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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相传是纣王的“诸父”（马融、王肃说）或“庶兄”（服虔、杜预说），是商朝的大忠臣，与比干、微子一起，被孔子并称“三仁”（《论语·微子》）。《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其事迹云：
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
箕子从纣王奢侈的生活习惯预测到他会越发骄奢淫逸，最终亡国，但作为王室重臣又不能离去，只能假装疯狂，通过鼓琴寄托他的心事。他作的《箕子操》后来被收入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尽管箕子佯狂，但仍被纣王囚禁，武王灭商后立即将箕子释放。
周武王克商后，社会局面并未完全安定，殷商旧族以及边疆民族都蠢蠢欲动，试图反叛。在这种形势下，武王迫切需要获得新的治国智慧和谋略，而箕子是贤能的殷商旧臣，目睹兴废，历史经验和知识都非常丰富。因此，武王便向箕子请教治国方略，希望他能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给他提供借鉴，箕子向武王陈述“洪范九畴”，记载于《尚书》的《洪范》篇。所谓“洪范”，《尔雅·释诂》云：“洪，大也”；“范，法也”；“法，度也”。《尚书大传》曰：“《鸿范》可以观度。”“洪范”即是“大法”。洪范九畴，即上天所赐的九种治国大法，《史记》称为“大法九等”（《宋微子世家》），《汉书》称为“大法九章”。这九类大法是：
第一，五行，即掌握水、火、木、金、土五行的性质及其作用，“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五行是当时人对自然界基本要素进行的抽象总结，人们只有掌握这些要素的基本性质，遵循其运行规律，才能够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洪范》开篇即指出“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鲧由于没有很好地研究五行之性，采取壅堵的办法治理洪水，结果酿成了重大灾害，造成了不堪的后果。而禹却能够遵循五行的规律，“平治水土”，所以才得到上天赏赐的“洪范九畴”。
第二，敬用五事，是对君主日常言行举止的要求，即在貌、言、视、听、思等五个方面对君主进行要求，“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容貌态度要恭谨而严肃，语言要和顺，观察事物要明辨是非，听闻事情要明敏，思虑要通达，做到这五点就能妥善处理各种政务。在《论语·季氏》中孔子提到九思：“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是对《洪范》五事的继承。
第三，农
用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即管理民食、管理财货、管理祭祀、管理建筑、管理教育、管理司法、接待宾客、治理军务等八项重要政务，妥善处理这八项政务是确保社会正常运行发展的基本保证。食货放在首位是对民众生命的重视，体现了重民的思想。将祭祀放在食货的后面，可见当时祭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第四，协用五纪，就是要掌握岁、月、日、星辰、历数等运行规律，制定科学的历法，用以指导生产和国家治理。每年年初，国家都要将这一年的历数颁布给百姓，使他们有所遵循，历数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一年的收成，因此观天授时的工作就非常重要。
第五，建用皇极，即树立君主的威信，明确君主的行为准则，从而使臣民都来效法君主，“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其主要要求是：“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就是要做到公平公正，不要有偏私偏爱。
第六，义用三德，即治理臣民时要遵循的三种品德，即正直、刚、柔，要以正直为本，同时在必要时又要刚柔并用，或者以刚制胜，或者以柔制胜。
第七，明用稽疑，就是在遇到大事需要决断的时候，要通过龟卜和巫占以探询上天的旨意，同时，参照卿士、民众和自己的意见做出判断和决定，“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第八，念用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雨、晴、暖、寒、风五种气候按相应的季节出现而不紊乱，那么众多草木就会很茂盛。而若是出现紊乱，就会风雨不时，或旱或涝。天气情况的变化与君主的行为有密切关系，君主身心恭敬、圣明通达、任用贤能，就会风调雨顺，反之就会出现错乱。这一天人感应思想对后世有重要影响，成为后世灾异、谴告等思想的理论源泉。
第九，飨用五福，威用六极，就是通过寿、富、康宁、好德、善终等“五福”劝导人向善；通过夭折、多病、忧愁、贫穷、丑恶、懦弱等“六极”，警戒和阻止人们作恶。威和福也是君主所掌握的权力，臣民遵循君王的意志去努力行事，就可以得到幸福，违背君王的意愿行事，就会遭受灾祸。
对于箕子所陈述的“九畴”，武王非常满意，便将箕子封在了朝鲜。后来箕子曾回到中原，朝觐周朝，在路过殷墟故都的时候，看到旧有的宫室颓败毁坏，长满荒草，心中伤感，便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史记·宋微子世家》）狡童即纣，充满了对商纣王无道亡国的痛恨和对故国的思恋。
《洪范》集中地表达了上古时期君王治理天下的基本观念和思路。在儒家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历代都有大量的关于《洪范》的注释，甚至形成了《洪范》之学。最早为《洪范》作传的是西汉夏侯始昌的《洪范五行传》，被收录在《尚书大传》中。其后如刘向撰《洪范五行传论》、刘歆撰《五行传说》、王安石的《洪范传》、黄道周的《洪范明义》等，都是解释《洪范》的名著。虽然近代以来，受疑古思潮的影响，《洪范》文本的可靠性受到质疑，但近二三十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如李学勤、裘锡圭等先生认为《洪范》确实是比较可靠的周初的作品。金景芳先生说：“自今天看来，它也确实是一部最系统最完整并提到理论高度来认识的政治哲学著作。”
从思想史角度看，《洪范》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洪范》是记载五行思想的最早文献，后世对五行思想进行发展，并与阴阳、宇宙论相结合，形成一种系统性的世界观，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具有“底色”性质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在汉代，五行的概念甚至成了《洪范》一书的代名词，如《洪范五行传》《洪范五行传论》及《汉书·五行志》的命名等。第二，《洪范》具有浓厚的天人感应思想，虽然表面是在讨论治国，其实是以天道观念为背景的，所以司马迁甚至称武王问的不是治国，而是“问以天道”（《周本纪》）。尤其是第八“念用庶征”一畴，天人感应色彩更为浓厚。第三，皇极思想，它确立了天子代表天意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人间一切善恶、是非、功过的标准，天下所有人都要服从天子的治理，同时天子的行为本身也要具有模范性，要公平、公正，成为天下的表率。但对于皇极的具体含义，曾引起后世的广泛讨论。南宋时期，以王淮为首的官僚集团和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集团就此问题产生争论，王淮继承了传统的说法，将皇极训为大中，而朱熹认为皇训君、王，而极则是至极的标准。他并且撰有《皇极辨》一文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第四，《洪范》八政重视人民的日用生活水平，孔子曾说“富而教之”，孟子也说使民“养生送死无憾”是王道之始，都将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首位，马一浮先生说：“观于《洪范》八政，不出教养二端。”可谓精辟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