不能用今天来否定昨天，或是为了今天的某种功利简单地否定昨天。这不仅是对历史、现在和未来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它涉及学术伦理和为人为文的底线。”超越功利、不媚时俗、忠于内心、坚守底线，看起来是学术研究守正创新的基本要求，但在翻云覆雨的时代变迁、眼花缭乱的社会诱惑中，能够持之以恒地追求学术，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四，教书育人的天职。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也是立身之本。从访谈录中，我们看到了各位学者至性虔诚的教学态度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如汪维辉教授谈到自己教学时说：“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教书育人是我的天职，教书是我的本分，而科研则是个人的事。我尤其喜欢给本科生上课，因为不管是在南京大学还是在浙江大学，我们的本科生都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大学生，给本科生上课，我总是享受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乐。我觉得在大学教书，要把课上好，除了教学技巧外，更重要的是要靠内容取胜，这就需要有科研作支撑。我常常把我的研究心得融入教学之中，受到学生的欢迎。”庄初生老师也说：“要教好书，首先要做好学术研究，特别是在大学上的专业选修课。……至于现代语言学，给你们上的课无非就是这六个字的内容：语音、音系、音变。……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拿着别人写的教材来讲，恐怕永远无法讲好。那些知识在经过自己的研究之后，已经内化为自我的东西，上课都能脱口而出，而不是照本宣科。”他们不仅将教书育人作为本分与天职，而且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融化于教学过程当中，不断培养出学术英才。
总之，这部学术访谈录不仅突出表现了受访者的学术贡献，而且通过访谈得到学术成果之外的很多启示，包括受访者的学术背景、学术经历、学术理念、学术个性、治学方法等，同时能够提供教书育人的指引和因材施教的策略。希望这本访谈录在浙大中文学科的百年发展中体现出一定的学术史和教育史意义。
胡可先
2021年12月18日
史婷婷
吴秀明，汉族，1952年生，浙江温岭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为国家教学名师、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1976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研究》等20多部著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文章近300篇。主持“历史文学研究”“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及其主要路径与方法”等5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与一般项目。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教学和研究成果奖二、三等奖多项。
史婷婷（以下简称史）： 吴老师，您好！很荣幸今天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与您进行对话与交流。我们知道，浙大中文系作为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老系，有着优良的传统。您作为中文系承上启下的一代学者之一，对这个传统有何理解？
吴秀明（以下简称吴）： 如果从1897年求是书院创立时延请名家开设国文课程算起，浙大中文系已历春秋120余载，倘若将1920年的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视作现代意义上的浙大中文系的源头，那么它迄今已走过百年风雨沧桑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我从杭大中文系毕业就留校工作至今，可以说中文系培养了我，我也有幸见证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文系的风采。虽然我们历经了从“老杭大”到“新浙大”的转变，但中文系的良好学风从第一代学者夏承焘、姜亮夫等老先生，到第二代的蒋礼鸿、徐朔方、吴熊和、王元骧等先生，再到我们这些“50后”，以及从“60后”到“80后”学人，在这里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几代师辈的精神之道与治学之术始终是激励我们后人前行的动力。2011年，由我任总主编，吴笛、黄健、陶然三位教授任分卷主编的三卷本《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就曾用“考镜源流”的方式对此进行了梳理。通过“系史”的编纂，我对浙大中文系的“前世今生”有了更全面深切的理解：这就是百年的历史，加之浙学的影响，名师的垂范，使它逐渐形成了“求是博雅”的学术传统。这也为中文系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筑就了很高的学术平台。2017年底，在教育部组织实施的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浙大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评为A级，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5所全国名校一起，成为仅次于北大、北师大（他们为A＋）的中国语言文学的重镇，这也从一个角度显示和见证了我们的实力，尽管在师资队伍组成上，因体制之故，我们浙大中文系现今还不到50名教师，仅仅是许多同类学校的一半，甚至还不到一半。
史： 想来“求是博雅”不仅是浙大中文系的传统，而且对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内的新兴学科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发展，都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吧！
吴： 是的。正如我在十年前的“钱江新潮”丛书总序中提到的那样：浙大中文系长期以来以“求是博雅”为系训，正是因非求是无以成专家，非博雅则无以成通儒。在我的理解中，所谓“求是”，就是求真、求实；所谓“博雅”，就是求善、求美。不尚空谈，不发虚辞，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以崇尚事实为基础，强调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我认为这是中文系生生不息的学术传统，它贯穿百年而又延续至当下，已内化为我们的一种精神生命，一种支撑当下中文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点。作为中文一级学科“大家族”的重要一员，现当代文学自然也不例外。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吴熊和先生与我讲的一件轶事。他说自己60年代在杭大中文系跟夏承焘先生从事词学研究时，有一次给夏先生提交了一篇八千字的文章，不想夏先生认为里面的“水货”太多需要榨干，导致他后来不敢写长文章了。紧接着他对我说：“你们现当代文学与我们古代文学不一样，好像特别擅写长文章！”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吴先生本人也于八年前驾鹤西去离开了我们，但此番话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感慨良多。不同于“三古”（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具有非常成熟与完善的学科体系，包括现当代文学在内的新兴学科自有其独到的优势，但我们也得坦率承认，它在历史积淀方面是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的。以当代文学为例，虽然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曾一度引领风骚，对整体文坛乃至学界产生了不可小觑的辐射影响，批评本身也成了文学史的重要一部分。但回过头来看，这些批评也包括有些理论践行的主要还是“我批评的就是我”，它在充分凸现批评主体个性和才情的同时，是否存在着“注水”过多的问题？这样想来，几十年前吴先生的批评至今还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史： 说起吴熊和先生，我想到您在几年前撰写的那篇很感人的悼念文章，文中提及吴先生一句话“从事人文学科研究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冷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能否从治学角度展开一下？
吴： 你说的这篇文章，是2012年吴熊和先生追思会的发言稿。吴熊和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师辈，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古代文学学科乃至中文系曾经的“掌门人”，他都是很杰出的。“从事人文学科研究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冷落”是吴先生经常与我们说的，自然也是他的经验之谈。包括中文在内的人文学是一门“无用之用”的学问，它对精神性、情感性、审美性的追求，对意义、价值、生命的叩问，是需要放在长时段中，用超越世俗的眼光才能充分彰显其价值。而当下盛行的评估体系，它似乎更看重论文和项目的量化指标及其在此生产过程中的动态价值，所以，为完成这些指标以及为求现实的功利效果，它往往催生了我们急于求成的心理。有关这方面，最近一些年来批评反思的声音很多，也很强烈，但迄今尚无体制性层面或有效的应对措施。看来只有靠我们学人个人自身的定力和修为了。可以说，学者能否保持定力和修为走自己的路成了最大的挑战。不必讳言，我这样讲是很有点无奈和苦涩的。
史： 我记得您在《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代序（《我心中的浙大中文系》）中曾提及您目睹过许多中文系名师大家的风采，并有幸向他们讨教，获益良多。除了刚才谈到的要耐得住寂寞之外，您认为，师辈们的治学理念与态度对您的影响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 如你所知，“三古”一直以来都是浙大中文系（1998年四校合并以前为“杭大中文系”）的传统强势学科，它们悠久历史凝结而成的学术传统，使之即使在特殊年代也产生了一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品力作，而成为中文系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不仅对我们后辈为人为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还为包括现当代文学在内的新兴学科的规范化及其进一步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记得十多年前受邀参加古代文学博士论文答辩，在答辩会上，吴熊和先生针对“三古”擅长的考证，曾指出要“有所考，有所不考”，意即并非所有的材料和对象都值得去考证，它还有一个选择的问题；考与不考以及如何考，它关涉研究者的学养、心胸、境界以及对研究对象的宏观整体的判断——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如此，才能将研究引向扎实、厚重与开阔，对对象做出更精准的评价。
这也就牵涉到与“考”相关的“论”的问题。这一点，王元骧先生有关文学理论研究对我是有影响的。这里所说的影响，除了立论之外，我主要是指严密的逻辑思维，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演绎方式，以及行文，包括上下句、上下段之间衔接的严丝合缝，呈现逻辑上的自洽、有序与完整。其实古代文学也不排斥“论”，就像徐朔方先生的《汉诗论稿》、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样，其“言必有据”的研究中也都有“论”的观照和审思。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不应将中文系的“实事求是”传统简单狭隘地理解为考据或实证，它同时应该包括思想理论，并由此形成考论结合（或曰史论结合）的治学理路。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并实现更高层次的“实事求是”。这也是我们今天在阐释中文传统时需要注意的。
说到师辈的治学理念与态度，我认为还应该包括学术真诚。学术研究本应超越世俗功利，以契接历史公意和客观事实或如康德所说的以“善的意志”来发言，并一以贯之地忠于自己的内心。但在现实的语境中，情况往往并非如此。虽然学术理念发生变化是很正常的，也是常有之事，但这种变化应有内在的逻辑。最起码是“修辞立其诚”，“我手写我心”，不能用今天来否定昨天，或是为了今天的某种功利简单地否定昨天。这不仅是对历史、现在和未来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它涉及学术伦理和为人为文的底线。道理很简单，“批评家需要具备知识储备、历史感（包括传统）和个人才能，当然还有专业操守和道德底线。……‘真诚’（真实）写作是产生优秀作家和批评家的一个基本前提，而‘真诚’既是对修辞和语言能力的考验，也是对精神难度和问题意识的要求”
。就此而论，学术研究，包括研究什么以及怎样研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研究者的人格及价值取向。所谓的文品背后是人品，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
史： 就您个人的学术经历与心得而言，您认为当代文学应如何从实践层面与“求是博雅”这一中文系传统进行对接呢？
吴： 我想到2017年年底系里撰写的教育部有关学位点自评总结报告，它在谈及浙大中文学科三大鲜明特色时，曾十分醒目地将“文献史料”作为中文系的其中一个特色：“形成以文献史料为基础，将文学与语言、传统与现代、文献与文物、文学与影像、编纂（整理）与研究融为一体的研究格局，并通过教材编纂与项目合作，落实到教学和人才培养上，形成并初步构建了一个古今打通、多元立体的文献史料研治体系。”可见文献史料在浙大中文学科中的地位。事实上，经过多年的积淀，当然也受整体时代学风的影响，我们现当代文学这里多少也出现了变化。除了我本人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外，我的同事陈力君、张广海也分别在鲁迅影像史料和左翼文学史料研究方面倾心用力，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们各自从不同方向和维度，为本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当然，陈、张二人的史料研究，是与他们的导师郑择魁教授、陈平原教授的影响和熏陶有关，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包括思维观念与方法手段。尽管彼此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有所不同，但它毕竟都是基于事实的一种研究，与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具有血脉关联。
史： 您长期在浙大中文系工作，经历了从“老杭大中文系”向“新浙大中文系”转换的全过程，还主编过“系史”，想必对中文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从“系史”总序中能感受得到。当年此文发表，曾赢得广泛的好评，其影响力可以说较之您研究和评论文章甚至更大。可否以您的经历，来谈谈中文系学科发展的前景？这也是像我这样的从浙大中文系出来的人十分关心，并在各种场合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
吴： 这个话题涉及百年历史，实在有点大，以我这样的身份及水平学识，坦率地说，回答不了，也不合适。这里只想结合“系史”编纂，冒昧地谈一点个人体会：首先，当然是要发挥“三古”的学术优势，但同时又不能拘囿于此，而应该有新的拓展，有更高远的追求。毕竟“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嘛！事实上，经过了风风雨雨、分分合合的百年历史，现在的浙大中文系已不再是1920年的老之江国文系、1928年的老浙大中文门，甚至也不同于1998年四校合并前的老杭大中文系。整个社会文化教育生态变化之快之大，令人瞠目结舌，你可以因不适发牢骚，做“重温”老杭大中文系之“梦”，但你必须得直面并且承认，不仅是浙大，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它已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面对这样的情形，每个学科及每个个体都在变化，这不是你要不要、愿不愿，而是不得不变或身不由己要变或必须要变。像我这样的50后，因经历和教育所致，属比较理想主义的一代，与现有环境及学术生态，往往不那么协调。我曾在“系史”总序中提出了新兴学科“历史化”与传统学科“现代化”相融发展，并对中文一级学科在新形势下如何“守正创新”，寻找浴火重生之路在五个方面进行了反思。翻翻在近十年前写的文字，我以为现实的基本语境没有变，甚至比以前更严峻了。看来中文学科未来的发展，还是任重而道远。当然，这是60后及比他们更年轻一代的学人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