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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明在讲当代文学学科规范与客观性时，还高度重视文学史料的研治及其在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作用。这与他对当代文学知识谱系的思考有关。他对那些真理在握、斩钉截铁地宣判姿态总抱有一种警惕之心，相反，对研究中出现的“犹豫不决”则表示理解：“我们也不能就此据此就判定治史家价值观上的左右摇摆；恰恰相反，有时还表示着他们对文学史的尊重。它即是一种无奈，但何尝不是研究求实治学态度的一种折射呢？”
吴秀明认为：“重理论阐释而轻文献史料，已成为主导这个学科的基本取向。……对文献史料的漠视，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脆弱的软肋’。这也从侧面反映当代文学研究的浮躁和学科的不成熟，必须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与反思。”
为此，他提出向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学术规范和治学之道寻求借鉴，从学术研究的整体格局和学科建设，特别是从支撑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基础性”或“系统工程”角度来探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问题。
在当代文学历史化与学科化的学术追求下，当代文学史料学开始得到广泛重视，以文献史料的客观实证，矫正一直以“观念创新”为主导的学科主流研究范式。但这样说并无意于将问题简单化和绝对化。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以往通过思想、观念及理论的变革，确乎照亮了“目的导向型”的当代文学研究，为当代人写当代史留下了足够的反省观察与阐释的距离，也使文学批评以始终在场的姿态，汇入和推动着当代文学的转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或曰史料转向，不能停留在呼吁与重视的层面，而缺乏具体切实的行动，也不能基于揭秘的心理，热衷于挖掘个别性的新奇史料，鸡零狗碎地“玩”史料、“堆”史料。那样，不仅对当代文学史料学，甚至对整体的当代文学史及学科建设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当然，它也无法撼动以往“以论带史”或业已固化的叙述体系。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吴秀明将自己及志同道合者从事的史料研治，称之为意义重要的一次“战略转移”，是返回当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原点”进行“再出发”。
他的史料研治，不是漫不经心的一种随机或随意的行为，而是在融会贯通文学与史学诸多思想理论的基础上的整体系统的考量。上文提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等，尤其是在社会和学界产业广泛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该书被评为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大出版成果），就反映了他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而从中文专业教育的角度讲，“文学史料”的引进，它也可对原来单一的“文学作品”教育模式进行有效的补充：既完善了学科体系与知识结构，使得当代文学史在“作品与史料”的二维呈现中变成更加丰富立体，同时又进一步向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开放。用惯常的标准考量，当代文学呈现出明显的“前低后高”的不平衡态势，但如果走出“纯文学”划地自限，当代文学只有“丘陵”，没有“高山”的劣势，则可以转变为社会文本的优势。比如“文革”时期的文学，仅从纯文学角度观照显然是不够的。倘若将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作为社会文本或文化文本来读，考察作品在体制中生成的途径，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掌控，以及批评、媒体与接受等多元合力的作用，那么当代文学史就不再是一维的作家作品史，而是可以变成二维、三维乃至多维的关系史、问题史、现象史。这虽然是非文学非审美的一种评价，但它仍自有合理性及其意义价值。
吴秀明强调对文献史料的关注和文学现场的还原。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他努力追求一种客观性的文学史，而将价值立场蕴藉于事实的选择与叙述之中。说是“再出发”，是指他提出并实践当代文学研究由“以论代史”向“史论结合”嬗变的“战略转移”，并不是说他“去思想理论”“反思想理论”，或放弃了作为研究者的主体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事实’与‘主体’之间寻求一种互动生成的平衡”
，在文学之“诗”与历史之“史”之间寻求更高层次的互动生成。这一点，可以说是贯穿于他史料研究的始终，几乎每篇文章都不嫌啰唆地反复论及，可见其良苦用心。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和体现其稳健而又偏至的学术品格。这里倘要细究，可能与他理论思辨的学术旨趣有关；往大处说，与新时期以来倡导并形成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有关。他将自己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11卷）分为“公共性”“私人性”“民间与地下”“通俗文学”“台港澳文学”“文学期刊、社团与流派”“影像与口述文学”“戏改与样板戏”“文代会等重要会议”“文学评奖”“文学史与学科史料卷”等11种不同的类型
，并在纵向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横向上各种类型之间彼此互补，构成体系性的当代文学史料架构，便充分体现了他的“史与思”（也包括史与诗）互动互证、互补互融的史料观。显然，这样的史料学就不仅仅是个别局部和支节的修残补缺，而是导向对文学史整体全局性质的调整，对当代文学学科及其研究真正起到转向与重构的作用。而这样一种编纂，它自然必然地内蕴了思想理论的解释框架，这绝不是为史料而史料可以做到的。
《丛书》每一卷，都很好地体现了编者对该类史料的理性认知和把握。如《公共性文学史料卷》将中央政府的文件、决议，领导人的讲话、批示等纳入上编“政策与导向”，中宣部、文联、作协领导人对上层意图的解释与传达纳入中编“中介与阐释”，而将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及《文艺报》《人民文学》等纳入下编“媒体与舆论”，构成完整的公共性文学史料系统。《文学史与学科史料卷》则分为“文件与规定”“事件与问题”“评价与探索”“时间与空间”四大体例，把“重写文学史”“再解读”与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红色经典”、少数民族文学、台港澳文学以及通俗文学等的入史问题都纳入四大体例，这里既有会议纪实、访谈、对话，同时还有代表性的研究综述。这样，史料的编选不但在逻辑有序的解释框架中呈现了历史的原貌，同时还以代表性的观点与论述丰富了史料的多维立体层次。
对于当代文学史料而言，最大的问题不在史料搜集之难，而在当代那些过于丰富甚至显得有些溢出的，纷繁复杂、彼此联系而又异同并呈的史料如何有机地组织起来。选择什么、如何选择仍然需要借助于有关的思想理论，方能把饾饤枝节的史料碎片，引向人文学者对于“宇宙之基源”“人生之根蒂”的形上思考。胡适曾将史实研究概括为“科学的”和“艺术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和解释。”
可见研究之不易。吴秀明自己亦这样感慨地说：“在史料研究过程中，感到最棘手也是费时最多的往往不是史料的搜集，而是如何将其纳入逻辑有序的‘立体’体系中给予阐释，并由此及彼提出问题，将现象研究上升为历史研究。”
《丛书》同时实现了两方面的功能：只有能够进入文学史的学术生产，并通过思想理论层面的反思与观照的史料，方能推动学术研究的视角转换与方法变革，实现当代文学研究“战略”意义的结构性调整。
如《公共性文学史料卷》对于“胡风事件”，既编入胡风自己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给党中央的信》，也编入了《胡风事件的另类史料——新华社〈内部参考〉中关于胡风事件的报道》，而批判胡适，则编入了胡思杜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不是通过发现一条史料，否定另一条，而是通过多维多视角的呈现，构成史料之间彼此的对话，并进而型构其历史的“复调”现场。这对处于复杂纠缠的“身在‘当代’说‘当代’”
的当代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可有效地克制我们太过强烈的价值评判冲动，以“抵近事实”的隐含努力，将对史料的批评性结论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客观性真理追求。
与政治史、当代史纠葛难分的当代文学，即使是同一类型史料下也蕴藏了复杂的对立。《丛书》在解决当代文学内部的多元性、异质性问题时，以开放的眼光平视，通过史料的并置呈现，既力图梳理出渊源、潮流的主线，也不遗漏支线的复杂情态。《文学期刊、社团与流派史料卷》一方面以时间为序，展现当代文学期刊的发展演变与当代文学创作发展史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又通过期刊的创刊、复刊、改版等重要节点，揭橥其与当代文艺生态环境、文艺事件、文艺思潮之间的沟连关系。《通俗文学史料卷》不但收录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通过对通俗文学的调整、改造与管控，将其纳入对文学艺术“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同时也记录了通俗文学作家的“配合”改造，通俗文学期刊的主动调适，以及基于“民间”理念差异而导致的配合不力、调适未果的史实，从而如实地展现了当代文学在创作与生产实践过程中，所受政治意识形态乃至政治权力的干预，以及在备受干预的同时，来自作家与民间或显或隐的抵制。
韦勒克认为，“在文学史中，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即使是史料的取舍以及年份、书名、传记事迹等相对中性“事实”的还原，也离不开观念的参与、对话与激活。
更何况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在它身上夹裹了太多的问题，情况殊为复杂。为什么近年来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普遍呈现向“批评”靠拢，即所谓的“史料研究批评化”的倾向，包括版本、选本、辑佚、考证等，有的研究者还提出了“将版本研究与文本批评整合起来”，“借鉴语言学、修辞学和写作学的研究经验，更要运用阐释学、文本批评的理论，对新文学版本进行综合研究”的“版本批评”的概念
。刘增杰也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长期以来缺乏理论自觉，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轻视理论，向往于把新发掘出来的史料堆砌出来以示丰富，缺乏对已有史料作深入的理解与阐释”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吴秀明上述有关当代文学史料编纂及研究——从11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选本），到65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论著），其所体现的以史证论、史论结合，“历史”（史料）与“理论”，或曰“事实”与“思想”互渗互融的整体宏阔的文学史料观，就显得弥足珍贵。
概括地说，从历史文学批评起步，再到历史文学理论建构，再到当代文学史及学科建设，吴秀明历时四十年的学术研究，走的是“由文入史”到“文史互证”的道路。他用历史的、文化的、生态的、审美的开阔视野和多维眼光审思当代文学。文学批评通过文本细读，指向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概括；文学史研究建基于文学批评和史料之上，追求文本、理论与史料三者的有机结合。他的研究，不仅在路径与方法上别具一格，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而且对当代文学“历史化”及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及此需要补充一句，即使是在进行“文史互证”的当下，吴秀明还是回过头来强调基于审美和趣味之上的“人文性”批评，认为学者或批评家应该具有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
的情怀，如此，包括史料研究在内的“文史互证”才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对话性，并将轻盈的审美、扎实的史料与深邃的理论洞察结合起来，与文学史对接，当代文学才是鲜活的，真正成为审美判断与理论反思的“文学”学科。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