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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推翻了殷商王朝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实行大规模的分封制度，“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即古人常说的“封建制”。原来殷商的盟国、属国都接受了周人的分封，他们都承认周王为天下的共主，向周王俯首称臣。对于一些战略要地，则分封亲信或族人进行统治、管理。这样就形成了以周为共主的大一统局面，故《诗经·小雅·北山》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初的分封，据研究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是武王灭商后所进行的分封，先是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殷，然后封管叔于管（今河南郑州市），封蔡叔于蔡（今河南上蔡），命他们监视殷人的动向，号称三监。为巩固周人在东方的势力，又分封几位重要的功臣，封太公望于吕（今河南南阳）；封周公于鲁（今河南鲁山县）
；封召公于匽（今河南郾城）。吕、鲁、匽都在洛阳和殷商旧都附近，是周人防御殷商东方残余势力的前沿阵地。这次分封规模并不大，并且还遗留了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然而，武王不久就去世了，由于即位的成王年幼，各地诸侯和殷商旧民蠢蠢欲动，力图反叛。此时周公站了出来，承担起领导周朝的重任，他率军东征，经历了艰苦的战斗，杀武庚、管叔，放逐蔡叔，平定奄、蒲姑等殷商的旧盟国，从而使周的势力在东方进一步稳定下来，其天下共主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东征之后，商的残余势力及其旧盟国基本被摧毁。为巩固胜利的果实，在周公的主导下对广大的疆域进行了再次分封。这次分封的规模相当大，据《荀子·儒效》篇记载，分封七十一国，其中姬姓五十三国，但实际分封数量当远远多于此，估计有数百个。这次分封有三种类型。第一，重新分封殷国，杀武庚之后，改封殷商贤臣、纣的庶兄微子启于宋，以继续安抚商人，宋由此便成了继承殷商一脉的诸侯国，也是孔子的祖国。第二，封神农之后于焦，封黄帝之后于祝，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帝舜之后于陈，封大禹之后于杞。宋、陈、杞等国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第三，大规模分封了周王的子孙、兄弟，如文王之子有管、蔡、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郇等，武王之子有唐（即晋）、韩等，周公之子为凡、邢等，这类诸侯占据很大一部分。
两次封建，第一次封建规模尚小，而真正的封建则是周公所主导的这次。所以梁启超说“真封建自周公始”
。在这次分封中，几个大国的分封尤为重要，如鲁、齐、燕、卫、晋等。由于周公、召公在成王时代是重要的辅政元老，故将他们留在周朝治理天下，而改封他们的长子为诸侯，将周公之子伯禽封为鲁公，国都迁移到奄、徐之地（即今曲阜）。将太公望改封到蒲姑的旧地，以营丘为都。把匽则迁到更遥远的东北方即今北京附近，并命召公的儿子为侯，即燕国。封周公的弟弟康叔于殷墟，为卫侯。封成王的弟弟姬钊于唐。
周的分封制，建立了周代八百年社会等级体制和天下格局的基本框架。周王作为天子，是代表天将天下的土地和人民颁赐给诸侯，诸侯要承认周王的天子地位，承担对周王的义务，如朝觐、纳贡、称臣、尊周等，并严格按照相应的礼制行事，不得有违礼的行为。分封制有多个层级，除了天子分封，还包括诸侯分封其卿大夫立家，每个大夫之家也有贰宗、士有隶子弟等等。这样层层分封，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建立起一级一级的从属关系，每个等级都有严格的区分，并以礼的形式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祭祀、日常交往、饮食、器物等等。
春秋战国时，封建制衰落，郡县制兴起。秦汉之后，基本上是郡县制占主导。郡县制是大一统帝国的产物，适应了对广土众民的国家的统治。从封建到郡县，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变革，汉代史学家班固就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汉书·地理志上》）但封建并没有完全消失，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时，即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其后分封制多次复活，很多皇帝仍迷信通过分封皇族，可以形成对国家政权的藩屏和扶持，但是往往事与愿违，汉代的分封导致七国之乱，晋的分封导致八王之乱，带来惨痛的教训，明初的靖难之役也与明太祖的分封有一定关联。而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也多次想恢复封建制，只是因为众臣的劝阻才没有实行。总体来说，秦汉之后，郡县制是主流，虽然历代对于王子皇孙都有分封，但多仅给予虚名，并无授予实际权力，且对其有各种严格限制，分封制已经名存实亡。
封建制与井田、学校等制度，是儒家视域中有代表性的圣王之制，寄托了儒家的治国理想，历代不少儒者对它们充满向往，并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予以恢复。当然，有赞成就有反对，也有很多学者对封建制予以激烈的批判。对封建制度批评最激烈的是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他从历史发展之“势”的观点指出封建制的产生并非“圣人意”而是“势”使然，周之封建制之所以被秦之郡县制所取代，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个人的意志。是否实行封建与国祚的长短并没有必然联系。柳宗元旨在通过批判封建制来反对当时日益严重的藩镇割据，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批判色彩，在后世得到不少仁人志士的赞赏。苏轼的论封建一文就认为：“昔之论封建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宋代鉴于唐代藩镇割据的问题，严格控制地方势力发展，这时没人敢再提封建，但这样也走向了郡县制的极端，严重限制了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明末清初时，许多思想家在反思明亡的教训时，又开始重新思考封建与郡县二者的优劣问题，不少学者倾向于封建。总之，封建与郡县问题，是儒家政治思想不可忽略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