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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至五四，在“得君行道”向“觉民行道”转化的过程中，仁人志士逐渐发现了民众与民间的积极意义与价值，由之开启了一场“目光向下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以往上不到台面的民间、民俗以及通俗既成为新的学术研究（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对象，又逐渐以一种“活态”的方式参与到新的文艺建设之中。在此背景下，传统的说唱文艺开启了它的现代转化之路，不仅传统曲目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而且以其形式对接新的时代内容，从而衍生出一种独特的“现代说唱文艺”，并被“革命通俗文艺”所吸纳，最终汇集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曲艺”名目之下。这一“现代说唱文艺”，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只是单纯的文艺形态，也不以丰富民众的文艺生活为唯一（或者说主要）目的，而是在救国图存、启蒙民众、革命动员以及民族国家与新人的想象与构建中试图扮演重要的角色。
要想了解新曲艺，就必须要将其放在“现代说唱文艺”的延长线上，将“现代说唱文艺”的诞生与演化作为其历史背景。而要进入“现代说唱文艺”，则需要看到它与现代民间文学运动、中国现代民俗学自身的发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民族形式的讨论、抗战通俗文艺以及革命通俗文艺的实践等方面的深广联系。鉴于此，本章拟以点面结合的方式，从革命通俗文艺的生成（面），顾颉刚、老舍、赵树理的民间通俗实践（点）等方面分别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