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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皇五帝这些上古帝王中，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这些帝王大多给人一种朦胧感和神秘感，人物形象不够清晰，只有舜帝流传着许多故事，在《孟子》《史记》《说苑》等文献中多有记载，他的形象也比任何一位上古帝王更为清晰。舜的最大人格特征是既是帝王，又具备高尚的品德。《史记·五帝本纪》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因此，如果说孔子是中华道德文明的集大成者和传承者，那么舜帝就是中华道德文明的开创者。
舜为妫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传说舜每只眼睛中都有两个眸子，故名重华。《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舜主要生活于今山东一带，其曾耕作过的历山在今济南附近，死后据传葬于苍梧之野，即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的舜帝陵。作为“五帝”的最后一位，舜帝的道德人格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舜帝的“明德”是多方面的，既体现在家庭生活中，又体现在政治生活中，而其明德的精髓，可以用孝悌、仁和、智勇来概括。
舜最为人称道的品德是“孝”。舜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非常恶劣，他的父亲瞽叟是个盲人，但性情比较顽劣，生母早死，父亲又娶了继母，生了弟弟象。象的性子很傲慢，很看不起舜。他的父亲、继母和弟弟都认为舜是这个家庭多余的人，对舜不怀好意，常常想要谋害舜。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瞽叟和象很高兴，以为舜死了，于是共同瓜分了舜的财产，占据了舜的居所，但舜并没有死，而是掘地道逃脱了。当他回到住所时，象很惊奇，却表现出很忧郁的样子，说是想哥哥了，所以过来看看。舜丝毫没有芥蒂，仍然对弟弟友爱如初，并且侍奉父母愈加谨慎。有时候他也会为自己的处境悲伤，孟子曾提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的故事，认为这是“怨慕”，所谓“怨慕”，大概是一种既爱父母，但又因得不到父母的爱的那种既悲伤又自责的心理。不过，舜对父母的孝，对兄弟的悌，则是始终未变，“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史记·五帝本纪》）。《史记》说舜“年二十以孝闻”，或许正是因他孝的名声广为传播，才获得帝尧的关注，并最终授予帝位。在即帝位后，他并没有报复他的家人，反而是与他们分享自己的荣耀，《史记》说：“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对父母一如既往地孝，而且还封弟弟为诸侯。舜为人孝悌的故事影响深远，“孝感动天”，成为二十四孝之首。后世以此为素材还形成了许多文学作品，如敦煌文书中的《舜子变》，在焚廪、掩井故事之外，进一步丰富了故事情节，给人以文学的感染力。
舜帝注重以德来感化人，以仁爱来团结人。在舜尚在民间的时候，他以和字当先，和以处众，得到了人们的普遍信赖，从而获得很高的威望。尧将二女嫁给舜，并使九男与其相处，他都能将这些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使二女“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史记·五帝本纪》）。据《史记》和《韩非子·难一》记载，舜在历山耕种的时候，农民经常相互侵犯已经划定的田埂，舜则尽力为他们调解，没过一年，大家都争着让出田埂，再也不争了。在河滨打鱼时，人们都争着在水中的高地捕鱼，舜到了一年之后，引导他们分别长幼之序，让年长的人占水中高地。东夷制陶器的人做的陶器粗劣不结实，舜便去那里制陶器，一年之后，大家的陶器做得都很坚固。在他的倡导和感召下，大家都喜欢跟他住在一起，他住的地方“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所以孔子感叹说：“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舜继承帝位之后，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也非常注重以德来感化人，而尽量不酿成战争。对于南方的三苗问题，各类史籍有不同记载，有的说是征伐，有的说是感化。《舜典》称“窜三苗于三危”，《大禹谟》载大禹出征三苗，但后来益评价舜说：“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诚感神，矧兹有苗。”因此舜最终还是主张以德化人，“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儒家一向主张柔远人，因此这一做法受到后世儒家的大力赞扬，甚至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美化，如《韩诗外传》卷三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其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舜主张以德服人，而将禹描写成舜的对立面，主张征伐，从而凸显了舜的仁和政策的有效性。总体来说，舜对于妥善处理华夏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作出了较大贡献，实现了北方华夏集团、东夷集团与南方苗蛮集团的大融合。《史记》记载舜统治时的疆域时说：“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这正是儒家天下一家的宏伟理想的写照。
舜不但具有孝悌仁爱之心，而且是一个充满智慧、勇力和才干的人。对于父母的恶劣态度，他采取既机智又不失孝道的办法来处理。《史记》称“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父母想杀他杀不了，而需要他的时候又常常侍奉在侧。《孔子家语》记载了舜父瞽叟打他的时候，“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这是一种非常机智的做法。在治国方面，舜的智慧和才干更是非一般人所能及。帝尧曾以多种方式考验他的能力，“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登位之后，他的治国才能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任用贤能，举用“八元”“八恺”，任用禹、皋陶、契、后稷等一大批能臣，设官分职，各司其职，把所有的事务都安排得秩序井然，使农、工、商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使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第二，完善了一大批制度，“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完善历法制度；“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完善祭祀制度；“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完善了诸侯朝觐制度；又通过四季巡狩，完善了巡狩制度；创设考绩办法，开创了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的考核方法，为后世所长期继承使用。这些制度都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三，坚持德主刑辅的治国策略，在主张德化的同时，完善了“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的刑罚制度。勇于同凶恶之人作斗争，曾建议帝尧“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并且对于帝尧时未能除去的浑沌、穷奇、梼杌等三恶族，以及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舜将他们流放到边远地区，从而使国家政治变得清明。儒家在主张仁爱的同时，也主张以刑罚来作为治理天下的辅助手段，在这一点上，舜可以说是一个典范。
总体来说，舜在儒家那里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完美的形象，是古代圣王的典范，《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孟子在其书中不厌其烦地多次称道舜的高尚品德和丰功伟绩，“言必称尧舜”，其实“尧”只是虚词，准确地说是言必称虞舜。据杨伯峻先生统计，《孟子》全书讨论到舜的地方达90余处。出土郭店简《唐虞之道》也着重提到“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在《大禹谟》中，舜对于治国、修身，提出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说法，如“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而其中最有名的是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后来成为宋明理学家性命学说的主要经典依据。