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吴秀明

与周敏相识，始于嘉兴学院人文社科处将他的国家社科项目申报书送于我处初审。当时，我的反馈是“选题不错，有新意，论证也比较充分到位”，并写了几条具体的修改意见，还答应可以直接打电话沟通一次。大概在快到过年的时候，周敏打来电话，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通过这次通话，我大致了解了周敏的学术背景、学术积累与学术旨趣，对这篇基于博士论文的项目申报书构想及其意图有了更为切实具体的感受，认为是一个很值得做的题目，因而也说了好多鼓励的话。

也许是这样的机缘，所以，当2016年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绍兴举办第十届年会期间，周敏向我表达了想选我作为合作导师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从事在职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意愿，我便很愉快地答应了。

在浙大做博士后期间，周敏每周都会来浙大西溪校区我的课堂，旁听我给博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专题”。课上，凡遇讨论时，他总是积极发言，执着而又认真地表达自己对现当代文学的看法，有属于自己的“问题与方法”，课后便一起去校区食堂就餐，饭桌上还余兴未减地继续聊着课上的话题。如此一来，彼此自然就更加熟络，周敏的勤思好学、谦虚谨慎都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由于是在职，他不住在学校，常常杭州、嘉兴两头跑，但他却乐此不疲。不仅旁听我的课，也出现在其他老师的课上，还经常寻找机会与我们学科的老师进行交流，向他们学习和讨教一些问题。于是，很快地融入浙大中文系的群体中来。2018年5月，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红色叙事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安排在他所在的嘉兴学院，周敏前后用了个把月的时间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忙碌，这个会最终受到了省内外与会学者的一致好评。这次办会也使得不少省内同行认识了他，看到了他为人的踏实以及办事的能力，这有益于他日后的学术成长和发展。

周敏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是他此前博士论文的一个延伸——后者探讨的是新中国成立“十七年”的“新曲艺”，由此涉及并与“人民文艺”普及问题相勾连，这也是本书的主体内容，而前者则以“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与新曲艺的兴起”为题，将“新曲艺”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从五四到新时期）中进行考察，爬梳和审察其流变及其背后的诸多历史因素。其中，融进了不少新的思考，如将五四时的民间文学运动，顾颉刚等人的民俗与通俗工作，以及老舍等人的抗战通俗文艺创作实践作为“新曲艺”的重要环节，这就使“新曲艺”具备了较为可靠切实的历史内涵。而这，也正是他博士后出站报告所聚焦探讨的核心问题。当然，出站报告也有需要充实的地方，如对“新曲艺”在新时期的式微未作探讨。实际上，倘若沿着这样的历史延长线，将思维视野再往后“下移”，它倒可以更有效地把握“新曲艺”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中的真正意义与问题所在，尽管这种“下移”式的探讨是有难度的。在出站报告评审通过后，我还就此问题与周敏交流过，希望他能吸收评审专家意见，拿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总之，经过出站报告的写作，我看到周敏对“新曲艺”这一富有意味而又为当下学界所忽略的话题，有了更为明晰而又深细的认识与把握。从博士论文到博士后出站报告，前后历时8年，中间还先后获得了博士后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的立项扶持，在此问题上“咬定青山不放松”，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深耕”了。而本书的出版，是这一“深耕”的具体体现与收获。

也许是与根深蒂固的“纯文学”观念有关吧，在已有的文学研究及文学史中，一般是没有什么“新曲艺”的，即使有，往往也被置于鄙视链最底端而不受待见。周敏打破了这种成规。他用自己的实践，在“口头性”与人民文艺的“普及性”关系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相比于更为主流的“十七年”文学而言，“新曲艺”的确比较边缘，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但它因为逸出了“文字/文学”中心，具有“口头/文学”跨文类与跨媒介的特征，故而，在革命文艺、人民文艺建设中能发挥为一般“文字/文学”所没有的功能价值。周敏就是从这一“口头性”出发，不仅对“新曲艺”作了定位，对其叙事方式与人物塑造特点做了阐释，同时还对它“从大众文艺到群众文艺”“从普及到提高”“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多重普及路线、普及机制及其可能与限度等，做了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

探讨现代民间文学运动与新曲艺的兴起，自然要涉及文学与政治、革命关系问题。对此，我曾经说过，我们应该调整将文学与政治当作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物的观念，要认识到所谓的“非政治”或“反政治”文学的看法，如同“纯文学”一样，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如果了解和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能不会对政治产生如此反感和抵触的情绪，将历史化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它。总之，我们应该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用更加健全的历史理解力来看待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参见拙文《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历史观问题探讨——基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具体到本书，我认为它总体上做到了历史化的客观评判，史料实证、作品解读与理论思维基本上达到了一种相对的平衡，在“了解之同情”之余，也不回避其“困境”。这是比较难得的。

当然，对于周敏来说，“新曲艺”的提出及其探讨仅仅是开始，要想在此基础上有更大的建树，未来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它需要更丰富的文献史料，更开阔的学术视察，更深厚的理论思想。这也正是周敏今后可以提升和拓展的空间。希望“新曲艺”能成为他的第一个学术“根据地”，同时也期待他今后又能超越这个“根据地”，在不断的超越和突破中践行自己的“学术之梦”。这本书是他主持的浙江省社科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在这里谨表祝贺。遵他所嘱，写了如上文字，权且为序。

2021年12月17日于浙大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